巴金,永远的《随想录》_随想录巴金

发布时间:2020-03-22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      重返巴黎与《随想录》      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他离开巴黎回国正好整整五十年。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问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周,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也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重返法国的准备和行动,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他的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
  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关联,巴金是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行为,有那么深深的内疚和痛苦。时光流逝,尘埃落定,他仿佛忽然间发现自己竞走了一条如此漫长的曲折道路。
  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一个又一个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他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以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应尽的历史责任,达到了了的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讲真话”是痛苦后的涅?
  
  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还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忏悔意识、从人类范围反思“文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泯得无影无踪。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自己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没有如此强调道德人格的人,纵使有过与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写不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而被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他为历史而活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
  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当时,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缄口不语。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点也必须强调指出,《随想录》是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与内地相比,那里少了许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断地遇到批评,文章甚至遇到开天窗的厄运。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21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光芒。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
  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书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称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
  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将伴随着历史一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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