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仁民　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

　　脊梁做不了,我就做一根鱼刺。在这个荒蛮的世界里,我时时想着,我该如何抖露给这个世界看,这是我活着的唯一的愿望。这个岛就是我的一个载体 　　 　　 　　朱仁民的岛已经和大陆连成一片了,之间只隔着浅浅的一道水沟。
　　这使得他的岛勉强还算是一个岛。几年前,从码头坐船到岛上需要驶过800米海域。如今,地方政府轰轰烈烈的填海运动侵入了他的领地。“他们把规划全变了。而且,事先也没通知我。”他压抑着心中的愤懑。
　　海防堤上,一尊尊罗汉像或怒目而视或神情夸张,他们静静地站着,等着随时被挪走的一天。按朱仁民买下岛的最初规划,这500多尊罗汉像本该散布在岛四周的水面,围着160米高的观音像,“同登彼岸”。
　　保留下来的这二三十米宽水沟也是他一路抗争的结果。然而,填海的土方破坏了之前铺设的海底电缆和水管,岛上的水电供应成了严重问题,使得这个永久免费开放、为艺术家免费提供食宿和工作室的岛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的荒岛。
　　办公室里凌乱地摆满了各样的雕塑、画册、设计图纸。一个脸盘大的不锈钢容器里泡着浓浓的铁观音。在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里,他显然是个“怪人”――身为数家公司的老板,没有自己的住处,睡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光着一双脚丫子,以一天15个小时的工作制忙碌。
　　和他的岛一样,他孤零零地矗立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横亘在他和大陆间的,是一片渡不过的海。
　　
　　世界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做英雄。
　　朱仁民出身于艺术世家。外公是已故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舅舅潘公凯是中央美院院长。4岁开始画画,7岁时,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一家人就被下放到浙江舟山的海岛上。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一家五口靠着当教员的母亲每月30块的工资过活。
　　“常常吃不上饭,家里常常会为这些事吵架,附近贫苦的渔民都过得比我们好多了。”让一个性格孤傲的少年最难承受的是,一到外头就抬不起头,贴着“黑五类”的标签总是遭到冷眼和欺辱。“很矛盾,这种扭曲是非常痛苦的。”
　　他继承了外公和母亲惊人的记忆力。闭上眼睛,曾读过的中学哪个地方有块石头,石头旁边有棵怎样的草,历历在目。后来,哪个老师自杀了,哪个老师跳海了,哪个老师发疯了,哪个老师跳井了,每一个名字和遭遇都印在脑海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外公被一次又一次地批斗,20出头的朱仁民,跑到杭州伺候重病中的外公,也为这个和别人打架。潘老先生后来屈死在监狱里。
　　“等自己长大一些、开始明白一些道理,自己又掌握着强大的技能,我该如何抖露给这个世界,是我活着的唯一的愿望。我需要一个载体。绘画、做建筑、做设计,不停地转换,我都是一流的,因为要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抖露给这个世界。”
　　18岁的时候,开始闹文革,普陀山几千尊佛陀、罗汉像全被砸掉。地方上的红小兵们自己砸不动了,就号召全国的红小兵们来舟山支援。朱仁民偷偷藏下几个重要的佛像,为了从红小兵们手里夺过来,他和他们争吵、打架。“很迷茫很难过,那时什么都不信,只是觉得――这么好看的东西,为什么要去砸掉它。
　　有一天,他坐在海边,忽然发现对面的洛迦山岛像一个卧佛,接着,他在岛的西面又看到一个卧观音,当地人叫它菜花岛,比之前的卧佛还要逼真。“真是奇迹――在这个佛教圣地,东西海面上躺着两个天然佛像。”可是,洛迦山上造了一座塔,他觉得像一把刀一样刺在卧佛的肚子;那个菜花岛则是驻地部队练习打炮的地方。
　　他想着,有一天,他要以自己的方式修复这个世界,修复那些被毁坏的自然与文脉。
　　
　　他很早找到了自己天赋的工具。虽然出生在国画世家,朱仁民一直凭着天分和本能在画画,也没有人指点过他,“好像天生就会的”。当过渔民、铁匠、救生员、教师……后来教画画、做舞台设计。在地方剧团工作时,他一个人的能量能抵下十来号人的活。
　　
　　人生
　　
　　1981年底的一天,朱仁民的身躯从脚手架上重重地砸了下来。他即将完成一幅300米×3米的中国画巨作《大道•海天篇》。
　　他摔成了瘫痪。刚刚有一丝曙光,他的世界又暗了下来。工作的剧团立刻停了他的工资和一切福利。一家6口只有14平方米房子,住不下,到外头一天两块的农民房也租不起,事实上,也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残疾人,他们怕他死掉,不吉利。
　　后来,母亲的学生帮他在普陀山上找一座叫隐秀庵的破庙,把他背到了那里。庵里很清静,有农民的谷子,几千只老鼠,还有一条蛇横在屋梁上,有时候,蛇从两个屋梁之间飞起来,接着听到老鼠的吱叫声,然后过一会儿没声音了,一滩血流下来了,蛇开始慢慢往回游,吞下死老鼠。“第一次我看到很怕的,叫我学生拿把菜刀来放在旁边。”后来,他慢慢习惯了这一切。
　　一个人躺在清冷的庵里,学生每天送饭上来,母亲隔三差五地看他。自杀的念头终日盘旋在脑海里。在庵里,他看一切能借到的书,相书、经书,字画、碑帖,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书,高尔基、雨果、屠格涅夫等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当读到罗素、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时,他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就想圣西门那样,建设一个自己思想中的共和国。我可以买个岛,在岛上做艺术,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到那时我就把对面那个菜花岛买下来,把观音的造型保护下来,再没人能去破坏了。”
　　3年之后,他竟然可以爬了,后来能蹲了,可以撑拐杖了,肚子还是痛。等能撑起两根拐杖时,他迫不及待地下山,实现自己的理想去了。“觉得我这个人死了,这个国家就亏了。心很大,很狂妄,也很幼稚,充满爆发力。”离开海岛前,朱仁民面向大海三叩九拜。
　　带着300块钱闯荡国外,等回到国内,他在中国美院任教,开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家景观艺术设计事务所。商业设计让他赚到一些钱。1996年,他终于实现了十多年前的梦想――租下了那个形似卧观音的小岛,更名“莲花岛”,自号“莲花洋人”。
　　他用圆珠笔画下心中的宏大设计:他要在这个岛上造一个巨大的东方女神像――观音;他要让罗汉们走下神坛,与民同乐,让民众不要再带着恐惧的心理膜拜,因为禅宗说:“我就是佛,佛就是我”;他要把雕塑、绘画、景观设计、建筑等多门类艺术结合起来,把这个岛打造成为一个生态和文脉结合的艺术典范;他要像圣西门、傅立叶那样在岛上建立自己公益事业的永久乌托邦,让贫困的艺术家们能够无忧无虑地自由创作。
　　
　　孤岛
　　
　　10个年头,2300多万的投入,耗费无数的精力、时间和心血。
　　后来证明,这是一个让朱仁民最累、最伤心、最后悔的一个作品。“我后悔过――本来,这些耗费的精力和资金可以投入更好的地方,我能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创造出更多的艺术作品。
　　从最初地质勘探、测绘到有关各种恶劣天气的实验报告,到水电、消防等的设计,再到施工阶段的凿石、吊运、安装,朱仁民全部都亲力亲为。为了完成这个庞大的普渡众生的群像,他一个人办了雕塑厂、石雕厂、铸铜厂、水泥厂、装饰工程公司、土建工程公司。文人的随意和天真,让他一厢情愿地信任他的下属,天真地认为自己对他们够好,他们也一样会善意地对待他和这个岛。
　　
　　现实击碎了他的幻想:下属里有的贪污,有的偷车逃走,有的卷款逃走,工地上的甲方联合起来贪污工程款……“做得死去活来,亏了几千万。没有一个人给我太平过,我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这么做,有时真是恨不得一刀捅掉这些人。”
　　2003年另一波风浪袭来,这一次浪大得足可以把他淹死。地方政府开始在岛的附近填海造地,填一亩海的成本是几万,卖出一亩的价格高达几百万。原本安置在岛周围120米水域的500多尊罗汉像没了去处,“我很难受,罗汉像只能摆到了海防堤上。”侥幸的是,还未有人动这些罗汉一个指头。
　　“我的工程被勒令停过,工人被抓过,我的岛也被填过。”他找人评理;他一路抗争告到浙江省里。他不理解,到处都说要建设文化大省,自己花了几千万、呕心沥血做成一个永久免费的艺术品,白白送给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非但不要,还要毁了他的心血。
　　海那一边的大陆上,在地方政府官员眼里,这个孤傲的倔老头干着一件让他们搞不明白、却很头疼的事。
　　朱仁民崇敬的是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我最无法忍受的,是那些挂着党和国家一道道光环,耗着纳税人一笔笔血汗钱,贪婪、懒惰的人。”很让这个有些偏激的民粹主义者伤心,那些真正欣赏他的艺术创作的,首先是外国人,尤其是他最痛恨的日本人。那些理解他、尊重他的人,都是离他个人最远的。
　　“离我最近的人,伤我伤最深,让我最痛苦。可是,我是没有人照顾的。等哪一天我倒下,我会是很悲凉的一个人。等我没有创造力的时候,我必须去死。”
　　工作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作为出名的环境艺术设计师,朱仁民用其他大型盈利性设计项目养着他一个人的公益事业:他在沙漠上做成了中国唯一的一座国家级湿地公园;他想着在杭州城里找一片垃圾河,恢复《清明上河图》的往日繁华,杭州回应并实现他的愿望;他为世博会做一个永久性个人展馆,几家争着落地,还和他反复商量展馆位置。
　　从前年开始,朱仁民觉得自己健康和体力已经支撑不了这么多摊事业。
　　他觉得唯一能对话的,就是自己的母亲,这位潘天寿的长女一生都在苦难之中,在儿子瘫痪最需要钱时,把价值几亿的潘天寿书画全捐给了国家。自己承受不了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聊聊天。“她也不了解我,但她理解我。她觉得她这个儿子对祖国、对民族都是很好的一个人。虽然,她不明白你在画什么?为什么去弄一个岛?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苦?”
　　三毛自杀前曾送给朱仁民一张照片,照片上她推着一辆单车,笑魇如花。他们俩在舟山举办的一次艺术家会议上结识。3个月后,她用一只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她是对的,她活得太累了、太痛苦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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