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 [聚焦2011年“三农”难题]

　　专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自然灾害频发重发、农产品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外部环境非常复杂的严峻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极不寻常的显著成就。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要按照“大兴水利强基础、狠抓生产保供给、力促增收惠民生、着眼统筹添活力”的总体要求，做好农业农村工作。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抓住薄弱环节，以“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提出了力争通过5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局面的目标。针对中央一号文件的新内容，结合当前的自然灾害、水利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农产品价格、转基因作物生产、农村土地问题等一系列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请他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
　　干旱不会对粮食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报道：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山东、河南等粮食大省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旱情，这是否会对今年的粮食安全生产和粮价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陈锡文：一段时间以来的旱情对中国的粮食生产一定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太大。第一，旱情影响的粮食作物的比重有限。现在地里的冬小麦是今年6月份的夏粮，正常年景下，每年播种3.4亿亩冬小麦，占全年的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不足20%。夏粮的产量大约是每年2400亿斤，去年粮食总产量是10916亿斤，冬小麦的比重仅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2%左右。第二，受灾是局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北、陕西和甘肃八省。这八个省是我国冬小麦的主产区，播种面积超过2.7亿亩，约占全国冬小麦播种面积的80%。年初的受旱面积大概有1.1亿亩，占全国冬小麦总面积的1/3，而冬小麦的总产量不到全年总产量的1/4，这两个数字相乘只有1/12。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对抗旱工作高度重视，在春节前后连续召开两次常务会，中央财政也拨付了129亿元用于八省抗灾。目前，受旱面积已经减少到2800万亩左右，春节以后受旱面积的75%已经缓解了。
　　目前，全球粮价已经突破2008年的最高点，谷物交易市场的主要粮食品种小麦、大米等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但国内的粮食生产和市场供给始终比较稳定，所以价格上涨也有限。到目前为止，今年以来的中国粮食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不到20%，这与全球100%的涨幅相比，还不到1/5。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政府将采取多种措施，尤其是改善流通、加强价格监管、保证对低收入者的物价补贴等，通过这些措施，我相信中国的粮价会基本保持稳定。当然，由于成本的上升、气候因素等原因，不排除粮价徐徐上涨的情况。而且粮价涨一点，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有好处的。
　　
　　中国报道：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和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但每次在探讨这些天气情况对农业的影响时，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在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为什么还在如此规模庞大地“靠天吃饭”？
　　陈锡文：我们现在的粮食播种面积大概是16多亿亩，而我们的灌溉面积接近9亿亩，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8%，还有52%是没有有效灌溉设施的，这52%的地属于靠天吃饭。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做到有效灌溉面积在50%左右，无论是旱还是涝，就能够保证产量，粮食基本上就稳定了。
　　有效灌溉面积也不是光靠投入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源。所以，没有水的地方不搞水利，重点要发展旱作农业。目前，江苏的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重是70%多，因为它既有经济条件，也有水源保障，但是到新疆，再怎么弄也不可能把灌溉面积提高到这个水平，包括黑龙江西部的丘陵地区，建水利的成本非常高。从这个角度去看，建设水利必须要因地制宜。
　　当然，我们还有节水余地。比如，华北地区是冬小麦的主产区，主要是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一次要100立方米的水，一季冬小麦在地里长8个月，最少需要浇4遍水，就是400立方米，这400吨水灌下去才能打出400公斤的小麦。但是，如果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喷灌，1/4的水就够了。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余地。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人均每年就是2000立方米的水，要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必须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推进农村水利改革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报道：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与“三农”高度相关，并且以“水利改革发展”作为标题。为什么今年中央如此重视水利建设？目前国内水利设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陈锡文：应该说，我们现在农田水利方面的老本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时期攒起来的，全国8万多个水库绝大多数都是小型和微型水库。在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县级和县级以下的水库，基本上都是靠农民肩挑、车推修起来的，维持了我们近半个世纪。1998年发生大洪涝灾害以后，国家对大江大河治理的投入力度很大，所以过去几年大江大河基本安然无恙。
　　现在的主要问题突出在“三小”问题上。一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过去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两工”。进入新世纪以来，外出就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而且，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们从2000年开始进行税费改革试点，取消了过去的“两工”（积累工、义务工）。现在这个环节出现了真空，导致很多小型和微型水库老化失修，效率降低。所以，这次就特别强调把小微型水利建设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同时，农民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完全依靠政府把水引到地里不太现实，自己也要投入劳动工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幸福的生活。前年我们去云南省调研，他们通过财政奖补农村一事一议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拨点钱，然后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把东西修好。去年中央财政下拨了100亿元，今年会进一步加大力度。这块能够得到加强，有效灌溉面积才能得到保障。二是中小河流和大江大河的支流。近年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方面，需要加大投入，加固堤岸，清淤疏浚，使治理河段基本达到国家防洪标准。三是中小型的病险水库。要加快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步伐，尽快消除水库安全隐患，恢复防洪库容，增强水资源的调控能力。
　　
　　中国报道：一号文件出台后，很快有学者和媒体对水利设施建设这项庞大工程的投资主体都十分关注。您认为，要切实加大投入，会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陈锡文：从2011年到2020年，总的投入规模是4万亿。总体投入规模和年度的投入规模比现在要翻一番。首先，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投入，重点支持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山洪灾害防治、农业综合开发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项目建设。第二，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中央预算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满足大规模水利建设投资需求，中央将大幅度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中央预算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第三，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的比重。经听取各方意见，提出从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此外，国家还将通过完善水利建设基金政策，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从城市建设维护税中划出一定比例等筹集资金。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靠卖地
　　中国报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人口的青壮劳力基本都成了城里的务工人口，给土地和城市都带来很多新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个群体的未来？他们的归宿与根基还是农村吗？
　　陈锡文：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与上一辈确实很不一样。过去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追求比较单纯，赚点钱就回去。现在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比较高，有自己的追求，而且相当一部分不打算回去了。甚至有一些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也很难再回去。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社会公平对待的意识都要比过去强。这些变化，给社会管理都提出挑战。
　　最近，各地城市都在考虑如何通过户籍改革的方式让具备条件的农民能够有机会在城市落户。这说明各地政府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度确实很大。积极稳妥推进户籍改革，要考虑就业、住房、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保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建设和城市自身的承受能力等问题。要更多地发展中小城市，通过合理的经济布局和产业布局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人才能自由迁徙。户籍制度只是一个管理手段，其他的社会福利应跟户籍脱钩。在这个问题上，要锲而不舍地做大量工作。政府给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是责任，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要靠经济社会发展，而不能靠卖地。农民的户籍问题必须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完全分开。
　　
　　理性看待农产品价格上涨
　　中国报道：当前通胀形势严峻，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又不至于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有效机制？
　　陈锡文：2010年农民增收比较多，比2009年增加了766元，达到历史最高。而且农民收入增幅10.9%，增长幅度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很大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和最低工资保障水平的提高。现在农民的主体收入中，大概家庭经营收入占50%，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占40%。农业有两个特点：一是资源非常有限，要增产就要有更多的投入；二是农产品对消费者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要兼顾好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财政直接转移致富，对农业进行支持保护，另一方面，要导入市场机制，形成一个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今后一段时期，农产品的价格处于一个波段的上升期，今后还会缓缓上升，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进入平稳期。
　　
　　转基因产品投入市场需慎重
　　中国报道：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发放了一个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在各界对转基因食品还有很多争议同时各项评估尚未充分之时，应对转基因食品及其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持何种态度？
　　陈锡文：我们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是很清楚的，一共有三大原则：第一，转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中的前沿领域，作为一个努力追求自身发展的国家，加强转基因问题研究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生物科学家的责任；第二，转基因产品能不能大规模生产，能不能投入市场，要有非常严格的检测和评价过程，因为确实有很多结果是说不清楚的；第三，如果有关的机构认为没有问题，一定要跟消费者讲清楚，让消费者有充分的知情权，确保他的选择权。
　　现在我们国家的转基因作物，最大规模的是棉花。棉花转基因是为了防止棉铃虫，用药的污染成本很高，通过转基因技术就能够避免。因为棉花不是吃的，问题不大，大家也没有太关注。现在比较关注的是转基因大豆油，进口的量越来越大， 2010年就有5480万吨，但是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基因是蛋白质，植物油里面没有蛋白质。但问题是，很多大豆做了饲料喂养动物，老百姓吃的油里面没有转基因，吃的鸡鸭鱼肉里就可能有，但是它被转化了，如果检测出这些动物吃了转基因的东西之后性状发生了变化，就要注意了。
　　前沿科技一定要往前推进，但是作为生活用品，尤其是给老百姓提供的食品，必须保证安全。如果讲不清楚，就得让老百姓自己选择吃不吃。对转基因水稻，目前并没有批准商业化种植。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中国报道：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可是在很多地方，一方面，土地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唐僧肉，非法占用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有农场的规模经营，都是自然村的集体土地，分地到户，但现在以户为单位的经济体基本上不能再靠土地生存下去，所以土地在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大量闲置。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陈锡文：土地对农民来说有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这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地方。其次，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有了这块地，他就不用怕失业，不用怕饿死。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他们的合法权益，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的基础上，留在农村的人口会越来越少，而农户的经营规模则会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组织农民自愿发展自己的专业合作社，完善其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通过各种方式为其提供社会服务，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目前城市的农民工大概有1.5亿人左右，这其中有部分虽然目前人不在家，但将来仍然要回去，因此地不能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的现代化提出了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一些地方出现了误解，片面地追求规模和效益，引进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租赁农民的土地直接进行大面积经营。据调查，很多公司进行的土地规模经营并没有种粮食，而是种水果、蔬菜或药材，还有的在农村办旅游，这样就转变了土地用途。这些现象需要再观察，但不能让其盲目地蔓延，要保护农民的主体地位。
　　
　　中国报道：最近有一本关于农村的书很火，《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重新回到家乡，半年多后，她说出了自己的感触：乡村还没有完全陷落，但它已千疮百孔；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赝品。似乎当下，城里人和农村人发生了某种错位，当城里在拼命提倡自然教育的同时，农村的孩子，要么离开农村，留守的部分也越来越远离自然。您觉得，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陈锡文：她讲的有道理。乡村是一个特定的现象，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乡村。全球农业经济是两大模式：一是传统的农业，就是我们亚洲、欧洲和中东的一块地区，开发的历史非常长，有的地区的农业文明在七八千年以上，其特点就是地少人多；二是新大陆农业，主要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到现在不超过五百年的开发历史的地区，包括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其特点就是人少地多。在农业农村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区分这两种模式。村庄结构是传统国家的底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一部分村庄确实会慢慢地衰落下去。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不能像征地一样，一下子就把根拔了。而且，走了的人和留下的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探亲都是往老家去，往农村去。认识到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存的问题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不到位。我到大量的传统国家的农村去看过，最经典的是日本，他们的铁路、高速公路都修得很好，农民的数量只占全国总人口5%，但是住在农村的人占20%多，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住在农村却不是农民，这种现象，可以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村不衰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就成为了一个宜居的环境。土地在农村是社会组织的载体，是传统文化、民族文明的载体。一部分村庄消失是必然的，但需要好好处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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