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把毛泽东诗词译介给全世界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1972年,她和美国丈夫出版了英译毛诗,台湾报刊就骂她不忠不孝,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之后,她的寓所成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港口      “有一天,PAUL突然问我:‘听说毛的诗写得不错?’”
  PAUL是指聂华苓丈夫、美国著名作家安格尔。每次提到PAUL,她的语调都格外柔和。
  
  “我就给他说,毛有些篇章的确很棒。他马上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试着译几首呢?”
  聂华苓动了心。牛刀小试,居然大获成功,初译的几首毛诗在华人文学圈很快流行起来。一个偶然的即兴建议从此发展成了一个正式的事业,聂华苓、安格尔合作的英译毛诗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在美国和法国出版发行。
  为了译毛诗,聂华苓不得不恶补了一把中国政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每首毛诗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懂中国政治史,你就根本无从下手。”聂华苓告诉笔者。
  长征的故事,延安的故事,整个红色中国的故事,就这样一步步走进聂华苓的视野,新鲜而朦胧。
  “接着我就挨骂了。台湾报刊骂我不忠不孝。”聂华苓父亲死于红军的枪下,所以在台湾看来,聂华苓翻译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
  “其实两边都对我想象过度了,把一个文学事件政治化了。”回忆这段风波,聂华苓满脸的无奈。
  但无论如何,毛诗英译无意间为聂华苓开启了人生的一个通道――梦萦魂系的故园向她张开了双臂。“四人帮”垮台不久,即1978年,聂华苓重返阔别三十年的祖国。受到的礼遇之高,超乎她的想象。
  
  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
  
  相遇聂华苓,多少有些意外。刚到爱荷华就问陪同官员,有没有机会拜会聂华苓?陪同官员说,他们早已知会聂华苓,但她住在山上,刚下过大雪,路上尚有积冰,开车下山怕有危险,所以没安排。我也就不指望了。2日上午造访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陪同官员突然提示说,中午聂华苓请我们吃饭。跟写作坊负责人谈到11点,一个人推门而入,所有人一齐站了起来,我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华苓了吧。
  果然不差。风尘仆仆的聂华苓显得瘦小而又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握手,寒暄,然后一群人围着靠墙的安格尔铜像合影。身为写作坊教父的安格尔,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人群中间。
  “他特别强壮。”聂华苓骄傲地回忆说:“八十年代我们买了个很大很大的微波炉,重量超过一百公斤。他从车库直接抱到二楼厨房,途中根本不停下来歇口气。”
  尽管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安格尔还是扛不住命运的闸门,而在1991年溘然西去。那年聂华苓66岁。
  “从此我再也不记日记了。PAUL走了,我还有什么可记的呢?”聂华苓神色黯然地说。
  两部心爱的相机也都送了人。“我很喜欢摄影。PAUL的合影照,只要没有我,一般都是我拍的。但他走了之后,我再没什么照片可拍了。”
  对PAUL的记忆那样刻骨铭心,以致后来一个通灵大师主动要给她预言未来时,她竟毫无兴致:“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还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的呢?”
  在写作坊办公室象征性地停留了几分钟,聂华苓就招呼我和翻译随她出门。门外白雪皑皑。
  “那是我的车。”她指着不远处一辆银灰色的两厢车说。那车的档次,估计跟国内几万块钱一辆的小车差不太多。
  说着,抬腿就朝自己的坐驾走去:“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吃饭。”
  雪地挺滑溜的,摔一跤肯定不轻。我赶紧伸手把她拉住:“聂老师咱们就在这等,叫司机把车开过来嘛。”
  老太太乐了:“咳,我哪来什么司机。”
  翻译也笑了:“你以为是在国内呀,这里的老人都很独立,都是自己开车。”
  一排排小别墅从车窗两边哗啦啦地整齐后退。爱荷华实在太小,转眼间一片一片空旷的农田扑面而来,车子出城了。很快,一条河流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爱荷华河。我们到了。”聂华苓说。
  “但这里还不是来爱荷华的中国作家去得最多的地方。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
  我当然只好摇头。她叹口气:
  “这你都不知道呀,答案其实好简单,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家呀。”
  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笑完了,老太太很郑重地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不知道你下午的行程怎么安排的,但我家你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尽管事先有安排,吃完饭后我们还是先绕道去她家。
  聂华苓家掩映在半山腰上的丛林中,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山坡,积雪像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毛毯,丰腴而松软。山下也是一望无际的丛林,蔚蓝的爱荷华河在丛林中若隐若现,充满诱惑。
  我只在楼上停留了不到一分钟,但我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叫诗意的栖居。
  
  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一段爱荷华经历
  
  1964年,29岁的聂华苓从台北飞到了爱荷华。
  “飞机飞上天空,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聂华苓回忆说。“直到起飞前的最后一刻,我都有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的可能。”
  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1949年刚逃到台湾,聂华苓的名字就跟《自由中国》杂志连在了一起,跟雷震、殷海光、胡适这一个个政治敏感词连在了一起。当她飞向爱荷华时,杂志早已被封,社长和其他三个同仁都身陷囹圄。
  台湾15年,聂华苓经历了太多恐惧,跟踪、抄家、隔离如影随形,一个不喜欢参与现实政治的弱女子,却承担了太多本不该她承担的风险。也就因此,台湾岛那个泪珠般的小岛,在她意味着太多的伤感,太多的梦魇。
  是PAUL把她从台湾召唤到爱荷华的。她的人生从此转轨,从一个青年作家变成了一个政治流亡者。
  在爱荷华她找到了自由,更遭遇了爱情。1970年,她与PAUL缔结白首之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她仍不免常常怅惘,常常若有所失。
  她到底缺什么呢?她还要找什么呢?
  爱荷华可以给她自由,可以给她爱情,却并不能给她全部。那些南腔北调,越剧昆曲,粤菜川酒,却是爱荷华无法给她的。对国民党的失望,使她只能把寻根的目光投向祖国大陆。云雾缭绕的祖国大陆,给了她广阔的想象空间,她以文学家独有的方式慰藉自己无尽的乡愁,着手翻译毛诗。翻译毛诗因此何止是一个文学事件,何尝不是她叩问精神故园的一个最初的尝试?
  1978年,国门初开,她便迫不及待地回去了。作为最早向全世界译介毛诗的华人知名作家,当局对她的重视不难想象。即便如此,以一个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细腻心地,她仍隐隐地感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那种似曾相识的紧张和惶恐。她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但这时,她不知从何做起。
  “我一回去就到处打听我熟悉的那些中国作家的下落,没人能告诉我。”
  
  28年后,坐在安寓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聂华苓追述初回故园的那一幕幕,记忆犹新。
  安寓是一座两层小楼。如果说分布着卧室和健身房的一楼主要是生活区,那么分布着餐厅和客厅的二楼则是主人最重要的社交区。
  老人推开通向阳台的玻璃门,“就这个阳台,那时常常举行烧烤晚会。几十个中国作家同时出席,可热闹了。”
  拐角阳台又宽又长。靠墙放着一张张靠背长椅。夕阳西下。金色的夕阳洒在阳台红色的栏杆上,洒在长椅厚厚的积雪上,强烈的色彩对比,似乎折射着安寓当年的辉煌。当年那种人影幢幢、人声鼎沸的喧哗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看见那座公寓楼了吗?”老人指着山下一座方方正正的大楼说:“那叫五月花公寓。当年丁玲夫妇就住那里。他们常常晚饭后背着双手上山散步,散着散着,就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楼梯上。”
  丁玲是聂华苓过从最密、也是聂华苓最早请进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的中国作家之一。她在五月花公寓住了四个月。
  “他们呵呵笑着走上二楼,这时PAUL会大叫一声:‘丁玲!’走上前握住她的双手。然后我们就在临河的长窗前坐下,一边磕着五香瓜子,一边谈天。”
  他们谈的都是往事。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秦城岁月,牛棚风光,那一个个狂暴而血腥的日子,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苦难,是自认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聂华苓,从来不敢想象的。
  当然也有美好的碎片。丁玲记忆中最美好的碎片,就是早期的延安经历。“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毛泽东对丁玲的这些热情赞美,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密码啊。
  “你常去看毛泽东吗?”聂华苓曾经这么好奇地问丁玲。
  “毛结婚之前我经常去。”丁玲幽幽地回答说:“但是毛结婚之后我就不去了。他们结婚请客,我也没有去。”
  毛泽东跟江青的婚姻,成了丁玲与毛泽东交往的根本转折点。聂华苓印象中,丁玲特别讨厌江青。谈到江青就撇嘴。“小家子气”、“三流演员”,是丁玲评价江青的口头禅。
  笔者希望她谈谈跟丁玲交往的更多细节,但老人不答应:“说来话就长了,时间不够。我送你一本书吧。”老人拿出一本《三生三世》:“这基本上是我的一本回忆录,我跟丁玲的交往上面有写的。”
  1979年初秋的一个周末,聂华苓夫妇一手导演的“中国周末”在安寓隆重揭幕,来自两岸三地,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隔绝整整三十年后第一次坐在了一起。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是毕朔望,另一位就是萧乾。
  “那是一天早上,我们在阳台上吃早点。PAUL突然想起来,说:两岸一直不通,我们来把他们搞通好不好?”
  那时中美刚刚建交,两国关系正在蜜月中。美国朝野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关注。台海两岸动态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说,我们不是政治家,怎么去搞通啊?PAUL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我们是文学家呀,文学家有文学家的方式。”
  PAUL雷厉风行,马上开始化缘。他在爱荷华极富声望,当地银行和企业都愿为他慷慨解囊,钱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周末”,即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议题,以沟通两岸中国作家为主旨的文学聚会,很快就完成了全部筹备。
  9月14日夜,全体来宾在安寓二楼会合。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位作家,毕朔望和萧乾,立刻成了整个聚会的中心。聂华苓回忆当时情景说:
  “那时大家好激动。大家都没去过大陆,来爱荷华都是为了见大陆作家,尤其是为了见萧乾。”
  刚刚获得平反的萧乾,第一次重返国际舞台,举手投足无不儒雅风流,但也特别谨慎。会上其他作家都是即兴发言,即兴吟咏,萧乾发言则基本不脱稿,而且稿子写得很板正。显然,他并没有完全走出阴影。
  萧乾在爱荷华大学逗留了四个月。继萧乾之后,中国作家联袂而来。1980年艾青,1981年丁玲,1982年王蒙,1983年王安忆、茹志娟,以及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杨牧,王文兴,白先勇,吴祖光,张贤亮,邵燕祥,冯骥才,谌容,白桦,阿城,北岛,余华,刘索拉,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但凡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一段爱荷华经历。他们来这里写作,旅行。爱荷华大学还会给他们配英文助手,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7年国际写作坊问世以来,接待了来自36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作家,其中,台海两岸的中国作家就多达100多名。国际写作坊既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成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港口。
  安寓是写作坊的产房,也是写作坊的护生站。但时间无情,曾经车马喧嚣、风云一时的安寓,终于不可避免地沉寂了。
  “没钱了,请不起作家了。”聂华苓不无遗憾地告诉笔者。“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还在想办法。”2001年,已经中止一段时间的写作坊重新启动,资金来源主要是聂华苓等人的个人捐款。这当然很有限,写作坊因此只能勉强维持。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保证每年至少请一个中国作家来爱荷华。”聂华苓说。这时的聂华苓,满身夕照,看上去仿若一尊铜像。
  
  她把12万美金的支票扔进了垃圾筒
  
  见到聂华苓之前,有朋友断断续续跟我谈到过她。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海外知识界对她偶有一些批评。海外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印象,一定程度上得自两位华裔女作家的介绍。一个是韩素音,一个就是聂华苓。但现在看来,这两位对当代中国的介绍未必十分准确。她们的介绍可能太理想化,往往误导了读者。
  说实话,我在这方面并无研究,也就很难论断是非。但假设确有其事,那么我宁愿相信,那仅仅是因为当代中国过于纷繁复杂。聂华苓本来就是作家,容易幻想;更何况长期定居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美国化了,人性比较简单,无法理解东方社会的莫测风云。
  如果说在出席晚宴之前,我的这种判断还只是一种推断,经过了那次晚宴,我就不能不承认我的那种推断简直就是先见之明了。
  那次晚宴,也可以说是一次小规模的两岸三地作家的聚会。聂华苓的朋友,即另外两位女作家,一个来自台湾,另一个来自香港,我则来自中国大陆。大家都是素昧平生,但因为聂华苓,大家一见如故,海阔天空地说啊,笑啊,闹啊。
  “你们知道PAUL去世时最担心我什么吗?”
  聂华苓突然神秘地问。马上又自问自答:
  “他最担心的是我不懂钱。所以去世前他专门指定了一个银行官员,给我的私人财产把关。我要多用一点钱,都要那个官员批准才行。”
  Y君连连点头:“好,好。像你这种没心眼的人啊,是得有人为你把关,要不你太容易上当了。”
  “是啊。他在的时候,我几乎从来不摸钱。等他走了,钱不能不经我的手了,我还真不习惯。有一次,我差点就丢掉了12万美金。”
  “啊?”所有人一齐睁大了眼睛。
  “那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有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张单据,还以为是哪个商家的广告单呢,没多看就扔进了垃圾筒。到了中午我想起来这事,觉得好像不对劲,又把那张单据从垃圾筒里拣出来。但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后来请教一个朋友,才知道那是银行寄来的12万美金支票。原来是PAUL的胞弟去世之前,从他自己的遗产中划了12万美金给我。”
  “可他为什么要送12万美金给我呢?我始终没想明白。他在的时候,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啊。”
  
  A君明察秋毫:“那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估计他觉得你挺老实挺善良的,不愿你这种人吃亏呗。”
  大家都说有理。聂华苓这时叹口气:
  “不过呢,我好像还真丢了一次钱。我从来没对人讲过的。”
  大家赶紧怂恿她讲。
  “就是那个通灵大师,有次求我,说她想在她家附近开个店,但本钱不够,能不能借钱给她?我问差多少?她说差三万。我就给了她3万。但这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我的银行官员一再写信催她还款,她也不回信。”
  “天啊,你怎么这么傻啊。”Y君又气愤地大叫起来。
  “我就知道你要责备我。”聂华苓后悔地说,憨憨的像个十来岁的小女生。
  “我倒不认为聂老师做傻事。”这时A君出来打圆场了。“我对那个大师还算了解。她要开店是假话,但她急需用钱是真的。她的儿子摔残了,没保险,上医院要花二十多万美金。她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就只好到处找钱了。”
  “可也不能这么找钱呀。纯粹就是骗子,大骗子。”Y君犹愤愤不已。
  “也不好说人家一定就是骗子。其实那个大师人挺好的。”A君说。
  聂华苓完全认同A君的判断。“她真挺好的。3万块钱给了就给了,就算是我捐助她。”
  “是啊。只要用到该用的人身上,那3万块钱就不算冤枉。聂老师没白花钱。”A君马上接过话头。她跟聂华苓就这么彼此唱和,气得Y君直瞪眼。
  话题就这样围着一个“钱”字打转。聂华苓突然想起来前两年的大陆之行。“大陆人好像正在富起来?”她回过头问我。我点点头:“部分人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人心也比以前乱多了。”我又点点头:“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聂华苓接着谈起她1980年的大陆之行,那次大陆之行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跟PAUL跑了16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狂看地方剧,川剧,昆曲,秦腔,河南梆子,越剧,汉剧。真是大开眼界,好过瘾好过瘾。”
  聂华苓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陆同胞的精神状态,那种解放的感觉,那种畅快的感觉,那种青春的朝气,“真让人震撼!”聂华苓感慨地说,“那样子要能维持下去,中国真不得了!”
  “但是以后我回去,就变了,越来越变了,现在更是完全不同了。现在当然也有好的一面。经济好了,总不是坏事。不过……”
  说到这里,聂华苓显然有些犯难。这时所有人都停止了争论,等着聂华苓讲话。聂华苓想了半晌,终于还是决定说下去:
  “不过,中国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尤其八十年代初纯真的那一面,理想的那一面,都丢掉了也好可惜的。现在人们好像只追求钱。人对人的信用,人对自己的要求,好像都下降了。传统中好的东西好像都在消失。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就行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个好学校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了,国事天下事都不要管了。改善生活这当然很好很好……不过……我真的很着急的。”
  聂华苓再也说不下去了。席间一片静默,令人压抑的静默。突然,响起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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