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吃错药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在吃错药

　　语文,是人类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语,指语言和说话;文,指文采和风华。古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文教育“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最终目的则在于培养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
　　小学生的思维发展,正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过渡到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这个过程中,语文教材担负了巨大的责任。
　　除此之外,美育应渗透于语文教学的始终。而有教育家指出:“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最最缺乏的就是人真实、自由的精神!”
　　
　　课本中的母亲、母爱之于孩子,其意义自不待言。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是一个民间自发的教育学术研究团队,其成员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
　　从去年9月份开始,这个团体自发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研究专题,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3个版本教材――北京师范大学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里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
　　2009年2月,他们近20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刊发在《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上。在报告的最后,他们也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推荐版。
　　本刊特摘要编发这组研究文字,并采访了相关文章的写作者,以飨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完全赞同其中的每一个观点,而是基于儿童教育的极其重要性,希望能借此引起注意,激发社会的广泛讨论。
　　蔡
　　朝阳是浙江绍兴稷山中学的一名教师,负责母爱专题人教版的评点工作。参加此次母爱专题的研究,源于他初为人父的感动,他想坚决捍卫孩子“天生拥有自由”,而“现行的几套主流的小学教材,都存在着很大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孩子现在还在吃毒药”。
　　对为何取名“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李玉龙说:一是因为主要成员都是一线教师;二是期望我们能走在教育的前沿,做些创造性的工作。他是《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的执行主编,曾担任《教师之友》杂志执行主编。
　　早在2004年,这个研究小组曾推出了“那一代”专题,对以魏书生、于漪和钱梦龙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学语文教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评判,被论者称为“自1997年(《北京文学》组织的那次语文讨论)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刻的一场讨论”。当时,国内众多中小学语文教师都参与了讨论。
　　2008年以来,《读写月报新教育》每期推出一个有分量的专题,“母亲、母爱”(09年第2期)是其中之一。
　　这个专题最初是由小组成员之一郭初阳提出的。他在为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时发现有些母亲、母爱文本存在“相当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个别文本存在的,而是普遍性的,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关涉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
　　郭初阳原为杭州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他的课堂实录《言说抵抗沉默》出版后,“令中小学教育界人士耳目一新”。“他对教材的审视和反思,无不站在现代公民和母语教育的立场”,因而被目为“新生代”教师代表。就在别人都以为他可以稳稳当当成为“名师权威”、坐享名利时,他却悄然辞职。
　　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说是他对语文教学“义无反顾地反叛”。
　　负责母爱专题北师大版评点工作的吕栋,同样是浙江的一名中学教师,他说自己只是在教书之余,凭着兴趣,讲一些有关教育的闲言碎语。“我们不是教育专家,是业余玩票的。”
　　专题出来后,有人批评他们吹毛求疵,有人批评其“为批评而批评”,也有人指责评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吕栋坦言,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直觉和经验,看到了现有教材中的问题,如果提出的问题能引发读者对“教育本质”的追寻、对好的教育理念的完善,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
　　他说自己只有一个疑问:儿童文学世界,优秀的文本何其多,“为什么偏偏选次一等的、有明显缺陷的、也许还是很糟糕的文字呢?”
　　人物周刊:做母爱专题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李玉龙:具体到“母亲、母爱”这个专题,我们希望对现行教材提出一些参考性意见,能直接推进教材变革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对提高教师“用教材教”的能力有所帮助。
　　我们相信,一个教师如能读到我们这些全新的、颠覆性的解读,也许有助于改进课堂的质量。
　　人物周刊:你们的研究过程中是否遇到困难?
　　李玉龙:研究小组没有任何经费,全凭大家的兴趣和热情。如果说有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能力是否匹配我们的研究愿望。
　　当然,有些研究不仅对我们的能力构成挑战,而且直接挑战我们的胆量。即以这个母爱专题而论,3个版本的教材都有巨大的发行量,背后关涉3个出版社的发行利益。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3个出版社的反馈。
　　人物周刊:总的来说,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存在什么问题?
　　蔡朝阳: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形象不外两张脸孔: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活中的母亲。比如,比如苏教版中的《水》、《花瓣飘香》、《沉香救母》等文章,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其中的母亲形象多是身体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中一直若有若无地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面的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
　　但不论苦大仇深还是道德完美,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更甚的是以爱的名义,行摧残之实。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有趣,如果说这些教材中有更具人情味的母亲,多是外国母亲。这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比如人教版中节选了《爱的教育》中的一段,命名为《卡罗纳》,那才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母亲。还有一篇托尔斯泰的《穷人》,人教版和北师大版都选了,表达了那种基于基本人性的饱满的爱,读来叫人有一种深切的感动。
　　人物周刊:总的来说,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孩子形象存在什么问题?
　　蔡朝阳: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就是成人化的孩子,总之是非常态的孩子。这些孩子要么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中的《花脸》一文;要么被工具化般的蓄养,只有回报父母才是好孩子的唯一标尺,如北师大版中的《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如人教版和北师大版都有的《小狮子》。他们受到冤屈,无处申辩,母亲总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比如苏教版的《蘑菇该奖给谁》。
　　这里我还想讲两个更严重的问题。一是教材中儿童视角的缺失。周作人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仅就这3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但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
　　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都处处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林达写到美国的公民读本,第一课是“你”,爱国,从个体开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也许才能给孩子以切身感受。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编出来的拟人童话,既非童谣,也非诗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岂能奢望孩子们喜欢?
　　二是事实的缺失。可以说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开心,但不能捏造事实。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就是一个谎言。还有一类,我不敢确定其描述的是否事实,但因为文学描写的拙劣,从而使得故事破绽百出,难以置信。如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玩具柜台前的孩子》。
　　人物周刊:你认为小学教材中应塑造怎样的母亲形象?
　　蔡朝阳:我们挑选了一些篇目,从这些推荐篇目中,庶几可以看出我们对一个母亲的期待。我们推荐《窗边的小豆豆》,因为小豆豆受了正男无理的辱骂,她的妈妈仍是和蔼地告诫她:“绝对不可以区分说‘那个人是日本人’或者‘那个人是朝鲜人’。”所谓人性,就体现在妈妈朴实的话中:“大家一样都是小孩子。”
　　我们推荐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在龙应台笔下“安安”的天真之所以打动人,正是因为龙应台将自己放在了孩子的地位,她能发现并尊重孩子的天才。我认为龙应台这本书是所有父母的教科书。我们还选了金子美玲、还有琦君……
　　
　　其实都不用多说了,阅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但愿我们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快乐更自由的童年。就像顾城诗歌说的:
　　让天空永远蓝瓦瓦,
　　让太阳永远笑哈哈,
　　让世界上永远有我,
　　让世界上永远有妈妈。
　　人物周刊:你认为当前我国的孩子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吕栋:不是“哪些”问题,是整个儿的问题。我想,教育部门、教育专家,包括教材编者,不会看不到教育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也想改变。在我从教这十几年里,就经历了好几轮“教改”。如今走到了“课程改革”阶段,诸如“素质教育”、“人文素养”之类的词语,在课程标准和教育部门的文案中高频度出现,看起来很美,很接轨。但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实质有没有大的变化呢?我看变化比较大的只是教材。所谓“教育改革”,也许理解为教材改革更加准确些吧。
　　就教材看,公平地说,是进步了。比如,3套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了一些优秀文本――尽管太少;而领袖崇拜、英雄主义情结以及意识形态灌输的篇目明显减少――是减少,不是没有。
　　问题是教材背后的思维意识,以现代文明的尺度来衡量,仍然滞后。道德说教文本,因为面目生硬,基本被弃用,但正如你看到的,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比如“报”,比如“听话”、“服从”。只是硬度减弱,刚性的道德砝码变成了软性的道德诱饵,愿者上钩。这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杀伤力可想而知。
　　细读3套小学语文教材的“母亲”文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脉络:以“母亲”为载体,以“母爱”为饵料,以读者文摘体的、心灵鸡汤式的语言为介质,达到规训的目的。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讲到,“塔科夫斯基在小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垃圾’。”我们的编者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读过他们编的课文后,从此弃绝垃圾阅读呢?
　　人物周刊:社会应为这种教育承担起什么责任?
　　吕栋:我时常悲观地认为,如果今天社会对教育能够做到零介入,也许才是好事。可惜学校不是空中花园,超负荷的社会压力,功利性的社会期待,以及过多的体制化功能,是对教育最大的伤害。我们教育的社会功能被压缩为“人材培养”,而非“人的教育”,助长的是鼓励应试、追逐学历的社会风气。而培养“接班人”的政治目标,则使孩子早早地被体制化。
　　语文教育专家,每每强调“文道并重”,要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德育目标。这个道是什么道,德育又是什么样的德育呢?想想看,“后宰门”孩子一声“连爷爷,您回来啦”,在台湾被制成手机铃声。是不是有点像笑话?
　　试想,如果社会不能保护公民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期望孩子的个性得到真正的发展?如果社会奉行的正义模式是“所有动物都平等,但有的动物更平等”(奥威尔《动物农场》),那么我们如何让孩子拥有正直和善良?如果社会不能建立一种体制,可以制止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那么我们如何让孩子相信遵守法律是公民的必要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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