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文物收藏家【京城“文物案”,缠住“刘老根”】

　　2011年8月16日，本山传媒集团投资的刘老根会馆，在北京前门东路的小江胡同热热闹闹开业了。当天，文艺界的各路大腕儿云集捧场，会馆一时风光无限。但很快，刘老根会馆就被举报涉嫌破坏文物。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人士曾一智向北京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文委”）、北京市文物监察执法队实名举报，称会馆对范围内的晋翼会馆、乾泰寺、柳祖祠等三处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
　　
　　北京刘老根会馆是怎么来的
　　赵本山庞大“商业帝国”的根基，是拍摄于2002年的电视剧《刘老根》。赵本山有意识地在剧中穿插大量二人转表演，将这种古老的东北民间戏曲形式全方位呈现于观众面前，也在全国刮起了一阵“二人转旋风”。
　　二人转越来越火，赵本山的徒弟越收越多，如何使团队规范化、产业化成了问题。2003年，本山传媒的前身、由赵本山任团长的辽宁民间艺术团成立，以演出东北二人转、喜剧小品为主。同年，二人转剧场刘老根大舞台在沈阳的黄金地段开起了第一家旗舰店。赵本山用拍电视剧赚的钱打造二人转剧场，让弟子们登台表演，演得好的再去演电视剧，出名了再带动剧场的发展。极低的人员成本和高额的利润回报迅速形成了产业链，刘老根大舞台在东北迅速扩张到8家连锁剧场。赵本山也开始盘算“进京”了。
　　为了找到最佳地段，赵本山的团队用3年半时间，最终敲定前门东路上的一处古建筑阳平会馆，又投资3000万元将其装修出浓郁的东北特色。2009年5月，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正式落户。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剧场一时间一票难求。而据当时媒体报道，刘老根大舞台正是原崇文区文委领导引进的。
　　2011年，为了与北京刘老根大舞台配套，本山传媒开始向餐饮业进军，斥资6000万元在临近刘老根大舞台的地方建起了刘老根会馆。会馆占地近万余平方米，除了一栋临街的3层楼是新建筑，其余部分则是租借、改造、利用了6个四合院，并分别取名为“二人转大院”、“八大锅大院”、“马大帅大院”等。有报道称，在这里吃饭价格不菲。“八大锅大院”订餐的消费标准是，4人套餐最便宜680元，包括拍黄瓜等四道凉菜、咖喱牛腩锅一道热菜以及4人份的主食、甜点；最贵的则需3680元，包括泡椒凤爪等四道凉菜、炖河豚鱼锅一道热菜、4人份虫草炖肉汁汤和主食甜品各一份。而想在“二人转大院”就餐，得提前预订，整个院子只有一桌，能坐8位，中午人均最低消费1000元，晚上人均最低消费1600元，结账时还需支付10%的服务费。
　　
　　“明星会所”如何“破坏”文物
　　举报人曾一智57岁，现居哈尔滨，退休前是《黑龙江日报》资深记者。因为出生在北京的胡同，她一直对北京的古建筑和院落有着极深的感情。从1998年起，曾一智就开始为保护黑龙江、北京等地的文物奔走，被称为“笔战”推土机的民间文保人士。
　　曾一智举报刘老根会馆破坏文物，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第一，涉嫌在装修中破坏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山西翼城人士出资建造的布商行业会馆――晋翼会馆的文物原状，拆除第一进院落中的原有建筑，添建与原建筑完全不同的新建筑；第二，涉嫌改变始建于明朝的乾泰寺、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道教祠堂柳祖祠的原有格局，柳祖祠西侧还添建了影响文物历史风貌的青砖建筑物。这3处均属不可移动文物，按照我国相关规定，一旦一个建筑物或遗址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应受到主管机关监管，未经许可，包括所有者、使用人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以任意变动、修改。
　　为了说明情况，曾一智在讲述她的举报经历之前，决定带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前往现场看一看。2011年9月17日傍晚时分，曾一智和记者沿北京前门东路与珠市口东大街的交汇处向北，步行几分钟，便看到马路西侧的一片建筑：坐北朝南、顶着“吃大席、唱大戏”6字霓虹招牌的是刘老根会馆；坐西朝东、被两座红色大牌楼簇拥的是刘老根大舞台。另外一些院落，也都被饰以朱红的大门、镏金的牌匾。当天是周末，刘老根大舞台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前来吃饭、看戏的人。
　　“这里就是乾泰寺。”刚靠近刘老根大舞台前面的小广场，曾一智便端起相机，一面小声提示记者。顺着相机镜头的方向，记者看到一个院门紧闭的小四合院，除了大门上方牌匾上写有“二人转大院”5个字，院子四周灰色砖墙上看不到任何标记。曾一智介绍说，乾泰寺原是供奉释迦牟尼的佛教寺院，本来在原崇文区冰窖斜街33号，因为街区扩建和道路改造，其主殿2006年迁建于此。据原崇文区文委公布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名单记载，乾泰寺占地面积418.4平方米，建筑面积312.9平方米，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但现在，正殿被改为餐厅，院内也搭起了罩棚，北墙还开了一道与刘老根大舞台相通的门。
　　紧挨着刘老根大舞台售票处和入口北侧的，就是晋翼会馆第二进院落后墙。曾一智介绍说，晋翼会馆坐东向西，大门内有南北对称的两个小四合院，后院正中有一神殿，供奉神像，两侧各有厢房，但现在，这里成了破坏最多的地方。她指着一扇紧闭的红色垂花门说：“这里的原住民告诉我，过去，神殿旁有一间小东房，东房与南房之间是一条1米宽的过道，院子也绝对没有后门……这里已经被乱改一气：过道里空空荡荡，只在西侧做了个特别拙劣的小影壁，影壁后边还伸出个木质的博风板，让人怀疑这个建筑物是否也是新建。小东房则变成了这个垂花门。按照中国古建筑传统，垂花门只能出现在四合院的内院门口，而不能作为临街的院门，就像一个人不能将内衣穿在外面一样。”
　　隔着一条数米宽的小道，与晋翼会馆东西相望的是柳祖祠。据史料记载，柳祖祠约建于清光绪年间，有享堂三间，两侧配房各三间，占地面积258平方米，建筑面积148.9平方米。这里本属家庙，现在成了刘老根会馆的一个“大院”。从地理位置上，它好像被刘老根会馆的“L”形建筑揽在怀中，二者间又有一扇门相互连通。在曾一智的指点下，记者从柳祖祠西北角回望，便能轻易看到三条直径近一尺的排烟管道顺着祠堂外墙直通刘老根会馆的楼顶，排烟管的金属光泽在一片古旧院落中显得格外突兀。
　　为了让记者进一步了解整个建筑群的现状，曾一智又带记者来到她的一处“秘密制高点”，站在这里，记者能清晰看见晋翼会馆西侧外墙上，还赫然留着两个白色气窗。
　　一场举报战
　　很多媒体将曾一智举报晋翼会馆被破坏的起点定为今年8月刘老根会馆开业后。“但事实上，这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个片段。”离开现场，曾一智向记者梳理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时间可以回溯到2005年12月。
　　“当时，北京的文保志愿者跟我说，前门地区正启动拆迁，我于是急匆匆地从哈尔滨赶到北京。”稍事休息后，曾一智便展开调查――先到拆迁现场拍下不同地段的拆迁公告，再从网上下载崇文区公布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不可移动文物）名单和挂牌保护院落名单，相互对照，一一确定。也是在那个时候，她第一次拍下了晋翼会馆的原貌，并和两位志愿者一起，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委”）递交了一份呼吁整体保护前门地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议书。
　　2006年1月，曾一智统计后发现，崇文区80处挂牌保护院落中的61处，以及57处不可移动文物中的41处，都出现在拆迁名单中。她于是又连续给国家文物局、北京市规委和一些国家级文物专家发了十来封特快专递，呼吁整体保护。当年两会上，8位政协委员联合递交的一份《挽救保护北京前门历史文化街区》的提案，就用的这个数据。文物专家谢辰生为此多次赴现场调查，并与原崇文区政府领导沟通，得到“一个都不拆”的承诺。
　　此后近6年，曾一智往返北京30余次，一面考察各区面临拆迁的不可移动文物、挂牌保护院落的现状，一面与各城区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打交道，递交文物认定申请、举报文物被破坏事件……这个过程中，前门东片的鲜鱼口历史文化保护区成了她的重点“关注对象”。
　　2011年2月，围挡数年的鲜鱼口开街，曾一智发现，在这片保护区核心范围内进行的新建扩建，几乎将所有历史建筑都拆除了。她立即向市规委举报。3月23日，在市规委主持召开的第三次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论坛上，曾一智再次就此提出质疑。
　　7月29日，曾一智来到前门大街，找到几个制高点，想观察一下自己递交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涉及的一些建筑。“可我突然发现，晋翼会馆的第一进院内，本该是过道和两个小院落的4座南北向建筑，被改成高出原建筑一层楼的东西向建筑，还有3个高高的屋顶。我将那次拍下的照片与早前拍摄的照片进行对比，发现尽管拍摄角度不同，但晋翼会馆的确被‘动’了，只是不清楚被谁‘动’了。”
　　8月2日，曾一智看到一篇报道，称即将开业的刘老根会馆将由“快乐餐厅”和6个四合院构成，她这才知道自己要举报的对象是谁。8月5日晚8时许，她拨通了东城区文委工作人员的电话。“我问，‘晋翼会馆的墙怎么没了，变成了从上贯通到地面的木构（木质建筑构件）？’对方说，他们（本山传媒）报的是做内部装修。我一听就急了，‘你快去看看吧，他们把房给拆了，另外盖了东西……”
　　文委工作人员答应，会去现场了解情况，并给曾一智一个答复。可直到8月8日下午3时许，答复迟迟等不到。曾一智将电话追到文委办公室，接电话的还是那位工作人员。“他说去现场了解过了，没有动文物本体，只是在房顶加了个罩棚。但我拍的照片上，木构明明就贯通地面，怎么可能是在房顶上加的……”两个人为此争执了许久。
　　8月9日晚，情况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本山传媒的人到哈尔滨了，说刘老根会馆在保护文物方面做得不够好，想跟我见见面，当面沟通沟通。我一听就纳闷了，这个事我只跟文委的一个人说了，他们怎么知道？”曾一智质问东城区文委的那位工作人员，要求他们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并说出是谁将她的信息透露给被举报人的。可仅仅2个多小时后，哈尔滨的朋友再次打来电话，说本山传媒的人已经知道她给东城区文委打电话的事了。第二天，东城区文委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称是文委领导要和本山传媒的人一起跟曾一智当面解释，听说她已回哈尔滨才没有往下进行。
　　曾一智认为，东城区文委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将举报人信息透露给被举报人，已不再具备案件承办人的资格，于是转而将问题反映给北京市文物监察执法队。“执法队很快便去现场调查，并认可我举报的内容是实事求是的，责成东城区文委尽快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但直到现在，他们也没看到东城区文委的调查报告。”
　　8月23日凌晨，本山传媒通过其官方网站发表声明：“为了刘老根会馆8月16日开业仪式的需要，我公司在北京小江胡同30号院内搭建临时罩棚供开业接待使用，原计划保留两周左右。但最近有相关人士对此罩棚提出异议，认为对风貌有影响。我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决定提前将罩棚拆除，现施工人员已开始动工。”
　　不少人以为，这则声明算是为举报事件画上了句号，曾一智却急了：“这涉嫌毁灭证据，必须立即阻止！首先，这个东西是不是罩棚、是否该拆、该拆到什么程度，都需得到文物部门取证后才能定论。另外，他们拆，究竟是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裁决做出的行政处罚，还是本山传媒的擅自决定？这是个法律程序问题。”
　　“8月24日晚22时33分，我都睡着了，手机又响了，是东城区文委的那位工作人员打过来的。他说，文委领导对这件事特别重视，想来哈尔滨跟我当面沟通。我说，‘咱们之前该交流的都交流过了，你们把我的信息透露给被举报人，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不跟你们见面。’”
　　第二天，曾一智得知，东城区文委针对此事进行了“情况说明”，称“刘老根会馆在晋翼会馆院内搭建的是临时罩棚，建筑主体没有损害，本山传媒开始拆罩棚、山墙，恢复原状”。“我一看就乐了，第二天就在博客上提出了8点质疑。”记者看到，在这篇博文中，曾一智提出的质疑分别涉及临时罩棚的定性、建筑主体是否被改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是否已做出处罚决定等。
　　
　　要个积极回应有多难
　　整个举报事件中，本山传媒一直比较低调。目前媒体报道较多的，是赵本山9月中旬在沈阳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事的回应：“无论社会对我怎么看，别人对我怎么看，因为你火了嘛，新闻就要多。有时候身边无形地就给你来一条，你个人都不清楚的事儿，开始自己也很闹腾。但我自己想得很开，我清楚自己没有违法，我不需要做违法的事情。一、我还是要认认真真地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二、我的事业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给别人带来快乐是很伟大的事情，我自己会反省自己哪件事情做得好，哪件事情做得过，我每一天都会想。”
　　9月20日一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致电本山传媒，在了解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负责宣传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只让记者留下电话，并承诺“等负责人回来会回电”。但截至发稿，记者未接到任何答复。
　　在8月2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本山传媒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吕明曾表示，自己对“北京那边的情况”并不清楚，并承诺“过几天肯定会有相关回复”。但9月20日接通记者的电话后，他的话比上次面对媒体时更少，一听记者来意，直接以“现在在车上，不方便说话”为由挂断。记者再拨，均无人接听。
　　而东城区文委一方，有相关工作人员在9月13日表示：虽然柳祖祠的确是文物普查登记项目，但“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刘老根会馆利用其进行经营，无需到文物部门登记备案。14日，东城区文委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关主管领导将到柳祖祠现场实地查看，了解情况。对柳祖祠外墙建设的百米长廊，“应属于宣传橱窗，不属于建筑。规划批的都是建筑”。但具体情况要询问建管科。9月20日当天，记者在工作时间内拨打文委办公电话，均无人接听。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曾一智一再提及，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也亟须确定。据媒体报道，今年8月，北京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刘老根会馆是从天街置业手中承租的晋翼会馆，但天街置业只拥有会馆出租权，而非产权。“没有产权你怎么出租？这几个院子的产权究竟属于谁？租赁收入又被谁拿走了？这些都是需要解释的。”而根据2010年崇文区与东城区合区后公布的《东城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统计表（1997―2010）》显示，柳祖祠的产权为私产，乾泰寺的产权分别为房管局和私产。
　　
　　谁来为文物损坏埋单
　　刘老根会馆对几处文物的改造及使用有没有违法？专家的态度是一致的。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彭卿云表示：“利用文物必须保持文物原状原貌的完整，盖棚罩等行为有损文物原状的完整，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文物保护法》和《北京市文物建筑装修暂行标准及管理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尽管有法律法规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文物遭到商业建设破坏的问题仍普遍存在。此前，南京的宋美龄别墅也差点变成高档餐厅。文物专家谢辰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利益驱动”是许多文物遭到商业建设破坏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当开发商和政府部门的利益一致时，后果就更为严重。南京宋美龄别墅的一名内部人员透露，从1990年至今，宋美龄别墅内的餐饮经营情况相关部门都是知道的，“以前也都没有任何说法”。曾一智也告诉记者，从2006年1月至3月，她曾举报6处不可移动文物被拆除的事件，只有3处被恢复。至今，长巷头条13号的湖北会馆（清代）依然找不到踪影；草场三条19号安徽太平县会馆、冰窖斜街15号广东平镇会馆也仅存最后一进院落的断壁残垣。
　　破坏易，维权难。谢辰生对记者说，目前文物监管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举报，以制止为主，最大限度是责令拆除、修复，基本上不涉及行政处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庆柱呼吁出台严厉的处罚机制。“有处罚的监管才是有效的监管。对文物保护的监管能像醉驾入刑一样明确，违法行为也就会审时度势自行收敛了。”
　　而在从事文保工作多年后，曾一智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4个字便是“整体保护”：“2005年，崇文区在启动所谓的解危排险工程时，提出‘人房分离’的口号，就是将原住民从房子里腾退出来，然后由政府出资修缮文物。但政府出资修完了，不能让它具有纯商业的用途。这种改造方式，只留下一条‘死街’，切断了活态的文脉。事实上，历史文化街区应该是一个整体保护的概念，不仅要保护单体的文物，也要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城市肌理和传统格局。只有做到‘人房共存’，才能传承活态的历史文脉。”9月1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在一次相关工作研讨会上，明确强调了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突出其整体价值的重要性。
　　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培根曾经赞叹：“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遗憾的是，他口中的“北京城”正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下日渐萎缩，古老建筑正沦为一些人附庸风雅、追逐商业利益的牺牲品。人们如果不对此进行反思与反省，刘老根会馆的例子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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