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味儿幸福】 广味儿香肠怎么做

　　“我老婆打电话叫我回家吃汤圆呢！” 　　2011年2月17日，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出租车司机老张挂断电话，脸上洋溢着幸福，这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1月17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广东省居民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温馨的家庭是影响广东省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
　　而在之前的1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会议开幕，省委书记汪洋主持会议并作主题报告。在汪洋的报告中，“幸福”二字出现的频率高达40次。在报告中，他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幸福广东”的概念。在论及GDP与幸福的关系时，他说：“少数干部重物轻人，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增长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出现了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现象。”
　　
　　报告解读幸福深意
　　居民幸福与政府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是本次调研的初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希望通过《报告》研究影响民众幸福的主要因素，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指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综合调查室主任林楚顺说道：“以幸福指数来评价政府工作成绩是一个趋势，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在我省高调提出。”
　　幸福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不同、不同文化特征的人对幸福的期待也有差异，如何做出一份具有公信力的幸福调查报告也让调查者煞费苦心。
　　从去年7月开始，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在全省21个地级及以上市开展了有关调查，着重从生存状况、生活质量、身心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和社会认同状况、幸福感受等方面展开。
　　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全省居民主观幸福感为75.3分，惠州、揭阳、潮州三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东莞、深圳等GDP大户的幸福感却处于末位。幸福感居首位的惠州市居民对个人生活状况满意度最高。《报告》也显示，在影响居民个人幸福的众多因素中，“温馨的家庭”、“财富的积累”、“乐观的性格”分列前三位，“较高的生活水平”、“生活在人居环境良好的地区”等因素则紧随其后。
　　由于在房屋租赁、教育、劳动社保等城市公共资源分配上，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到更多福利，户籍人口的幸福感（75.7分）要高于非户籍居民（73.8）。而不同职业人群的幸福感也不同，公务员、国企员工幸福感较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国考热”，凸显了生活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报告》在网络上发布后，参与本次调查的省情调研中心综合调查室副主任徐刚浏览了后面的评论跟帖。看到90%的网友都对《报告》表示认同，他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做这种幸福感调查的太多了，有些地方的幸福感竟然高达90多分，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数字是得不到百姓认可的。作为第三方机构，我们希望做出一份科学、权威、真实的调查报告，才能给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报告》发布之后，幸福感位列倒数第二的深圳也主动与省情调研中心交流，探究如何加强百姓的幸福感。而徐刚也一再强调，因为各地区情况不同、文化特征不同、百姓期待不同，《报告》里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对比主要是用来研究影响各类区域和城市的幸福感因素，同时也给各地政府提个醒，若以此就得出哪个城市更幸福并不完全科学。而不同调查机构基于不同调查体系和测评机制做出的幸福指数报告更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调查必须真实、科学，能真正反映群众心声，而不是玩文字和数字游戏。
　　
　　惠州演绎幸福城市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城市环西湖而建，奔腾的东江更是给这个临海城市带来了广阔的气魄。行驶在惠州的高架桥上，下面除了盘旋的道路，还有宽阔的水面，道路两边的绿树更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份轻松和惬意。在广东这个经济发展迅速的省份，惠州并未因为追赶GDP而跑得气喘吁吁，反而在“惠民之州”上下了不少心思。
　　惠州的许多荣誉都是意外的惊喜，“人民满意城市”、“2010中国十佳最具幸福感城市”，以及本次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报告》中的广东居民主观幸福感最高的城市，惠州都是“被”入选。然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2008年，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要求惠州建立“惠民之州”，惠州市市委书记黄业斌就向市民表态，要集中有限财力为老百姓办大事办实事，大幅提升群众幸福水平，实现民生幸福的“弯道超车”。
　　由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在社会保障、住房、教育资源等方面受益不均，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往往并不幸福。然而惠州却是个例外，提到惠州的包容性，惠州市委新闻秘书彭丽充满了自豪，因为在惠州有这样一句话，“老客家、新客家，来到惠州是一家；本地人，本地人，在惠州生活就是惠州人”。
　　黄先生是湖南人，现在在惠州一家电子企业做设计师。2005年他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平时黄先生住在单位的宿舍，每周五要花两个小时坐长途车从惠州回到广州的家里。黄先生去过全国很多地方，感觉惠州不排外，是个很有包容性的城市。他还有意在惠州买房，让在深圳工作的妻子也来惠州居住。
　　要来惠州生活，黄先生也考虑了很多：“真正搬过来还要考虑房价、物价和生活的方便程度，这些都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嘛。”
　　2010年的一片“涨声”让百姓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痛，年底，惠州市物价局及时推出了平价市场和平价商店，在抑制物价方面给出了一剂猛药。
　　2010年12月，惠州建立了平价农贸市场和平价商店，走出了一条既能盈利又能惠民的道路。在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惠州的本土企业――华隆农贸批发市场。市场有自己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建的生产基地有1000亩，实现农超对接；同时带动自产自销，平价市场内部就特意开辟了一条自产自销的商品街。
　　与平价市场同期推出的还有16个平价商店，记者来到位于城郊的一家农牧平价商店，同样依托自己的养殖基地，这家不足百平米的商店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蔬菜、肉类、鸡蛋、食用油还有洗涤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的食品和齐全的生活用品。
　　惠州市物价局还建立了物价调节基金，用于节日期间对商户进行补贴。
　　物价局市场监管科科长钟锦成介绍，几家平价市场和超市就能撬动整个市场的价格机制，在竞争中，全市的物价都有所下降。今年1月31日至2月2日春节期间，农贸市场上肉的价格保持在12元左右，15个调控品种的蔬菜价格降低了20%，物价局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在各个平价市场和商店实行监察，保证平价市场和商店的“名副其实”。
　　稳住了居民菜篮子的同时，惠州市也加强了对村民钱袋子的监管，力求村务开支瘦身。
　　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九龙村村民江迪波像往常一样打开了家里的电脑，连接互联网后，他输入“惠城区农村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进行搜索，点击“财务监察”，看到了2010年12月的村务收支情况，九龙村当月的各项支出共78.58万元。这就是惠州市惠城区整合前期资源于2010年建立的农村财务三级监管平台，实现了区、镇、村三级财政“实时在线”的网络监管。
　　与以往在村里公告栏张贴账务收支不同，三级监管平台对账务上传时间进行严格限制，统一了表格制式，甚至对各种村务支出进行了资金限制。一旦出现上传迟滞、开支超过警戒线的情况，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给出黄牌和红牌，而这些警告不但会通过网络被“告知天下”，也会折合成相应的分数，在绩效量化测评体系中“记上一笔”。
　　有了电子监察的“火眼金睛”，村干部感叹：“今后在账务上不可能乱来了。”月收入18.8万元的共联村，在系统开通后的当月业务招待费达到8470元，超出了警戒线，而到2010年12月业务招待费就下降到了1100元。在村民看来，公开、透明的电子监察系统不仅约束了村干部，也让老百姓放心。据区纪检委监察局统计，2010年，初信初访反映农村账务问题的信访件只有11件（次），比上一年度下降了57.7%。
　　在离纪检委不远处的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聚集了不同的窗口办事部门，可以为市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办事再也不用“东奔西跑”。在服务窗口，市纪检委还设置了电子监察系统，“有了电子检查系统，我们就可以通过后台管理监督各个服务窗口的态度和办事效率，改善了办事作风，可以为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惠州市纪检委监察局主任邹涛介绍道。
　　在惠州，记者感受到惠州的幸福感都来源于与百姓关系最紧密的生活层面：比如各村镇的卫生站，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几块钱就能治好感冒；比如率先把高中三年列入义务教育，实现12年义务教育；比如规定每一个高档楼盘的开发商都要在周边拿出10%的土地建保障性住房，让百姓在高档地段享受与高档商品房同样的公共设施与环境；比如在公车改革中率先在公车上安装GPS系统，监测公车使用情况，防止公车私用；比如拒绝了全球500强之一的制造业巨头带来的15万人就业、200亿元年销售额的加工项目，只因为3万吨电镀水排入东江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许多北方人到了广东，很难适应广东饭菜清淡的口味。然而正是这种如广东饭菜般淡淡的幸福渗透在普通广东人的生活中，也如惠州的幸福一般，踏实而干净。
　　
　　幸福指数导航政府服务
　　2011年1月28日至2月2日，广东省两会召开，省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朱列玉律师继2009年提出以幸福指数取代GDP考评政绩之后，再一次在两会上提出幸福指数的议案。
　　“GDP崇拜成风，危害巨大。”早在三年前，朱列玉律师就强烈反对盲目追求GDP。为追求GDP的快速提高，大办工业而忽视环境问题；忙于经济建设而导致民生建设迟滞；为提高GDP无形中推动物价上涨……这些都让朱列玉感到深深的忧虑，而在汪洋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之后，朱列玉感到，是时候再一次提出他的幸福指数议案了。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探索以“幸福”考核政府的测评体系，但是如何对政绩进行科学、立体的考量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朱列玉提出的“以幸福指数取代GDP”的说法看起来有些极端。朱列玉解释道：“幸福指数不同于幸福感，幸福指数要取代GDP，是因为幸福指数本身就应该包含GDP。”
　　改革开放已经迈过了30年的门槛，然而在朱列玉看来，改革开放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全体民众。而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如何做好教育均等、医疗公平、司法公正、缩小收入差距、环境保护等工作，都是考验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而建立幸福指数的考评体系可以扭转GDP盲目崇拜，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什么样的幸福指数才更科学？朱列玉认为，幸福指数要包含GDP，也要包括主观和客观幸福两方面，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比如教育均衡化发展、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文化生活丰富、司法环境清明……
　　广东省省情调研中心执行副主任冯胜平则认为，《报告》中的主观幸福感并不等同于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事实，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客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幸福指数体系应包含GDP考核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评价以及社会质量考评体系，并且是一套主客观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在广东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农民、出租车司机、饭店老板、政府公务员，对于幸福指数成为考核政府政绩的标准，百姓都有期待。他们虽然愿意给政府打分，但如何防止幸福指数又成为一场政治秀，百姓也在观望。
　　
　　因为各地区情况不同、文化特征不同、百姓期待不同，不同调查机构基于不同调查体系和测评机制做出的幸福指数报告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调查必须真实、科学，能真正反映群众心声，而不是玩文字和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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