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本杂志】一本杂志是双月刊

发布时间:2020-03-30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任溶溶/口述 墨未白/采访   汤永宽(1925―2007)著名翻译家。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主编,翻译了《城堡》、《情歌?荒原?四重奏》、《永别了,武器》、《游思集》等十几部文学名著。
  
  我第一次见到汤永宽先生,是在“文革”期间的干校,大约1967、1968年的时候。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应该是社里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有个说法,说新文艺出版社的运动,弄得像《早春二月》里的芙蓉镇,冷冷清清。作为负责人,运动搞得不起劲,对“走资派”打击不狠,恐怕也就得负点责。因为这个事情,他在一个几百人的大会上受到批评,台上点他的名,他就低着头,站起来。那次会后新文艺出版社的人就都进了干校。
  在干校,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连队,不搭界的,新文艺出版社有他们的连队,我们少儿社有我们的连队。后来大概是因为周总理希望翻译世界各国历史,就把那些搞翻译工作的人集中起来,翻译各国的历史。于是就成立了翻译连,把所有新闻出版系统里面从事翻译工作的、编辑译文的、跟外文有关的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连,里面既有报社的人,也有各个出版社的人,几个人负责一本书。汤永宽也是到这个连,但他搞英文,我搞俄文,彼此并没有合作过,更谈不上有交往。
  但汤永宽是非常会说话的人,而且他有话就说,没什么顾虑,时有惊人之论。尽管他当时受到批评,工宣队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觉得他的有些话比较特别,就让大家讨论。由此我就知道汤永宽这个人思想是比较开放的,讲话也很风趣,不是那种学究式的,而是像在跟你开玩笑,同时那些言论又很有些思想性。就有了这样的印象。
  后来这个翻译连就回到上海了,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1978年元月吧,我们这个编译室,也就是原先那个连队,就组建成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其中有些进干校前本来有单位的人回到了原单位,我是应该回少儿社的。但出版社成立后,要创办《外国文艺》这本杂志,需要人手,我还闲着,就把我安排进去了,成了第一个进入编辑室的。汤永宽肯定是办这份杂志的很重要的倡议人。我在少儿社也长期负责翻译工作,知道出这本杂志对使大众开阔眼界,了解当代文学的各种风格和流派大有好处,因此我是很赞成的。
  当时杂志很缺人,忙着招兵买马,后来渐渐调进人来,尽管编辑室人还是不多,只有六七个人在一个小办公室里,但各语种都有专家,汤永宽本人,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是英美文学的专家。他是主持工作的,有抛头露面的时候都是他去。名义上是副总编辑,其实和总编辑没什么两样,大家有事情都找他。搞俄文的,是现在很有名的戴骢,还有搞法文的搞德文的,就是没有搞日文的,刚好“文革”中我学了日文和意大利文,这类稿子就由我来负责统筹,找人翻译。
  《外国文艺》的办刊宗旨很明确,就是介绍现当代重要的外国作家和作品,包括许多本来早该介绍而没能介绍的。但办刊初期很艰难,各个大学都没有外文材料。我们找材料都是要靠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汤永宽和我,频繁到北京出差,去向一些名家约稿。他熟悉很多搞英美文学的人,主要去找那些专家一起商量。我们跟翻译家梅绍武关系特别好,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我们常常去求他帮忙。梅先生是京剧世家,我是京剧迷,结果我和梅先生谈京剧比谈外国文学还多。
  《外国文艺》的第一期,就介绍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汤永宽和复旦大学的一些老师共同组织的。我则编发了侍珩翻译的川端康成作品《伊豆歌女》。这两篇作品的影响都是蛮大的。“文革”之前,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有内部发行的书,但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外国文艺》公开一登,读到的人就多了。
  为了选好作者、篇目,我们多方求教,询问专家,看了很多材料,翻阅外国杂志、外国词典、百科全书,看看哪些作家已经非常有名了。每年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我们都会马上介绍。因为我们是“文艺”,不光是文学,美术也非常注意,电影、音乐也是。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帮助文艺工作者多知道点、自己也想知道,一个作家、一个流派到底怎么回事啊。
  其中有一些让人很吃惊的作品,像卡夫卡,一开头觉得看不大懂,现在觉得好就好在一开始看不懂,看不懂再领会一下觉得非常好,等到看完以后,哎呀,觉得太有道理了,太好了。所以就知道,现代派作家里有不得了的好东西。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刚好是汤永宽先生翻译的,而我是这本书的校订。书稿是现成的,“文革”前就译好了,汤先生跟徐汝椿、陈良廷一起译的,后来就放在我们的“外国文艺丛书”里。
  当时另一本很好的文学杂志《世界文学》,相比之下用稿可能更严格更正统一些;在《外国文艺》,有些作家还没吃准,我们也就先引介了。之前,介绍外国文学是很严格的,最好原作者是共产党员,或是跟中国关系很好的进步作家,有很多要求。这些我们都突破了。我们觉得,瑞典文学、丹麦文学、希腊文学,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好的作品需要介绍。那时当编辑不像现在,现在还要卖得掉,我们做编辑,只要内容好就行,至于销路,我们是不用管的。
  我和汤永宽是同一年退休的,退休以后就没什么往来了。我后来还为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故事》杂志。汤先生退休之后就主要搞翻译了,有不少外国文学译著。我对他的翻译不太了解,但他开创、主持《外国文艺》这本杂志,是做了很好的事情,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
  
  (感谢任溶溶先生、戴骢先生、云也退先生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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