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光影博物馆 博物馆的未来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窗口，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形象的代表，同时还是人民了解历史文化、启迪人们心智的教育场所和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1905年，清末甲午科状元张謇在南通建立了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最具近代博物馆意义的博物苑。
　　在中国，随着公众日常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攀升，博物馆正在步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截至2010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各类博物馆有3020座，但普遍是官办性质，筹资模式也较为单一，以财政投入为主。目前已有1700余个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免费开放，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58%。2008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共计拨付52亿元，对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进行补助。与此同时，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博物馆经营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对现有博物馆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
　　
　　博物馆改革起步艰难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改革指导处副处长郭长虹认为，中国当前博物馆的发展，第一推手是地方政府对建设纪念碑性和地标性建筑的冲动；第二是某一行业对行业记忆的追述，由此促进了行业博物馆的发展；第三便是民间收藏群体的壮大，带动了民间博物馆的发展。
　　郭长虹所说的三种推力所造就的博物馆的发展，其实与公众的需求并不合拍。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带有事业单位身份的国有博物馆乃是主体，自其诞生就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例如策划一个展览，是层层下达的政治任务，而不是源于公众的文化需求。”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张建新说，大多数国有博物馆的馆长是由行政体制任命的，博物馆对人事制度等都做不了主。在传统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下，业内对博物馆的运营状况有着很多自嘲的说法。诸如“经费靠财政，组织靠发文，观众靠上门”；“老面孔（陈展不变），老地方（展所不变），老腔调（说教方式不变）”；“一流的展品，二流的展览，三流的服务”，等等。
　　长期依赖财政拨款，而文博单位又相对弱势，全国大多数的博物馆运营经费严重不足。此种背景之下，一些博物馆开始引入市场化机制，寻求多元化的经营收入。例如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策展，增加门票收入；开发周边产品，进行特许经营；运营餐饮休闲场所、出租场地；转让文物保护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等。
　　市场导向给博物馆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由于有关部门对博物馆运营规则和收益分配监管不到位，从而导致了在资源的分配上出现了较大的寻租空间。寄生于博物馆的各种关联公司，与博物馆的关系盘根错节。而另一方面，博物馆从运营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公开透明，经营性收入转而成为部门小金库的案例比比皆是。今年上半年，包括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在内的一些重点文保单位建会所、会馆的案例即是明证。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博物馆是属于非营利事业，相关负责人在投资前一定要有此心理准备和意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亦表示，国家文物局对于文保单位进行经营性服务的态度是一贯的。一方面，积极鼓励有条件的文保单位将其管辖的博物馆、保管所等开辟为观众游览场所；另一方面，博物馆和文保单位获得的这些收入，一律视作事业性收入，应当实行收支两条线，禁止将经营收益作为利润的分配，必须将之用于与文物保护有关的事业。
　　“我认为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公物，而公物是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何兵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他认为，之所以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是因为这些单位享有一定的特权，不能为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服务，而应是公众共同享受。
　　
　　第一座农民自建博物馆
　　2000年8月8日，全国首家农民自建的博物馆“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指挥村正式开馆。其核心就是曾在全国考古界轰动一时的秦公大墓，它的发掘创下5个全国之最，发掘后却因历史的因由而沉寂13年，尔后当地农民自筹资金在大墓遗址上建立起全国首家民营博物馆，使之再次受到国内广泛关注。
　　从1976年11月被发现开始，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会同南指挥村村民，对秦公一号大墓进行了10年发掘。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墓内186具殉人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例证，大墓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文字多达180多个。
　　由于资金不足，被幸运发现并成功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和进一步开发，1986年的考古发掘结束后，秦公一号大墓的墓室用沙土回填保护起来。时任南指挥村村支书的赵生祥清楚地记得，考古队连夜撤离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文物大部分被运往省历史博物馆及秦兵马俑博物馆异地保存。大墓因此而沉寂下来，一等就是13个年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文物局《民办博物馆暂行条例》出台，这促使赵生祥有了集资建设秦公大墓遗址博物馆的想法。“当时我们这儿很荒凉，但每年却有大批的学者和国外的考古人员来大墓参观。这么重要的文物古迹和我们的保护措施显得很不协调，如果修个博物馆，不但保护了文物，还能利用这个资源搞点旅游。”赵生祥说。
　　在赵生祥的努力下，全村580多户中，最终有60户参与了集资开发大墓的项目。集资户少则千元，多则几万元，据赵生祥说，当时融资近70万元，加上征地、劳务抵资，全村共投入了约250万元。2000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全国第一个农民自建的博物馆建成开放。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友人先后来博物馆参观，各地游客也慕名而来，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一时间成为游览胜地。
　　开馆后运营了7年后，这座博物馆却在从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的转向过程中，因资金不足而面临无力继续开发，甚至连遗址保护也受到影响的尴尬境地。这个民营博物馆遇到了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年均游客量在5万人上下，博物馆年收入不到10万元，但用于非文物保护的基本维持费用就要5万多元。由于难以为继，2007年9月18日，这个首座由农民集资兴建的博物馆正式更名为“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收归当地文物局管辖，成为了国有事业单位。
　　从“民营”到“国有”，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经历了7年的坎坷经营，它在运营模式以及对文物遗址保护与开发方式的探索上，都曾走在全国前列，为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的新体制作出了积极实践。但其最终因民办力量不足，仍旧回到了“国家保护为主”的体制中。这给我们提出了问题，由民间筹资建立博物馆是否可行？
　　尽管当前民办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强劲，但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资金筹措问题”似乎成了难中之难。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章程规定，博物馆是以不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正在审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博物馆条例》也规定，博物馆是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以“收藏、保护、展示”为手段，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于是，如何在保持公益性质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对民办博物馆来说就成了“生存还是毁灭”的难题。原国际博物馆协会执行局执行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李象益就指出，目前很多民办博物馆前台是博物馆，后台其实是个经营实体。如果是通过经营活动来弥补事业费的不足，是允许的；但如果是以营利为目的则违反了博物馆的公益性，是不允许的。
　　去年，由国家文物局、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国家文物局、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民办博物馆是为了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由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依法设立并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由于非营利机构运行机制的缺失，而使民办博物馆的身份定位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局面。
　　
　　免费只能是改革的开始
　　2003年年底，浙江省率先宣布其公立博物馆逐步实现全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免费开放的政策由此逐步在全国推开，并在2008年初全面启动。截至2009年底，全国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达到1743个，约占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的77%。2008年至2009年，接待观众8.2亿人次，平均观众量比免费开放前增长50%。
　　毋庸置疑，博物馆的免费开放，不仅仅在于降低了经济门槛，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政府提供给市民的一种文化福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公众尝到了免费的甜头，博物馆也更彰显出公益的本色。张建新表示，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政策。
　　免费开放对中国博物馆界也是一次“大考”。 除了陡然增加的客流量给各个博物馆的接待、运营带来强烈冲击外，前所未有的财政投入，也可能产生“钱越花越多，效率越来越低”的反作用。
　　比如，门票的费用由政府代为支付，但并未有精确统计管理，往往是由博物馆上报一个约数，博物馆自身也因此失去了精心策展、改善服务来吸引观众的动力。财政埋单，多是任务型消费，如果缺乏精细化管理的资金投放，不仅不能推动博物馆管理机制的改革，反而增加了这类事业单位在资金和人事上对行政系统的依赖，从而阻碍改革的推进。
　　有多位学者指出，作为公共机构的博物馆，更应从其管理机制上体现其公共性，让整个博物馆在其发展规划、具体的展览策划、服务的提供等方面，都能够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与对话，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非以行政需求为导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认为，国家文物局这些年一直推动博物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如对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评估，是否建立了理事会制度，即是考量博物馆组织管理的重要指标。
　　与中国的事业单位管理机制截然不同的是，国外的很多公共博物馆都采取了理事会制度。以大英博物馆为例，理事会实行宏观管理，主要负责制定博物馆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对博物馆财政收支情况实行监管，审查、批准和检查博物馆馆长执行计划，并提名博物馆馆长人选等。日常管理主要由博物馆馆长负责，并接受理事会的监督和检查。
　　张建新说，有人提倡学习欧美设立董事会或者理事会制度，有的博物馆则改由宣传部管理，但前提是有一个共识，即改革必须有利于博物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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