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下_黄鹤楼古诗崔颢赏析

　　 我在黄鹤楼下搬过七次家。每搬一回，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希望这次看不见它了。但事实是，无论怎么搬，它总在我视线内。现在，我终于明白，不是我在看它，而是它在看我。“黄鹤楼已经与我的内心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坦承，“做一个文人，尤其是一个诗人，最好不要生活在黄鹤楼下，更不要轻易地去爬它。”
　　 最早的时候我住在这座院子里的一间阁楼里，14平米大小，有一扇朝南的窗户，可以看见制药厂的烟囱、大片灰白色的水泥建筑、散漫无序的民居，以及造船厂大型机车的猩红吊臂……只有站在楼梯口的公共盥洗池窗前，才能看见北面的黄鹤楼，仿佛它有醒目提神的功用。为了多看几眼，我时常在池边磨蹭。也就是在这种逼仄嘈杂的环境中，我完成了由单身汉向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角色转换，在一堆鸡毛蒜皮里愈陷愈深，也挣扎得越来越起劲。几年后，我搬进了一间17平米的套间，一扇窗朝西，一扇朝北，由于楼层不高，只有在大型节假日里才可以看见从黄鹤楼顶上散发出来的光晕，和那一簇簇一边盛开一边熄灭的焰火。现在想来，那是我与黄鹤楼最为疏离的时日，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要么是，它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中？这肯定也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疯狂的一段日子，我把自己固定在朝向幼儿园方向的写字台前，心无旁骛，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时间在流逝，黄鹤楼以其固有的姿势踞守着属于自己的荣光，而我在这座曾隶属于两湖书院的院落里一次次腾挪，从17栋搬到25栋，又从25栋搬到24栋，直到最近一次搬入9栋……在一次次的搬迁中，黄鹤楼从各个角度向我展示着它的旧貌新颜，它忽隐忽现，忽高忽低，出没于我的视野。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它耿耿于怀，看不见它的时候想它，看见它后又想忽视它，为什么？
　　 很久以前，我曾陪一位来自越南的年轻汉学者爬过一次黄鹤楼，当我们上去又下来后，我问她的感受，她回答说：人太多了。显然她是答非所问，但我却觉得她回答得很妙，因为在她那里，黄鹤楼终于被还原成了一座建筑，不过是一座塔楼，高于我们的头顶，适于登高望远罢了。而在我们这里，黄鹤楼被附加了太多的内容，以至于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它，它都给人以无精打采之感，而非展翅欲飞之势。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曾经写出过“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样美妙诗句的李白，真的会恼羞成怒到“一拳打倒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而所谓“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说法，不过是后代文人骚客为自己才华匮乏所作的开脱而已。问题还在于，类似的开脱已经慢慢演变成了新的文人传统，使后来者逐渐丧失了文学的原创能力，一任奴性滋生泛滥起来。
　　 这么多年，我的生活一直在围绕着黄鹤楼打转。从解放路到民主路，从彭刘杨路到小东门；抑或，从张之洞路、首义路、复兴路，到大东门、中山路、中华路……我和你一样，像个陀螺，越转越慢，终至停了下来，站在这里，远远地看上一眼它，然后默默地回到宽大的书桌前。如果没有疾驶的车流、拥挤的人潮，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甚至可以闭上眼睛穿街过巷，信步登上楼顶。对黄鹤楼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拥有，恰恰相反，越是熟悉它的人越是疏远它。曾经有将近三年时间，几乎每天下午，黄昏，我会拎着保温饭菜盒，从家里出发，步行至黄鹤楼下的实验中学，去给女儿送饭。为了打发途中的无聊，我发明一种计数法：数着步子去学校，或计算着时间去学校，譬如，有一天我走了3068步，而在另外的一天，这个过程花去了24分钟……我发现，没有一天是雷同的。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同样的结果，过程却千差万别。由此我断定，天天如此并不是重复，而是一种推进。有一次，我在返回的路上，在司门口人行天桥上，抬头打量近在咫尺的黄鹤楼，桥下依然是川流不息的车辆，行色匆匆的人群，头顶是淡淡的夕光、稳重的云层，我看见黄鹤楼朝东北方向翘起的那一角楼檐，树梢在轻晃，一列快车正将自身的力量通过铁轨远远地传递过来……那一刻，我竟有了一丝感动，为这庸常而不知所踪的人生感觉到了生而为人的些许欢快。
　　 “连江水都改变了颜色，我们干吗/还要写诗？/你拍打着这一切，仿佛灰尘/需要安慰，大地上全是你的亲人”。这是1999年我写给小说家李修文的题为《黄鹤楼》的诗中的几句，那时他刚从东瀛转道东北，回到武汉。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我们一干人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个荒唐而快活的夜晚：凌晨过后的电话铃声，清澈的啤酒以及干净的牌局。“我们干吗还要写诗？”这是个问题。但只有当我逼近四十岁时，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才如此真实具体地凸现出来。无数个夜晚，我推开门窗，星月皆无，惟有这样一座高楼雄踞于蛇山之巅，它不是传说中的大鸟，不是李白的沮丧，和我此刻的迷惘，那么，它是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湍急的青年过渡到了平缓的中年，谁也不曾留意到我的改变，惟有它见证了一个写作者无以名状、难以遣怀的悲伤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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