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旭人与肖捷面临选择】 中国财政部

　　 　　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抉择。中国经济往何处去，要看税改如何行动 　　 　　8月21日，财政部公布了7月份税收数据，税收同比增幅大幅下降，税收终于摆脱了脱离经济基本面、居民收入一马当先的境地，可以暂时免遭排山倒海般的质疑。
　　7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323.25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其中，7月份企业所得税收入完成1496.3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2％，增速同比回落了38.7%，比1～6月的累计增速回落了45.7%。
　　值得关注的是，7月份个人所得税收入完成280.87亿元，同比增长8.2％，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回落了22.3%，比1~6月的增速回落了19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处于拐大弯时期，经济增速在迅速下降。税收大幅下降，既有政策因素――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新税法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到25％，但上半年经济失速才是税收收入下降最主要的原因。
　　
　　税负过高不堪重负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面临两种左右为难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有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主动选择是借此契机推出大规模的税收体制改革，彻底改变财政对市场主体的掠夺式税收开采行为，降低饱受诟病的过高的税费，清查各种不合理的行政规费，并以法律的方式固化下来，为日后建立税收主体的公共财政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种消极、被动的选择是继续实行高税负政策，而后通过政府之手进行二次分配，达成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将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公共项目、社会保障等方面，使社会达到高度和谐。
　　在税改方案之前，有必要重温的一个数据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骑绝尘，呈现爆炸式增长。不算各种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已经从1999年的1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5万多亿。
　　根据陈志武先生的统计资料，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远超过了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速，尤其是超过了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速。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
　　
　　他们的选择至关重要
　　
　　税收改革是全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同时履新的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无疑最受关注。但他们将很难成为税收市场化的全面推动者，这不仅仅因为税改并非财政部与国税总局可独立完成之事，也因为目前的资源拨付、经济调控、政府架构方式，都不支撑大幅减税行为，更因为谢旭人与肖捷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长期浸润所导致的观念。
　　2003年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谢旭人，最大的、想来上级也十分满意的功绩，就是上任之后税收迅猛增长。中国的税收总收入占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95%，而财政收入近几年几乎每年上一个万亿台阶，2003年超过2万亿，2004年为2.6万亿元，2005年为3.1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
　　这相当于给后任留下极高的门槛，因此现任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面临的课题是，既要在经济转型、经济增速下降时继续推进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的税收体制改革，同时也不能降低税收收入，否则肖捷将处于体制改革与社会舆论漩涡的中心――税收增长过高，可能导致经济继续失速、社会各界反弹；如果税收完不成既定30%的增长目标，政府内部各部门、政府陆续投入的项目都将伸手向肖捷要钱。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面临的考验则是如何建立廉洁、高效、符合宪政原则的公共财政体系。8月8日，财政部网站发表谢旭人《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长文，其中有财政部长对于公共财政与税收的全面阐述。
　　他提到财政收入用处是“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保障、投向农村成为新财政收入的两个亮点，但我们只看到公共财政投入方向的重大变化，却没有看到财政来源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政府主导性的经济没有松动。
　　
　　接任国税总局局长后的肖捷新闻不多，话也不多，我们听到的是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声音，听到财政部对税收增减的根本解释，谢旭人发表未来税改十大重点，却很少听到国税总局出面应对社会各界对提高个税起征点、征收燃油税等呼吁。
　　说得少，不等于没想法；话少，不等于不行动。
　　肖捷最大的亮点是论关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责权利划分，4月出版的《求是》有肖捷文章《服务科学发展 促进民生改善》，表示今年将着力抓好地方税制改革，按照“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等要求，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税制体系。
　　肖捷还提及了以增加地方税收为目的的房地产业税改革、以振内需为导向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在经济增速下滑后，国家税务总局与商务部等部门一样，到温州等民企发源地进行调研。
　　对于市场化取向的税收改革，我们不可持乐观态度。今年4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肖捷强调，税务部门要确保国家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
　　
　　呼唤税收政策改革
　　
　　税收是实现公平的工具，也是市场化的激励举措，绝不仅仅是宏观调控的强心针。
　　不能藏富于民，是财政收入过高的皮毛之弊，目前的税收政策有反市场之嫌，才是心腹之疾。
　　税收过重与重复征税并存，目前我国第一大税种是生产型增值税，采用对企业层层剥皮式的征税方式，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允许扣除，造成事实上的双重征税，加上利润上缴所得税，企业不堪重负，过重的税收造成国家投资项目过多、私人投资过少的现状。
　　从1994年税制改革时设置的消费税，2006年4月1日对税目税率进行微调，消费税基本属于边缘税种，既无法体现鼓励消费、也无法限制奢侈消费与高耗能消费。居民收入增长太慢、消费税不普及、保障制度不健全，使我国无法从制造大国过渡到消费大国，自主消费品牌、沃尔玛式的消费企业迟迟不能建立。税收起到逆向激励作用，成为市场发展的绊脚石。
　　税收政策是经济政策的缩影，财政收入过高，甚至超过计划经济时代结束期，说明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在加强，加上政府在能源、资金分配等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市场生存空间逼仄。
　　1978年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1%，而目前税费相加的宏观税负占GDP比重已经超过31%――30年改革，在税收收入上，我国走过了一个V型历史阶段，这既说明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又何尝不能说明政府通过税收对经济的主导权节节上升？
　　税收市场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基础条件，税收行政色彩浓厚的经济，只能产生出亦官亦商的市场土壤。当我们一再把税收视为宏观调控的应急工具时，是否有必要回到原初，想一想税收与市场的关系。税收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确的市场激励机制，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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