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大王　马应彪和郭泉

　　先施、永安百货不仅是一部商业史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发达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达。不管是新式旗袍还是中山装，无不从这里走向大众 　　 　　2.5万港元开办香港先施百货
　　
　　1850年，上海麟瑞洋行的大班霍克等人疏通了一条用碎石覆盖的小路，年轻人经常骑马而过，被称为“马路”，或者由英文park lane直译为“派克弄”。随着英租界的扩张，它渐渐被称为“大马路”；12年后它随跑马厅延伸――这就是后来的“中华第一街”，上海南京路。
　　同一年，英国小船商托马斯•阿•拉姆和朋友尼恩•克拉沃德在香港中环的海滩边上租了一间简易木屋，销售当地独一无二的英国货及西饼，生意渐渐旺起来，名号叫莲卡佛百货公司。
　　24年后，14岁的马应彪跟着堂兄在莲卡佛西餐馆前迟疑了一下，还是在华人熟食档前买了一只糯米鸡，大口吃起来。他们从中山县沙涌村出发，想去遥遥万里之外的澳洲“淘金”。
　　几年后，马应彪兄弟已在澳洲站稳脚跟。在这片英殖民地上他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大约1880年代初，马应彪跟同乡在悉尼创办了永生公司，其实就是散在街头的小蔬果档。各自独立经营，交出盈余的一部分存入公司。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便开始经营澳洲与香港之间的蔬菜瓜果贸易。生意渐渐做大，永生拥有6艘海船往返于澳港之间，每周都有干鲜蔬果到岸。这时，中山县竹秀园里村（与沙涌村一箭之遥）的郭乐也靠经营蔬果档起家了，他最初的货源从永生公司来。
　　
　　其间，马应彪多次到香港，他觉得这里华人多，紧挨广东，发展势头比澳洲强。1934年，他从永生退股，背了一袋金粒重返香港――当年华侨赚了钱，在盛产黄金的澳洲都习惯买粗制的金粒――这是他20年的血汗钱。
　　当时的零售业，英人的莲卡佛一枝独秀。但缺憾是经销的全是洋货，顾客主要是洋人和富有华人，升斗小民不敢问津。而当时的华人店铺，商品都没有明码标价，买卖双方要很费一番口舌才能成交；且大多没有专为顾客设置的柜台货架。
　　马应彪认为可以模仿澳洲的商店，在香港开一家百货店。他吸纳了同乡、澳洲及美国华侨、香港富商共11位股东的资金总计2.5万港元，开办了香港先施百货。先施，取自英文sincere（诚挚的）之音译。
　　马应彪是先施首任司理（总经理）。他租好铺面，装修花去2万元，剩下5000元只能进少量百货，马应彪的做法是：品种尽量多，数量可以少，一旦现金回流马上补货。这成为后来香港、上海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除了在非常时期，先施很少压库。
　　1900年，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香港先施百货公司开业。商品不但标价出售，还聘用男女共25位店员，开创了女性站柜台售货的先例――这是马应彪效仿澳洲英人商店的做法。先施的女店员长得都很标致，统一服饰，面含微笑，那天引得来看稀奇的港岛市民络绎不绝。一段时间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生意都没法做。华民政务司的警察在冬天里帮着维持秩序，满头大汗。后来，莲卡佛也效仿先施，引进女店员。
　　
　　中国大陆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
　　
　　1914年，上海南京路上铺了铁藜木路面。一首当年的儿歌这样唱：“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也是这一年，马应彪在上海成立了先施公司，他最后看中了日升楼易安茶社旁边的地段（现南京路浙江路口的西北角）。尽管这里市面清淡，有人告诉他财神爷不喜欢，但地价却比较便宜，更重要的，这里有直达上海火车北站的电车，足以带来大量的外地旅客。马应彪爽快地买下这块地，开始建造一幢7层高的大楼。这座具有异域巴洛克风格的大楼盖了3年。1917年10月20日，中国大陆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先施公司开业，哄动上海滩。
　　整条南京路都堵塞了。先施公司不单是一个购物场所，开业当天，它附设的屋顶戏院、东亚旅馆和豪华餐厅也同时开张，杂耍、宁波滩簧、绍兴戏、京戏、变魔术的、吃点心的，一时间人山人海，有人甚至流连忘返，数日不归。
　　先施公司的创办人中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巾帼英雄――马应彪的原配夫人霍庆棠女士。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少年时聪明好学，喜欢追赶时代思想新潮，曾经热情地拥护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她襄助其夫经营商业，想来也算“实业救国”的先进人物。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封建意识异常浓厚，女子要留在深闺把服侍男人作为惟一的职责。霍庆棠偏偏认为时代已经进入20世纪，男女平等不容置疑。于是为了方便女顾客，先施公司决定招聘女售货员。无奈招聘启事贴出一个多月，却没有人敢来应聘，老板娘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披挂上阵做起了公司化妆品部的售货员，还带动两个小姑和她一起售货。她不但仪态端庄，而且善于辞令，熟识货品性能，周旋于顾客之间，深受男女顾客欢迎。一时间“三个女人同台站”的佳话传遍上海、香港和澳门，社会人士纷纷来到先施公司购物娱乐，都想亲眼看看这位勇气可嘉的老板娘，也想见识女售货员的服务是怎样吸引人的，公司生意倍增。霍庆棠的勇气一时成了公司的活广告，她直到生下自己的第5个儿子才辞掉售货员之职。
　　
　　永安和先施的明不争暗斗
　　
　　1907年春的一天，郭乐28岁的弟弟郭泉在香港茶铺拜会马应彪。他们在澳洲做蔬果生意时就相识。郭泉说他想到香港做些小生意，若不成，就回澳洲。几天里，他常到先施的铺面买小玩意，跟店员聊天。马应彪心中有数：郭家也想做百货生意。
　　郭家在广东中山县竹秀园里村，是世代务农的小康之家。早年，郭乐投奔大哥到澳洲发展，郭泉15岁去了檀香山，被一位美国律师收下做杂役小工，由此学得一些简单的英语。他几乎每年换一份活计，据说华人客居海外，不安分的人才能有较大的出息。
　　郭泉后来去澳洲帮二哥郭乐的忙，之后又拿了1000英镑去斐济开百货公司，并开垦荒地、种植热带瓜果。3年后，他赚了一笔较为可观的钱，便想开辟更大的财路，香港在他心中浮现了。他在马应彪的先施出入几天后，记下了一些货品的价目。马应彪看在眼里，没有表示什么。当时百货业是不需港府特批的，谁都可以做。
　　1907年8月28日，永安百货在皇后大道中167号开幕。与172号的先施几步之遥。但聪明的郭泉没有走上同类复制、恶性竞争的路，他的公司，从女店员的容貌，商品的花色、商标，都与先施有所区别，但同一类别、同一商标的商品，永安的标价与先施一模一样。也收到开业请柬的马应彪逛完一圈店面如释重负。
　　1917年，郭氏兄弟集资250万港元在南京路开设永安百货公司，它比上海先施晚开一年，与香港情形一样，两家又近在咫尺，如同比肩两巨人。当时，沪上说一句去南京路“白相”，是一定不会漏掉先施、永安的。
　　在上海，两家也心照不宣地形成价格同盟，彼此带旺生意，而且从不互挖墙角，绝不聘用对方辞退或辞职欲转投的人。当然，暗里的争斗只有业内人士，譬如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的人，才能说出一二。
　　先施公司开业第二年，营业额已达439万元，马应彪乐呵呵地拿到了相当于投资两倍的回收。然而就在他准备开展周年店庆活动的时候，郭乐、郭泉兄弟在他对面建起了与先施经营范围相当的永安。据说选永安店址时，人们并不清楚南京路上究竟路南人流大还是路北人流大，郭乐首先注意到了这个大家忽视的问题，他想出一个取豆数人的办法，派两个人分别在南京路南北两边站一天，过一个人取出一颗豆，结果发现南边取出来的豆多于北边，证明路南人流更大。于是，他们决定把店盖在路南。果不其然，永安开业20天后就把原来准备销售3个月的货物卖光了。
　　先施的董事们听说永安公司正式动工的消息，积极搞起了商业侦察。当得知永安准备建一座6层的商业楼时，董事会和股东们一致认为不能让对方在高度上超过自己，马上把5层楼改为6层。永安也不甘示弱，立刻在楼顶上加盖“绮云阁”，耸起的塔尖远远俯视着先施的楼顶。先施咽不下这口气，又硬是在自己的楼顶上加了一个3层的“摩星楼”。虽然最终还是先施占上风，却没能阻止永安的营业额后来居上。曾经是上海南京路“十里洋场”象征的先施、永安以及新新、大新四大公司在5年前被重新改造时，人们看到了当年因竞争而建的“绮云阁”和“摩星楼”。
　　
　　新新大新“入伙”成就“百货四子”
　　
　　新新的创办人刘锡基和大新的创办人蔡昌是先施旧臣，他们与先施、永安比邻竞争，竟都有后来居上的朝气。新新自行设计、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因电台的房子四周是用玻璃隔断的，俗称“玻璃电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电台最早向全市人民广播这个重要消息并播放革命歌曲。最后出现的大新公司更是咄咄逼人，它楼高10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是四大百货之冠。
　　
　　4个香山老乡在上海滩上做同一份生意，互相竞争起来却毫不留情，也因此留下无数精彩的商战故事。
　　有一年，先施推出优惠礼券，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冲动，将香烟、酱油等几类热销商品的价格定得很低，永安就暗中派人拿了现款分批去吃进先施礼券，再以礼券全数购买香烟、酱油，让先施吃了一个大暗亏。1936年，面积最大的大新公司开业之际，先施等3家公司先是联手威胁国货小厂，不得向大新出售产品，否则就集体停止向这些小厂进货。及至大新开张之日，又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将部分热销商品的价格定得很低。大新则大打薄利多销的广告，还向厂商定制了独特规格的大新香皂、大新衬衫、大新雪茄。这已是一种很超前的零售模式了。
　　“百货四子”争奇斗艳，把一条南京路闹得花枝招展，国际媒体称之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文化的马路”。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大批外省豪门大户、地主逃进租界，寻求避难。一时间人口激增，商业畸形繁荣。1945年后，内战爆发，因国民党政府的治理无能，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四大百货商场遭遇抢购风潮。到1949年春季，除了永安，其余3家相继撤离上海。
　　先施、永安百货不仅是一部商业史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发达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达。不管是新式旗袍还是中山装，无不从这里走向大众。当南京路上商店发展到300多家时，它开始变成中国的商业中心，不仅集中了中国名牌老店，即便购买世界产品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时真正威胁两家在香港的分店的，是杜月笙1938年11月举资进港的中国百货公司。杜月笙在开张前大宴香港商界人士，慷慨发言，自称为抗击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提倡国民使用国货，就是亏本也要奉行爱国主张。宴后，极少坐到一起的马家、郭家聚首商议：卖洋货为主的方针，要不要变？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上海。1925年6月，上海报纸刊登的三角牌毛巾广告是这样的：商战能打败兵战，牢记“五九”与“五卅”，三角牌毛巾将战胜大锚牌毛巾。大锚牌是日本货。
　　后来，两家都参加了上海的国货运动周。马应彪还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他曾在赴澳轮渡上，以唱圣诗传教为名，宣传革命，唤起民众。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府庶务长、财政厅总参议，中山模范县训政委员兼财务组主任。
　　
　　集团化的先施和永安及其命运
　　
　　上海先施百货运营之后，马家又在上海、广州等地大兴土木，建旅店，开办家私工厂、化妆品厂等。
　　1915年，先施涉足保险业，开办先施保险置业公司、先施人寿保险公司。到1930年代先施集团已具雏形，各公司总管均由马氏各族的人担任。马应彪的儿子们全在本集团服务。据说他很重视对儿子的培养，绝不因亲优待。第9子马少聪回忆说，他们兄弟都是从见习生做起，站柜台、打杂，月薪与店员一样，都是6块钱。
　　郭家也是从1915年起涉足保险业，创设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1921年，郭泉在上海考察，觉得纺织业潜力很大，于是与弟弟郭顺等创办上海永安纺织公司。这是永安投资最大的项目，集资600万港元。
　　开业3年后织布厂、纺纱厂、印染厂增到5家，全盛时共9家。其中设在吴淞的纱厂气势宏伟，员工超过2万人，是中国最大的纱厂。
　　永安的业绩，与银行的大力资助分不开。郭氏兄弟最早攀结上华商领袖何东爵士，由何东担保，获得汇丰银行贷款。可透支额从最初的60万港元增至后来的200万港元。郭泉后来与香港富商李石朋结成亲家。李石朋长子李冠春在东方银行做买办，郭氏兄弟由此获得向数家银行货款的便利。1931年，永安公司设立永安银行，渐成永安集团。
　　永安在香港、上海、广州有多处分行、分店、工厂、物业，好些分支机构与先施处在同一条街上。从1920年代起，两家仿佛兄弟连襟，一致以广东商人的形象出现。据老一辈港商说，永安后来居上，规模资产超过先施。
　　马应彪创办的先施公司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史上举足轻重，被誉为“中国百货业的先驱”。永安、大新、新新等当年在上海乃至全国叱咤风云的著名百货公司都是在马应彪的影响和支持下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马应彪率先倡导的“不二价”（明码实价）模式和女售货员制度至今是中国乃至国际百货业的主要经营模式。
　　经商之余马应彪多有善举。1915年他捐款救济两江水灾，之后天津发生水灾，他任筹赈会主任。此外他还曾是广州红十字会主席，在多家医院任职。他热心教育事业，提倡男女平等，出资兴建并亲自担任多所女子中学的校长。作为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的首任华人校董，他为岭南大学的组建和发展立下了功勋。1944年7月，马应彪逝于香港，享年83岁。
　　新中国建立后，先施、永安命运各异。1956年，永安公司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1987年改建后称“华联商厦”。1952年，先施公司大楼由上海时装公司、黄浦区文化馆、东亚饭店等使用，屋顶花园的纳?晚会很受普通市民的青睐。1993年，先施公司重返南京路，新址在南京东路479号。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位于先施大厦12层的顶层画廊，过去的男主人是吴亮，今天的女主人是赵丹虹。坐那老旧而狭小的电梯上楼，可参加画廊不定期举办的摄影展、画展和时尚活动，如许多年前小规模的人体彩绘派对和2003年的抗非典口罩派对等。吴亮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 ：“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经常空荡荡的空间。更多的时候，大白天我们守候在那里，就像一只笼子在等待一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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