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温讲话哭了【地震十天后，外援进行时】

　　“你们有在中国的行医执照吗？”小仓保持礼节性的微笑，一通日语后，翻译声音极小，唯一能听清的一句是：“我们带着一颗心来的。” 　　 　　金花镇 　　
　　
　　什邡市金花镇，方圆几十里静悄悄的。
　　14：28，远方汽笛长鸣。白根亨挺直胸膛，目视前方，墨镜掩盖一切表情。三米外，五名韩国搜救队员，双手下垂，紧贴裤缝，低头默哀。
　　白根亨制服上，三朵梅花。
　　韩国翻译丁熙淑说，在韩国消防总署，一颗火苗代表班长，四颗火苗才换一朵梅花，一朵梅花代表主任级别。三朵梅花应该是厅长了。
　　白厅长，眼前横亘着“KOBELCO”巨型破碎机，破碎机的后面，才是他关心的主体――三栋黄白相间的四层楼相联，破破烂烂，稍呈“《”形。关键是，楼下一层还压着一具女人的尸体。
　　这天，5月21日，是韩国搜救组在什邡市的最后一天。
　　三分钟后，“腾――”挖土机开工了。队员金寿镇走来走去，她是搜救组中唯一的女性，负责每天的工作记录。其余队员在一旁窃窃私语。
　　我们想过让中方救援队的挖土机先把楼推倒，再去挖人。丁熙淑说。
　　挖土机在别处响起，没去管那栋危楼。不知什么原因中方没同意。她一脸困惑。
　　几分钟后，白根亨部署战役。警戒线围住楼体，三人手持工具进去，另外三名队员谨慎地注视危楼，他的嘴角紧闭。
　　叮叮咣咣，楼里传出的声音时缓时急，张浩源等三名中国陪同成员脸色严峻。
　　
　　蓥华镇
　　
　　震前，金花镇曾是安全生产模范村。而今满目疮痍。山道旁的房屋，无论土木，所有建筑尽皆倒塌，损坏。山下帐蓬营，红蓝一片。几户人家不甘心，又跑回来，在废墟上捡捡扒扒。
　　15：00，白根亨做出决定停下。
　　在与什邡抗震指挥部做交接前，他想去趟前面的红白镇问问还有没有活干。
　　不用了，不用了。半途一个红白镇的乡亲告诉他们，就在上午，五天前驻扎在镇里的新加坡搜救小组结束搜救，刚撤走。
　　18：00，队伍回到了大本营。蓥华镇，穿心店，四川省什化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化工厂的面积相当于韩国东大门运动场的十倍。支队队长闵春基想了很久这样比喻道。
　　一排桔红色帐蓬，距离厂门四十米。帐蓬末端，炊烟正燃起。两条搜索犬不见踪影，也没叫唤。它们只有搜救时，找到了人才会叫，如果人死了，它们就在周围嗅个不停。张浩源告诉记者。
　　队员进入帐中稍作歇息。帐外，五十开外、面色黝黑的金永锡喝着咖啡，一页页地翻着资料，眼皮子跳跳，沉默不语，等待着下属的汇报。
　　他的肩上是四朵梅花。
　　丁熙淑说，在韩国消防厅，这是位真正的大干部。金永锡带领的这支搜救队隶属韩国消防厅，队员大多经验丰富，起码工作十年以上；在国内，大灾他们才会亲自出马；平常时间主要是培养新人。
　　5月16日下午，金永锡一行作为国际救援队派遣到中国。来华前，他们向中国外交部说明，会呆上一周时间。17 日凌晨两点，队伍到达什邡的蓥华镇。镇委书记为他们推荐了这个化工厂。
　　三点钟驻扎下来，六点投入工作。41名队员分为四组，一组是武器装备组，四处搜索救援目标；其他三组，根据提供的目标，具体实施搜救。
　　在中国教韩文的丁熙淑，作为志愿者18日到这里当翻译。
　　她眼前整个镇的楼倒了，一辆火车倒了，化工厂里，氨管炸裂，充满毒气。
　　队员徐甲吉是处理毒气泄露的专家。他说，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虽然跑出来了，却被毒死了，很多尸体是趴着的。他模仿起青蛙状。
　　搜救主要集中在化工厂的职工宿舍楼群，这就是他们扎营在此的原因。
　　楼群不高，一共五层，最高不过六层。有的是1950年代的建筑，没有钢筋水泥，从上到下，全垮掉了。有一个楼盘震成了空架子，里面空空如也。楼群靠左的楼栋里，一楼全完了，上面却横着什么东西，我们进去找人时，还有余震，上面很大的动静。
　　头天，挖出了六具尸体；第二天，九具；第三天和第四天，分别是五具；有些尸体挖出来时，已完全变形。惨状令金永锡无法形容，他仅仅一个劲地挤压、摩擦手心。
　　死者的家属执著地守在现场外，他们在哭泣；现场，丁熙淑也在哭，太惨了，她从没有过这种经历，死去的人虽不是她的亲人，看着还是叫人难过。
　　闵春基印象最深的是，抵达蓥华镇后，他们得知附近的金花镇，一名实习女教师埋在一栋楼里。女教师的老父亲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发现女儿还有一线生机。他赶紧报告给救援部队，苦于没有机器，石块不能搬动。
　　13日、14日，父亲都在等待奇迹。
　　“我们赶到那里，用生命探测仪听到了地下还有动静。我们太高兴了，都觉得特别有希望……”但最终，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闵春基十分沮丧。老父亲却紧紧握着他们的手，流着泪地说，谢谢，谢谢你们。
　　这次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救出一个活着的生命。暮色中，金永锡低垂着头。
　　“明天走之前，我们争取挖出那具女尸，把最后一份作业做好。”金永锡说。
　　第二天下午，韩国搜救队回到成都。女尸仍未挖出。什邡死亡人数已达3500多名。
　　
　　对日本医疗援助队的质疑
　　
　　“我想问一个问题，”华西附属医院会议室内，院长石应康微笑着，对面坐着日本医疗援助队一干人，“听说，地震后，日本向中国派遣过一支搜查生还队。如果你们那时能和搜救队合作，是不是会更好？”
　　日本医疗团长田尻和宏大致明白了他的提问后，没有回复一词，只是笑了笑。
　　这天，距离“5.12”汶川大地震已有十天。华西附属医院的欢迎仪式在院长的最后一问中结束了。
　　两天前，日本外务省派遣这支23人组成的医疗队，赶赴成都。载他们来的飞机，又将石院长提到的日本搜查队，载了回去。
　　医疗队在第二天，即5月21日，被中国外交部和四川省外事办安排到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援助医疗。不料，当天日方提出，市第一人民医院送来的伤员正在锐减，难以真正施展医疗队的效能。他们想到灾情严重的地方直接为伤者就诊，或者到华西附属医院，因为送往那里的伤员比较多。
　　按日本外务省的安排，医疗队将在成都呆13天：5月20日至6月2日。两天时间过去了。第三天，日本医疗队被安排到华西附属医院开展医疗救援。
　　“他们的精神固然可嘉，”院宣传统战办公室的廖部长先是肯定，“然而地震后，伤员更多是骨科病人。云集到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目前就有两百多名。日本医疗救援队里医师擅长的是急诊与护理；他们中没有骨科医生。再说华西附属医院，也不缺少骨科医生。”
　　
　　我们带着一颗心来的
　　
　　
　　三点半时，加藤俊伸副团长带领医生们在第四住院部旁，搭建了一个简易帐蓬，作为临时办公室。
　　一箱箱沉重的行李，还未开封。那是他们带来的全套医药品、医疗器材；
　　在中方医院的新闻网站上写着，他们的全部救援工作，将于明天正式开始。
　　“这批日本医生中，只有三个会英语，翻译就请了两个。”急诊科一楼大厅，主任王一平背着手说。
　　中年的日下部雅之正从他身边经过，和其他医生一起进入抢救室，一个不知名的日本小伙子紧跟着他，一脸茫然。
　　和他同龄的一群华西医大的学生都坐在急诊科门口的椅上，他们都是志愿者。此时，通道又是一阵忙乱。四名患者从灾区送来，其中一名女患者的儿子推着他母亲的轮椅，高声喊着：
　　“医生，医生，这是我妈。她叫王玉珍，我们那儿，氨管爆了，她被毒气毒了一下。”
　　他冲着喊的人，是日本的打出启二医生。还没等小伙子反应过来，护士已将他妈推进了“污染区”。
　　神经外科室里，一个来自汶川漩口的年轻孕妇，手臂骨折之前，她死活不肯照片子，怕对胎儿有影响。现在手臂骨节虽然复位，恐怕还要重新扶正。
　　“该照还是得照嘛。”朱医生拿起孕妇的片子，在日光灯下对比，他对藤本幸宏医生详细叮咛，森田与金子大夫点着头。
　　急诊科内外，中方医生，日方医生，护理人员，新的伤员，媒体的追踪采访，闪光灯的不断闪烁。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将主任医师王一平与副团长小仓健一郎，并排堵在了急诊科门口的石阶上。
　　“日本医护人员会分配到哪些科室？”
　　“急诊，ICU，人工透析，妇儿科。”
　　“会让日本医生主刀吗？”
　　“现在不太可能。他们不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进来。主刀的医生，我们都有。而且按照中国法律，他们还要办理临时的行医执照。”王一平平静地回答。
　　“请问你们这次带来了骨科医生吗？你们有在中国的行医执照吗？”
　　小仓保持礼节性的微笑，一通日语后，翻译声音极小，唯一能听清的一句是：
　　“我们带着一颗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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