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 1910布鲁塞尔世博会,“赛奇”刺激强国梦

发布时间:2020-03-24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南都周刊实习记者_郑文      布鲁塞尔世博会主题 机械工业   标志性建筑:机械厅,比1889年和1900年巴黎两届世博会机械厅的展出面积还要大。展览会没有按照传统方式即原材料、制作品、机械和美术来进行分类,而划分为21组。包括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工程、电器、农业、采矿、装饰艺术、纺织品、化学工业、社会经济、妇女作品、军用和殖民地等。每一组都有监察主任和评委。除此之外还有国会厅,专供召开各类商业、学术和大型会议。
  
  1910年,陆士谔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畅想百年后的上海风貌――小说主角一觉醒来,发现世事如梦,已经大变:“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说的其实是地铁,10年前巴黎世博会时,500万参观者已经见识过该种现代化交通方式。
  1910年的世博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比利时君主立宪的历史已有80年。载泽等人出洋考察时,比利时便是终点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趁出访欧洲之机,特意前往布鲁塞尔参观世博会,却见中国馆只在展会一角,和法属越南以及一个非洲小国毗邻,规模和展品不要说和荷兰、巴西、日本等国家相比,就连袖珍小国摩纳哥也比不过。张元济忧愤不已,写下《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一文:“吾中国欲厕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
  仅从20世纪后清朝对参与世博会的投入来看,由1904年的70万银元跌到1910年的区区2万银元,大清贫弱国力之事实与知识分子、小说家们的美好设想构成了强烈对比。
  中国展在国门外丢尽了脸,不过国内,在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端方的敦促下,历经两年的奏请、计划、集资、筹备后,1910年4月至10月,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二十二行省物产之繁,五千年蕴藏之久,罗列荟萃于此”,被视为在中国举办世博会的一次成功预演。
  然而,愈演愈烈的革命风潮已不容一个跛足的王朝通过技术创意与商业推动实现现代转型。人们等不及了。在时局暗涌的北京,立宪议题一拖再拖,眼见着国会召开遥遥无期,各地“预备立宪公会”代表汇集京师,向清政府进行第四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对此,朝廷却进行了武力镇压,令立宪派深感失望。1911年,首届“内阁”终于诞生,然而强大阵容中,成员多半为皇族。清廷诚意可见一斑。至此,新政终于走到穷途末路。不少立宪党人由失望转绝望,转向了革命派。
  1910年,葡萄牙爆发革命,推翻君主独裁统治。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语境。
  辛亥革命第一仗――武昌起义于仓促间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应和,七周之内,有15个省份脱离清朝宣布独立。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以及上海商团的陈其美、李平书等发动武装起义,一日内便令上海独立。孙中山对此高度评价称“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苏报案”后一度陷入低迷的上海报界,也再次掀起了拥护革命的宣传热潮。
  上海开埠以来的特殊处境决定了它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租界与华界间形成了行政与意识形态控制的缝隙,缝隙既生,泥沙俱下,往往得风气之先。
  1910年,清末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通过了关于剪辫易服的议案。但自古以来,先行者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举措,往往会遇到民间旧有强大习俗的抵制。这股由留学生倡导的剪辫风气,几经反复,均水波不兴。1911年1月15日,由李鸿章幕僚、前驻美公使伍廷芳倡导,在上海举行剪辫大会,始有万余人观望、而仅有千余人响应。据1911年12月17日《大公报》载,袁世凯已于月中哈哈笑着剪去了清朝遗辫,“以为各界之倡”。但在上海租界内,保留油发长辫坦然过市的仍大有人在。
  1910年到1915年间,上海平均每年新增人口14万,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获得短暂辉煌。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介绍说,当年上海云集了各地各路商人,其地缘组织明晰,如“三山会馆”由福建旅沪水果商人集资兴建,作开会议事、处理纠纷等用,且行业分工明确,如四川人卖药材,广东人多做绸布生意,扬州人则以三把刀(理发刀、炒菜刀、修脚刀)闻名……一时形成“万商云集之格局”,促进了上海经济的繁荣。
  经济发展对物资、人员之间的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一道存在约360年的人工屏障――城墙,却极大地阻碍了上海交通和工商业的发展。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拆墙的争论:保城派畏惧洋人侵入老城威胁生存,拆墙派则力求开放与竞争。在后者的极力争取下,1912年7月起,上海终于决定拆除城墙。谁曾想,兴建时仅花了两个月的城墙,却耗费两年余才拆除完毕。这不正应了孙中山那句话: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
  但是,建设真那么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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