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文学很开放:中国现代文学馆

　　没人知道这是“阳谋” 　　南都周刊×关愚谦 　　南都周刊：你在“文革”前给很多领导人当翻译，比如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你看到的这些领导人，和我们在电影和图书中的印象有何不同？
　　关愚谦：我当时是中央财政部的翻译，当时他们还很年轻，和他们老了之后当然不一样。另外我们当时做翻译，也就是哪一个外国专家来，我来翻译，采访好后他们走我也走，并没有特别的接触。所以对他们私人的一面，我并不能说了解，也不能信口开河。
　　当然，我对那些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就比较熟悉了。
　　南都周刊：当时领导同志和普通百姓的关系是像宣传说的那么平易近人吗？
　　关愚谦：确实是那样的，和现在的领导不一样。像那些副部长，和我们这样的小翻译一起打乒乓球啊、下象棋，部长要耍赖，我们就会揪住他说：“黄部长，你怎么乱走，你在作弊。”
　　南都周刊：搞起阶级斗争来是不是就不讲情面？
　　关愚谦：那当然了，我当时从上海到北京，一些山沟沟出来的老革命，看到我是从大上海来的大学生，当然是看不惯了。
　　南都周刊：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你写了大字报，写的时候没听到什么风声吗？好像党员干部有的知道这是阳谋的。
　　关愚谦：我没有听到什么风声，我身边很多党员都写了大字报。“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后来说的什么“引蛇出洞”、“这是阳谋不是阴谋”，谁都没有料到。
　　
　　东欧、苏联一样，极其僵化
　　南都周刊：在新近出版的这本《欧风欧雨》里，你也写了很多有关东欧的随笔，我想了解，在东欧剧变之前，你看到的那个封闭的东欧是什么样的？
　　关愚谦：东欧的某些情况比苏联还糟糕，匈牙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还是很严酷的。当然没有到“文革”的程度，我们的“文革”一开始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后来是把那些造反的人都扔到监狱里去，蒯大富什么，不都关进去了吗？
　　南都周刊：当时东欧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关愚谦：生活很苦，我1990年到保加利亚，甚至于总统接见我，请我吃饭，除了牛肉什么都没有。不但是中国苦，全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我的书里也写到，当时苏联人排队，蔚为大观。我觉得主要还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计划经济大锅饭，人就没有动力，所有的都是国营嘛，吃饱了肚子就完了，谁有动力？现在我们农民可以自己种个水果，种个经济作物，过去不行，一种水果就是资产阶级意识，东欧、苏联也一样，极其僵化。
　　南都周刊：我看到书里写，柏林墙倒的时候你还在那敲。那么两德统一以后东德的情况如何？
　　关愚谦：那次霍英东也在，我们一起去敲的。两德统一之后东德情况很不错，发展越来越好。但是情感上还是有一些隔阂，西德有人看不起东德，老说他们“老东老东”。东德人就比较反感，反击说我们东德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
　　
　　鲁迅与顾彬
　　南都周刊：你怎么会和顾彬一起来翻译《鲁迅选集》德文版的？
　　关愚谦：顾彬对中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我到德国去之后，就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民间故事选集》，我当时已经到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就在那，我与顾彬认识了。认识之后，他说他想编一套德文版的《鲁迅选集》，我们就组织了队伍共同翻译了这套《鲁迅选集》，一共6本。我负责两本，他负责两本，另一位教授负责两本。
　　南都周刊：翻译鲁迅的作品，你觉得难吗？在篇目的选择上是怎么考虑的？
　　关愚谦：难，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难理解、最难翻译的作家。他引用了许多典故，他写作的领域很宽，很多东西你不太了解的话，很难将它准确地翻译出来。现在的翻译，很多人没有吃透原文，不了解、不理解原文的背景、引用的文章来源，想当然就翻译出来，自然会闹很多笑话，或者说看不懂了。
　　《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篇目我们还是主要考虑了文学性，一般日记我们不选，非文学类的不选，将鲁迅主要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翻译成了德文。
　　南都周刊：鲁迅是不是也是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作家？
　　关愚谦：可以这样说。而且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和我很熟，我们是在一个弄堂里长大的，我们当时住在淮海路的淮海浜，我是44号，他是26号。所以我和周令飞现在也还有联系。
　　南都周刊：顾彬先生之前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的言论不知道你有没有耳闻，你是否赞同他的看法？
　　关愚谦：我听说了，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啊。什么《上海宝贝》，那确实是垃圾！现在我们中国，政治上还不够开放，严肃文学还不够开放，但是这些垃圾文学很开放。
　　但是我也觉得，顾彬有点极端了。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些地方有很大的问题，有些作品很糟糕，但不能完全否定中国当代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媒体也有责任，他们把顾彬的话摘来后，失去了上下文语境，很容易得出顾彬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反华之类的结论，这是不公平的。
　　就像西方有些媒体，也是以偏概全来否定中国，我非常讨厌这些西方媒体。可是呢，反过来，很多德国人对中国很友好，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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