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身份的人:身份证验证器

　　 　　李成兵4岁那年，被母亲从国家级贫困地区云南昭通，卖到中国北方一户农民家里。 　　9岁时，在乡人的辱骂和暴力中，终于知道自己是“云南苗子”、并在一周后背上一包馒头爬上朝南开的火车寻母。
　　他没有找到母亲却走进了故乡的少管所，因抢劫1千多元被判刑10年。出狱后，没有身份证，不知自己究竟是谁，生于何处。这位一心想要走正道的男孩，在举目无亲的世界上，怀揣释放证，独自开始了一个中国人为在中国的土地上争取一张合法身份证件的漫长而艰辛的奋争。
　　一种比暴力更猛烈的疼痛，一下一下打击在他的心上。
　　
　　出狱：寻找自己
　　
　　2003年4月17日清晨，李成兵迫不及待脱下穿了6年又9个月的囚服，接过管教干部递到手中的那张惟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释放证和少管所民警掏腰包给他凑的150元人民币。尽管，几乎所有出所的劳释人员都不愿将沾有所里气息的东西再随身带出去，认为那会不吉利。李成兵弯下腰，拿上黑色笔记本，因为上面记着离开少管所后立马要办的大事――找有关部门给自己解决户口和身份问题。
　　那个笔记本上，工工整整记着多如牛毛需要找和以防万一不得不找的部门：昆明市公安局小南派出所、街道社区、民政局、盘龙区法院少年刑事法庭、昆明日报、法制日报、新华社、民政部、司法部、公安部、国务院。
　　“如果他们不管或是说办不了的话，我就一级一级往上找，直到中国最高部门。”李成兵说。
　　这个无家可归又不愿再坐大牢的孩子，把自己一生走正道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一级又一级的政府部门身上。
　　出狱前几个月，李成兵找到了队长：“我被判刑时就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北方警察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根本就说不清自己是谁。”
　　在李成兵心中的另一个上级，就是他的那个原判法官了。邓法官去少管所搞帮教时，李成兵又迫不及待地向她请教：“我出去后身份问题怎么办？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更没有亲人，何况，我一心想要走正道。”邓法官说，他们也帮不了他，让他找其他部门。
　　把最好的和最坏的结果都想了。李成兵说，“仅凭那张释放证，哪个地方会给我工作？没有身份，我就无所谓了，包括我的生命，那时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李成了不合法存在的人，他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机构间的“球人”
　　
　　李成兵拥有一个笔记本、一张释放证、150元人民币、一条刚偿还清法律债务的年轻生命，这是他所有的财产。李成兵焦切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诺亚方舟――身份。
　　8点，李成兵毅然跨出牢门。
　　8点20分，他来到车站，花3元钱买了一张从安宁市去昆明的车票。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昆明市公安局小南派出所。当年，是这里的民警办了16岁的李成兵犯下的抢劫案。在这座城市里，只有这里的民警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名叫李成兵的年轻人。
　　两个小时后，昆明。小南派出所。值班的警官看了那张释放证说：“你没户口，没家庭地址，连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这户口和身份问题派出所没有依据就办不了。”
　　盘龙区民政局。
　　由于他不知道应该找民政局的什么人，门卫连大门都不准他进。
　　下午2点多钟，李成兵找到盘龙区法院，他找少年刑事庭的邓法官，终于获准。在12楼找到邓法官后，这位法官告诉他，对这种事法院也无能为力。建议他还是到民政局。盘龙民政局让他去民政厅问问。
　　李成兵像足球场上的那个球，被冠定在“人民”的机构间传来传去。
　　民政厅。
　　李成兵活了23个年头，见到的最高级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终于请来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一位助理调研员。听明情况后，表示无能为力。
　　茫茫然走出民政厅大门，天已渐晚，李成兵不知自己究竟该往哪里去。当晚，小南派出所所长给李成兵在派出所对面那家“爱心旅社”找了一个床位。
　　
　　比暴力更痛的
　　
　　李成兵想家。在他的心里，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先前，他恨母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猜想母亲肯定是在一场变故中养不活儿子，才把他带到遥远的北方，交给那户种果树的农民。
　　李成兵说，“失去了亲人的我，在外人眼中就像一只玩具娃娃。那户人家有了自己的娃娃，我就成了家中最不顺眼的人。从谩骂到拳脚相加只是一个极短的过程，你压根来不及躲避。”
　　15年后的今天，在他寻找一张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之际，面对一张张漠然的脸，他认为有一种比暴力更猛烈的疼痛，正一下一下击打在心上。
　　李成兵从当年那户人家一声“云南苗子”的辱骂声中猛然醒来。我是云南人！我要回自己的故乡去！
　　童年李成兵在一周后就开始用行动去为自己争取尊严和自由。那年他还不满9岁。李成兵说：“我想，一切的委屈都归罪于我是外乡人。只要我回到自己的故乡，一切都会好的。”
　　在做了一整天被人踢来踢去的“球人”之后，他依然不知道那张身份证究竟要到哪去办！
　　2003年4月18日，爱心旅社。李成兵为报答旅社给自己免费住宿，乖巧地忙着给旅社扫地，擦桌子椅子。
　　第二天上午，当地记者告诉李成兵，“你寻找身份的事见报了”。
　　离开那户北方农民的当天，李成兵把蒸笼里剩下的馒头“洗劫一空”，然后一路走一路问去到火车站。确定方向后，李成兵爬上了“回家”的火车。但他到了北京。之后，从北京到成都，到昆明。
　　“我9岁为反抗暴力、寻找自由而回到故乡，却恰恰在自己的故乡丢失了整整6年又9个月的自由！”他说。
　　1991年深秋，昆明火车站。
　　一个陌生的男青年走近坐在路边发呆的李成兵。李成兵说，“我当时不知道朋友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个人是在四川因口角，杀了人刚逃到昆明的案犯。”
　　他随小四川走进一家饭馆，他刚刚被老板娘推出去的饭馆。小四川说，“只要你跟着我，就不会挨饿。”少年李成兵在那一刻觉得自己有了依靠。
　　“老板，算账！”从中国北方沿途乞讨到云南的李成兵发现，当小四川把钱递给老板娘时，她脸上露出了菊花般的微笑。李成兵说，“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认识了钱。真想不到它竟有如此大的魔力。我从心底立刻就喜欢上了它。因为，它可以使一个人的脸色从恨到笑，仅在转瞬之间。”
　　那天，他和小四川走出饭馆就找了一间出租房住了下来，开始了他自己也无意识的犯罪。
　　“之后的一切都是那么从容，那么快乐，从小很受气的我，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非制度的帮助
　　
　　2003年4月19日，小南派出所警官告诉李成兵，“我们已经请昭通市公安局查了，同名同姓的有好几个，但没有一个是你母亲。”警官又给会泽县公安局打电话请求协查。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少管所民警给李成兵的150元钱如装在漏斗中的水一样在流逝。这钱要是就这么漏光了怎么办？乞讨么？还是再去“苦钱”（抢劫）？当年被那个老板娘斥骂推出饭馆后的日子，清晰地再次呈于眼前。
　　李成兵在等待会泽县公安局的答复期间，用少管所民警给他的那笔救命钱的三分之二买了几十支红丝线，他用从少管所学来的技术，将这些红丝线编织成10多个大小不一看上去十分漂亮的中国如意结，花鸟市场上叫卖。太阳落山之际，手上的如意结一个没少。
　　2003年4月21日，李成兵抱着对故乡的最后一线希望，一大早就来到小南派出所打听会泽警方的查询结果。他打算，实在不行就扒火车到北京，他不信一个中国公民就不能办到一个身份证！警官告诉他，会泽警方的查找结果跟昭通一样。
　　眼看着身上的钱已维持不了几天了，他试着到一些餐馆和送水的地方问过，人家一看他极小心地从内衣袋中掏出的那张释放证，立马就说“这里不要人！”
　　就在他欲离开小南派出所时，他听到所长喊他：“李成兵，走！省公安厅有几个记者想见你！《人民公安报》的。”
　　
　　警察的拒绝
　　
　　李成兵跟着一名警察走进云南省公安厅，在《人民公安报》云南记者站办公室坐下时，黑瘦矮小的他习惯性把两个手掌放在两个膝盖上。
　　2003年4月22日，李成兵一大早又找到《人民公安报》云南记者站，他害怕自己在大清查中又像以往那样被丢进收容所。为此，记者站专门给李成兵向盘龙公安分局管户政的部门写了一个证明李成兵正在申办身份证的函件让李成兵拿着以防在大清查中，半夜被以所谓“三无盲流”名义抓进收容所。
　　2003年4月23日下午，一个质问电话打进《人民公安报》云南记者站：“你们给李成兵写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打电话的是一名管户籍的警察。他用一种看上去对国家万分忠诚的口气斥问：“你们就不怕他拿着这个东西去犯法么？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们就不怕受他欺骗？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被判10年？”那个“忠实”捍卫着中国户籍制度的警察说。
　　当天下午，记者站的年轻记者穿上警服，和实习记者一起开上破旧的小面包警车，带着李成兵去劳动力市场寻找活计。此时此刻，记者的那身警服和那辆不起眼的警车，成了这个中国公民的又一张变相身份证。
　　李成兵终于当上了送水工。小南派出所民警专门送了他一辆载重老飞鸽自行车。跟着老送水工认了两天路，李成兵就开始载上7桶远远超过自己体重的矿泉水，满城给人送水了。
　　2003年4月25日，李成兵上午7点就去到省公安厅信访接待室门口，那里早已聚集了几十位上访群众。这天，一位副厅长接待了他，并亲自批示，请厅治安总队帮助查清其家庭所在地。
　　距厅长接待日一个多月后，李成兵再次来到记者站。李成兵迟疑了一下说：“第二个接待日我去问结果，一个负责维持接待秩序的警察朝我招招手让我过去，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你莫来这里搅了！你知道自己是什么鸟！’”李成兵说完，一声不响静静地坐着。
　　
　　身份证：“李成兵合法化”
　　
　　李成兵告诉记者送水的工作干砸了。他在给人往饮水机上换新水时，因个子小，力气不够，结果把某政府部门的水机给弄坏了，老板被人家索赔后，解雇了李成兵。
　　在警察记者的帮助下，当天下午，一位垂钓山庄的老板留下了李成兵。这位老板和自己的母亲知道李成兵的处境后，给了他极大的信任。
　　他们母子俩让李成兵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一名机灵、勤快的刮鱼鳞的小工，干到了老板助理，而且，整个山庄每天的营业款都全交给了这个只有一张释放证的23岁的男孩。
　　在这个垂钓山庄老板的信任中，重新获得做人的尊严并受到了顾客喜爱的李成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再提那张迟迟办不下来的身份证。李成兵不屑地说，“常来吃饭的一个搞广告的经理问我去不去他公司工作，还有几家老板也来暗地里挖过我几次了！”言下之意，他没有那个身份证照样可以堂堂正正地活下去了！
　　然而，不出一个月后，李成兵领教了没有身份证的滋味――松花坝修建自来水输水管道，李成兵所在的那个山庄及周遭近百个餐饮垂钓娱乐山庄，统统都在拆迁之列！
　　不同的是，23岁的李成兵此时身边多了一个女朋友，一个同在山庄打工的瓦族姑娘小陶。
　　有身份证的小陶很快找到了工作，每月只有150元工资，但这笔钱成了她和李成兵的房租和活命钱。
　　因为拿不出15元的长途客车票钱，他带着女朋友徒步走了一天一夜，从澄江到昆明来询问他的身份问题。
　　记者帮李成兵打电话询问先前按程序批转过那份信访件的部门。回话只有一个――“李成兵的母亲查不到，没有户口，也没有相关文件，不可能办身份证。”
　　既然一年时间都查不着他的母亲，能否给他按孤儿办理？记者站专门给有关部门拟写了请示报告。请示送去不久，一个质问电话说：“你们找个文件来我们照着办！”
　　2004年6月的一个晚上，《人民公安报》驻云南记者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详细地把李成兵的情况向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孟苏铁作了报告。这位公安厅长听完报告，当即肃容：“治安总队给李成兵办一个身份证！”
　　批示很快转到治安总队，总队长罗石文当即批示并转昭通市公安局办理。
　　2004年6月的一天下午，李成兵接到治安总队基础处领导的电话通知：“送两张办身份证的照片来！”身无分文的李成兵惊喜万分，当晚独自一人徒步从60公里外的澄江赶往昆明。
　　2004年6月，快要过24岁生日的李成兵终于拿到了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那张合法身份证件。
　　7月8日上午，李成兵拿出那个棕色户口册和身份证递给记者看。他高兴地告诉记者，“自从有了这个身份证，我去哪里都理直气壮了。”
　　他搂着女朋友小陶说：“户口册上的那个门牌号码是个居委会，我专门请朋友帮我去看过了。”
　　他说“居委会”三字时，仿佛是说“我们家”。
　　李成兵问：“以后我需不需要常回去看看？”
　　“我担心哪天城市扩建中会把它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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