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困境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困境

　　非诚勿扰 　　其实新一年都是从年会开始的，去年是在广州一家以动物为主题的酒店里召开。 　　在会上，作为菜鸟，我向同事们提了3个问题：一、如何处理采访被拒绝？回答是死磕，每次多喊几声“加油，加油。”二、如何空降到一个地方，迅速渗透并和当地建立联系采访？回答是多积累经验和人脉，下笨功夫。甚至有编辑说自己当初做调查记者时，曾在大雪天里跑到人家楼下去翻垃圾桶，结果从里面找到了很多有用的“垃圾”信息。三、如果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一切所见所闻都如白开水般平淡，该如何下笔，这时候是否该有意地去用力，去渲染？回答是如果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都找不到高潮，那只能说明你是阳痿的。
　　那个晚上，新人如我照例灌下3碗无比难喝的广东米酒，接着是频繁举杯，直到把杯子碰碎，眼泪流干。这个集体，虽然平时各自为战，可是一年一会的场面是那么令人感到温暖，这种温暖不单来自感情，更多的是价值观上的认同。这本杂志，在这个冰冷的时代总是带着一丝温暖，尽管有人认为“贩卖善良”，但它能让你睡前在床上慢慢地翻读，心里燃起一盏烛光。
　　对于接受过西方商学院思维训练的我来说，这样的杂志能够活到今天实在是个奇迹，它开年会没有具体的数据和报表，也没详尽的战略规划。它从不去硬性地规定什么，例如奖罚考勤制度、稿件数目要求，可它始终相信人内心的力量最为强大。这是一场关乎人性的赌博，也是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回击，尽管最后的结果也许会是“人性的弱点”输给制度的合理设计。
　　
　　重庆森林
　　过完年，我被派往重庆，写文强案。正如毫无头绪的稿子，那个地方一连8天没出过太阳。我和同事一直在外面跑，见足各色人等，老板、记者、混江湖的、公安局的，可是没人愿意谈，因为他还没被最终定罪。接着我们像推销保险一样，去退休老公安宿舍一户户敲门，这些前任们一个个都说自己老眼昏花，脑子不清楚，无法评述。通过新华社的关系，我们去见交巡警大队的人，他们给我们展示了自己最新的交巡警业务平台，设备十分先进。
　　许多天过去了，我脑子里只记得两句话，这是一个搞接待和勾兑，类似于“秘书长”角色的人说的。他说，“你可以让人闭眼，但无法让人睡着。”他还说，“在中国不要做普罗米修斯，要做西西弗斯。”
　　最后的几天晚上，难以忘记的是跟编辑在网上关于稿件的讨论，从他MSN的回馈中，我第一次知道了稿子还可以按拍电影的方法来操作，“你就想象自己是在拍一部电影，长镜头、远焦、近景、倒叙这些都要用上，为的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
　　我同时也看到了无比珍贵的庭审记录和律师辩词，第一次发现中国的审讯现实。
　　
　　禁闭岛
　　年末关于延坪岛的稿子，困境又一次摆在了面前。
　　在头一天因大风天气航船取消之后，我们幸运地登上了第二天的渡轮，等待着我们的是有限的采访资源和未知的局势变化。
　　上岛后，我们借了3辆自行车，挨家挨户地找人。在白天，可以看到几个正在紧张劳作的岛民，有的在把蟹装车，有的在收大白菜，我们上去搭话，可能是由于媒体的过度轰炸，他们表情冷漠。我们只能继续乱窜，骑了一圈之后，发现整个岛能踏足的地方已被缩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子，通往其他地方的道路均有士兵把守，成了军事禁区。
　　扫大街也并不白费功夫，在岛上的4天里，我们接触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岛民，其中包括政府公务员、开民宿的大妈，还有倒卖梭蟹的渔民。除此之外，岛上的驻军也跟我们有过短暂的交谈。
　　于是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发生了，这恰恰验证了出发之前我的预估，延坪岛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战争前线”，而是一个普通的渔村，只不过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困坐孤岛，我苦于无法找到一条贯穿全文的脉络，所有的信息几乎都如炮击后的房屋般散落一地，这里并没有太多超出正常理解范围的人和事。
　　在一个等待炮击事件后第一艘渔船出海的黎明，我打着手机灯，摸黑来到了一截延伸入海的堤岸尽头，脚下波涛汹涌，远处漆黑如石。
　　（王大骐，本刊记者，2010年代表作有《文强的江湖》、《马悠的遗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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