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回访:再生一个孩子] 汶川大地震温讲话哭了

　　汶川大地震之后,一段官民并举的再生育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复杂而艰辛,当地政府部门更不惜以试管婴儿等手段进行攻坚。但是,流产、不孕等种种难题,横亘在这些身陷丧子之痛的高龄父母面前。
　　
　　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震后出生在四川什邡罗汉寺的108个“地震宝宝”,5月10日在什邡罗汉寺观音殿前举行生日会。
　　2009年12月,43岁的刘洪英成功生下四川首个灾后再生育试管婴儿。如今,孩子已经5个月大。摄影_炫风
　　
　　2010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两周年,母亲节后的第三天。
　　这一天,45岁的杨建芬到北川中学遗址,给遇难的女儿烧香。两年来,她一直想生个孩子,但未能如愿。“这天,我想跟女儿说说话。”她说。
　　与杨建芬一同前来拜祭的,还有她的好朋友、44岁的向碧琼。向在地震中也失去了女儿,两年来也在努力怀孕。
　　这一天,到北川的还有,39岁的王永会,一个曾经再怀孕又流产的母亲;47岁的牟廷华,两年来,她和丈夫做了三次试管婴儿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两年来,丧子之痛无时不刻折磨着他们。这些父母被广泛认同为汶川大地震后最抑郁的群体。在绵阳,尤其是北川地区,他们占据了整个四川地震灾区再生育对象的一半以上。
　　在安置原北川老县城居民的永兴板房区,以及灾民安置人数众多的擂鼓镇,一些年轻的丧子母亲已经重新怀孕,或者生下娃娃。但对于杨建芬等高龄妈妈们来说,目前可以做的,更多的还是等待生命的奇迹。
　　“我们是重点被保护对象。”回首这两年,王永会深有感触。
　　从2008年年底开始,经过对有子女在地震中死亡(伤残)家庭的摸查、统计,有关部门开始对这些父母实行特别生育扶助(再生育)制度,国家计生委为此专门拨出了超过一亿的专款。大多数失子家庭再生育的意愿,加上多个部门的动员,以及免费助生育等政策的落地,2009年初,灾区出现了再生育潮,在去年“5•12”更被媒体勾勒成震后重生的希望。
　　然而,在绵阳尤其北川,这些家庭――尤其是高龄丧子父母们――遭遇到了譬如流产、不孕等种种难题,这段官民并举的再生育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复杂而艰辛,当地政府部门更不惜以试管婴儿等手段进行攻坚。
　　根据绵阳计生部门提供的数字,截至今年4月底,绵阳符合条件且有再生育意愿的2562户家庭中,999名再生育对象成功怀孕,658个家庭成功生育。
　　在《南都周刊》记者走访过程中,从计生官员到妈妈们,总会对“再生一个孩子”的话题发出这样的感叹:“难啊!”
　　
　　生育潮推手
　　
　　地震之后,汤艳云,这位绵阳市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工作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地震前,她操心的是超生问题,而地震后,她得帮忙丧子家庭生孩子。“地震确实造成了很多家庭的痛苦。我希望能在(生育)绝经之前,尽可能让她们怀上孩子。”汤艳云说。
　　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从建立档案开始的。2008年7月,绵阳的计生、妇联等部门开始对灾民群体中的再生育对象进行调查统计。绵阳的永兴板房区,也就是原北川老县城灾民的安置点,再生育的对象最为集中。永兴板房区回龙小区妇联干部文孝惠说,虽然不清楚回龙里总共有多少对象,但从社区的遇难学生花名册上来看,至少有四百多个家庭。包括北川县妇联主任贾娅,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成为再生育行动的目标对象。
　　社区的宣传工作也随即进入各灾民聚集点。2008年8月,在灾民安置人数最多的擂鼓镇,所有子女遇难的家长被集中在一起,时任擂鼓镇镇长袁家贵对他们提出了再生孩子的号召。“我跟他们说,大家不要伤心,很快国家政策就要出来了,可以再生一个。”袁回忆说,“其实我自己的孩子也遇难了,一边讲,一边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那种痛,你永远理解不了。”
　　在擂鼓镇,形容自己是“被重点保护”的王永会没有去这个打气会。失去儿子的她,“当时完全没有心情”。两个月以后,当地计生站给王永会打来电话,告诉她可以领一个《免费服务手册》,了解新的再生育政策。“这时候我们就有了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她说,“我还有个女儿在河南读书,但老公说,能多生一个是最好的。”
　　计生人员和再生育父母们的交流,通常是私人、谨慎而婉转的。在计生工作者的描述中,地震过后,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精神状态非常低落,直到2009年才开始有所好转。“第一年叫他们来的时候,脸上都是似笑非笑的。第二年沉郁的表情才少了一些。”王芳说,震后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情绪转变之下, 很多家长从被动被召到计生站进行再生育宣传、检查和治疗,到主动到站里配合再生育工作,有些家长还结伴“赶场”――参加各种孕育专家的咨询活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丧子父母都有如此的心境,特别是对于丧子且丧偶的人来说,重新开始新生活是第一步。文孝惠说,“有些父母年龄会增长,他们生孩子会越来越难。”还有一些家庭,由于忌讳被遭致生育能力方面的闲话(尤其男性),也没有积极参加再生育的检查、治疗,对此,擂鼓计生服务站站长王芳很无奈,“没法子,慢慢磨。”
　　2008年10月,是失子家庭纷纷得到免费服务消息的月份。在各地,计生系统要求“责任到人”,“一对一服务”,“努力满足再生育家庭的生育愿望”。有的父母得到消息的时间比较迟,譬如在女儿遇难后特意梳跟女儿同样辫子款式的杨建芬,她到2009年3月才主动去询问,拿到了《免费服务手册》――这个再生育对象的象征。
　　对于计生职工来说,计生人员的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办的还是心理与生理技术两个层面的业务,但他们需要完成全新的工作目标。“我们发宣传单,打电话,到社区去了解,如果要孩子,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擂鼓计生服务站站长王芳,现在能叫出镇上(哪怕不是住在镇里)所有再生育妈妈的名字,也会把自己过去的凶劲,用在斥责类似孕妇穿高跟鞋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让她们(有孩子以后)出现笑容,有笑容。”她向记者强调说。
　　
　　流产阴影
　　
　　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父母,由于经历过计划生育措施,再生育的话,通常都要走这样的一步:取环,解结扎,进而试图自然怀孕。有一个母亲,2008年下半年未取环便怀上了孩子。“在过去,这样的孩子会被建议打掉,但现在我们要担心这个胎儿会不会有问题。我每天睡觉都在担心。”王芳说。
　　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最终还是顺利出生了。与之相伴的是,2009年上半年,北川地区再生育家庭出现了一段生育潮,很多自然怀孕的母亲诞下了她们的孩子。
　　计生系统的员工们描述中,新婴儿的出生几乎牵扯着父母的过往情绪。去年年中,一个孩子在绵阳剖腹出生,当获知是男孩后,这位母亲当场嚎啕大哭,“我前一个(遇难的)是儿子,这次又生了个儿子。我儿子投胎来了。头天晚上,我做梦就见到他跟我说,妈妈你不要生其她的人,你就生我!”
　　饱尝丧子之痛的父母们,对孕育新生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文孝惠的话来说,“怀娃、生娃、养娃是这些家庭两年来最主要的任务。”就记者调查所见,从绵阳附近的板房区,到北川老县城附近的山区,成功再生育的母亲在产前全力保胎,产后则成为了全职妈妈,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一些在外打工的丈夫,在孩子出世后也辞工回家,戒烟戒酒,跟妻子一样,每天围绕着孩子生活。
　　新生命的降生,不单单是这些父母的寄托。“管委会的领导说,只要有孩子,在新北川县城就可以有大一点的房子。”杨建芬说。
　　对于计生员工来说,如何保护这批特殊的孕妇,成为了工作重中之重。当再生育孕妇们接近预产期,计生员工便会每天保持联系,预防任何意外的出现,而最惊险的一次是去年有个产妇突然出现临产征兆,结果在擂鼓计生站救护车上,把孩子生了下来。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那么幸运。根据当地计生干部的描述,在擂鼓和永兴等地,再生育妈妈们成功怀孕以后,流产率达到了20%以上。具体的征状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干了重活,有的是因为做家务,有的甚至毫无征兆。
　　39岁的王永会,去年5月流产过一次,现在又有了7个月的身孕。她的儿子在北川中学遇难,直到现在,每到周六、周日,心里都会感觉到一阵空虚。“那是下午四点,我在板房里不舒服得很,肚子有点痛。后来计生的人来检查,说肯定保不住了。那个痛啊,比生我以前孩子还恼火。晚上八点多,落了。”
　　在永兴板房,有个再生育母亲怀孕三个多月后流产,夫妻两人抱头痛哭;另一个刘姓的母亲,在震后,头一次在怀孕五六个月后流产,第二次怀孕不久又再流产,现在患上抑郁郁症。
　　汤艳云认为,再生育潮中的流产有时是心理上的原因,“怀上了但是心情还不好,想到前一个孩子还是很伤心,这种心理因素就可能影响到她的内分泌、卵巢等功能,影响到维持妊娠的继续进行,从而引起流产。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父母年纪大了,本身精子卵子的质量不好,所以流产率相对要高一些。”
　　流产的阴影,让计生等部门开始在板房社区开展孕期教育,以减低再生育妈妈们的风险。在擂鼓,一名孕妇为了保胎,天天都躺在床上,几乎从不下床活动,由丈夫专事照顾。而另一个再生育孕妇,在怀孕期间由于营养吸收过多。肚子大得恐怖,皮肤是透亮的,几乎是没法走路。
　　
　　不孕的焦虑
　　
　　“在北川再生育的这个群体里面,由于年龄比较大,很多家庭都存在困难,绵阳到目前生了接近九百多个孩子。地震两年了,能自然怀孕的都已经怀过,生过了,剩下的都是疑难杂症。”一位绵阳市计生干部这样对记者解释。
　　在擂鼓镇,王芳估计至今未能怀孕的再生育父母占总量的30%以上,而在永兴板房等老县城丧子父母群体中,这个比例更高。
　　高龄,成为再生育的拦路虎。很多失去读高中孩子的父母,是在1980年代进行绝育的,当时结扎手术对输精管的腐蚀比较大,于是一些40多岁的再生育父亲,即使做了输精管接通手术,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生育效果。对于大龄母亲来说,精神原因也会引起内分泌的失调,扰乱其卵泡成熟、月经的规律,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的生殖功能也在不断走下坡。
　　永兴板房区,时常可以看到一锅一锅的中药在煎,这是渴望再生育的父母们希望能早日受孕。在擂鼓,计生站外时而也会出现一些江湖郎中,打着“包生”的旗号,向没能怀上的父母们兜售着生意。还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或者抱着娃娃的母亲,也给那些未能怀孕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怀上了的是安慰,没怀上的是恼火。”文孝惠说。
　　向碧琼是永兴板房区里再生育行动最早的一个,直到记者采访时,她还在每天煎药调理身体。在地震过后的两个月,向就跑到医院去取下了节育环,又解决了输卵管堵塞的问题。虽然一名来义务咨询的北京医生告诉说,因为年纪太大,她再怀一个孩子的希望已经不大了,但是向碧琼没有选择放弃。现在她见到了社区里跟遇难女儿年纪相仿的女孩,还是忍不住要哭,她还是想生。她到四川各地到处找中医、找偏方,现在正在吃三百块一副的中药方子。“什么送子观音,神婆都看过了,有时看完以后还去拜一下庙子。”她说,“生孩子是任务,没得孩子干脆不要活了。”
　　为了生孩子,向碧琼夫妇以及擂鼓的牟廷华夫妇,都在去年到成都接受试管婴儿的治疗。做试管婴儿的市场价不菲,从两万到三万元不等,尽管是国家买单,但向碧琼已被之前的治疗耽误了时间,她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一两年下来,身体就要进入更年期了。在去年底,我的月经已经乱了,越来越少。”向碧琼说。
　　做试管婴儿的过程是繁复的。在夫妻尤其女方经过大量的检查项目以后,医生用药物人为地使女性月经周期间生成的多个卵泡同时成熟,并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它们取出。卵泡在试管里,与从父方提取的精子受孕,最后在受精卵分裂到一定程度时植回到子宫。在操作期间,试育者还要服各种药物,但还不能保证这个受精卵发展为女方子宫内胚胎。
　　向碧琼并没有如愿。医生告诉她,卵子受精不成功。她到现在还在生气。“做一次就要挨几十针,死了算了。”牟廷华则是做了三次(根据政策,第三次自费),也是不成功,她的丈夫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现实,认为医院有敷衍、赚快钱之嫌。牟廷华的丈夫抱怨说:“我怎么知道那个受精卵是不是我和我老婆的?除非我亲眼看到我的精子和老婆的卵子受精,我就认了。”
　　成都生殖中心的一名医生私下向记者解释:很多再生育父母的年龄和身体状态,即使做试管育婴也只有不到30%的成功率,医生们能做的,只是尽量理解这些父母的感受。
　　2009年12月18日,家住北川任家坪山上,43岁的刘洪英成功地生下了四川灾后再生育中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并被誉为“创造了奇迹”。这个儿子被命名为王涪蓉,年纪比刘洪英的外孙女还要小,见到生人总是会笑。“万幸的万幸,一次就成功了,”刘洪英一边用鼻子拱着5个月大的孩子,一边对记者说。
　　整整三个多小时,这位高龄母亲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一刻都没有放开过。
　　
　　放弃或者继续
　　
　　奇迹是个别的。
　　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北川把没能怀孕成功的再生育父母集中起来,进行了生育力的评估――对于哪些人需要继续检查,哪些人需要继续治疗,哪些人尝试试管婴儿,计生部门重新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梳理。“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再生育的希望可能真的是要落空了。”汤艳云坦言。
　　“很多父母的心态,如果还像原来那样的话,他们是想不开的,他们是永远不放弃的。我们也只有让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告诉他们,幸福还是有其他的途径。”王芳无奈地说。
　　对于北川地方政府来说,伴随着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的到来,灾区再生育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及再生育工作,当地很多干部都对记者摇起了头。
　　流产过一次的王永会,现在挺着大肚子在家门口闲荡。为了保住宝贵的胎儿,她辞去了工作。
　　做了三次试管育婴都以失败告终的牟廷华,找到王芳,告诉这个为她生孩子折腾了将近两年的计生站站长,自己决定放弃了。
　　向碧琼仍然天天在吃药,计划在夏天进行第二次试管婴儿的尝试。她说,“现在住在板房,一天吃了耍,耍了吃,钱用光了算求了。像我们这种北川人,没有再生育就没有奔头了噻!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娃儿身上,我们再辛苦都愿意。”
　　向的好朋友杨建芬连尝试试管婴儿的机会都没有。去年初,这个44岁的北川女人,被医生告知生育希望“很渺茫”。她的丈夫在地震以后终日酗酒,而且年纪也达到了54岁。
　　在今年春节,杨到农村老家,把一位亲戚的女儿带回了板房收养,这令酗酒的丈夫重新有了点生气:他开始走出社区,为新女儿买衣服,买水果,买大虾。
　　“多么想,一直想,一直到今天都想要个女儿。”像很多北川父母一样,杨建芬还是习惯性地把遇难女儿的照片带在身上,而她的养女,也被改名成自己遇难女儿的名字。现在杨最关心的是,国家能否帮助她养育这个新女儿。“我们这些最终生不出来的,只能收养了。但现在只有再生育政策,我以后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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