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矿工

　　“你们可以说我是挖煤的,但不可以说我是臭挖煤的。因为我还有梦想” 　　 　　王刚穿着牛仔裤和紧身黑背心,长发潇洒地斜分。做矿工已经一年半了,他看上去比同龄人强壮很多。
　　“这是下井干活的结果,”他嗡嗡地说。胳膊上的肌肉紧绷着。我说你做矿工之前是什么样?他指了一下正在屋里打游戏的弟弟,那是个十分清瘦的年轻人,T恤衫外露出两条细细的胳膊――过了今年,他也要下井。
　　“两年前,我比王强还瘦。”哥哥说。
　　
　　一位业余的苏格拉底
　　
　　王刚讲他小时候去矿区的澡堂洗澡。“是那种既能淋浴又能泡澡的澡堂子,”他回忆说,“是我们附近条件最好的澡堂。”
　　他经常和几个同龄的伙伴去泡澡的池子里面游泳、玩水。赶上挖煤的工人下班,老远就能听见他们互相笑骂的声音。他看着工人们赤条条地进来,池子里的水立刻被染成黑色。每当这时,他都像触电一样地跳出来。他不知道那些矿工是否看得出一个孩子眼中的嫌恶。
　　“在那时的思想里,觉得矿工很脏,”王刚说,“觉得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们。”
　　王刚记得自己第一次从井里出来那天。除了眼白,满脸黝黑。他脱掉黏在身上的棉衣,钻进池子。从那些纷纷躲避的孩子眼中,他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说那一刻的失落感久久不能忘记。
　　他愿意和人分享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尽管如此,他却从未沉浸其中。当他回答完你的问题,便会转换话题,开始询问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北京人一月挣多少钱?北京的房价有多高?”
　　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评论的人:小到哥特和朋克的区别,大到80后和90后的差异,滔滔不绝,像一位业余的苏格拉底。他说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有三人以上的地方,就没有公平这个词,总是会出现弱肉强食。”他不相信佛教所谓的“众生平等”:“如果众生平等的话,为什么菩萨要骑着坐骑?”
　　细细分辨他的思想来源,你会发现里面既有传统家庭的灌输,也有摇滚青年的自修,甚至还有一部分来自床头的传销课本《如何摆脱贫穷》――那上面已经画满了道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
　　
　　王刚更喜欢回忆多年以前的那段时光。那时,他还是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艺术青年。
　　他毕业于山西戏曲职业学院,学的是考古和文物管理。他说,这在大城市会是个比较光明的专业,但在这里就只能压箱底。在他看来,小县城的逻辑简单而清晰:“你老爸当官,你就牛;你老爸挖煤,你就菜。”
　　王刚的姨夫曾在地方任职,答应毕业后把他调到县里的文物局工作。毕业那年,姨夫下台,文物局的事也就此成为泡影。王刚只好回到太原自谋出路。
　　他说,他一度想走艺术之路。
　　大学期间,他就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他们喜欢枪花、老鹰,喜欢黑豹、许巍,但最崇拜的是Beyond。为了向Beyond致敬,他们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BY。
　　这些怀揣梦想的县城年轻人,白天躲在太原的一间地下室里排练,晚上出来寻找演出机会。王刚说,这样的生活几乎很难见到太阳。他们在很多酒吧打过工,唱一晚上的酬劳是200元。
　　在王刚看来,摇滚乐是音乐中最牛逼的形式,可酒吧老板并不这么认为,所以BY乐队永远只能作为暖场。
　　“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艺术学校的女孩子,”王刚告诉我,“她们穿得很少,长得也很漂亮。”
　　酒吧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在这个煤炭大省,在这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台下并不缺少一掷千金的老板。女孩子们每唱完一首歌,都会有“懂得欣赏”的老板送上100元一个的花篮。
　　“你知道那些老板富到什么程度?”王刚两眼放光,“我亲眼见的啊,一个老板,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百元大钞放到电子秤上称。我当时就傻了,心想哪怕分给我一个鞋盒也好啊,分给我一个鞋盒,我的命运也会发生改变。”
　　命运被改变的是那些女孩子:演出结束后,送花篮最多的人就可以带着女孩子离开。
　　王刚说,曾经有一个女孩和他很要好。“她刚到酒吧时还很清纯,什么都不懂。我劝她离开,说这里不适合她。她说她只是想来挣点零花钱。我怎么说她都不听。第一次上台唱歌,就有一个老板不停地给她送花篮。过了几天,她不再来了。后来才知道,她被那个老板包养了。再后来,老板甩了她。她约我出来吃饭,还背着老板送她的LV包。她涂着烟熏妆,看上去比以前成熟很多。她说她现在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只希望能再遇到一个老板,因为她已经过惯了那样的日子――被包养的日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王刚对我说,脸上带着一丝困惑,整个身体向前倾斜着,“在酒吧的日子,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时间长了,我对整个社会都感到怀疑。”
　　
　　你们会不会唱《光棍哭妻》?
　　
　　王刚选择了逃离。
　　他开始去一些县城跑场,甚至为红白喜事做演出,只因为那足够简单。
　　那时候是冬天,他一个月内带着乐队跑了37场,得到700块的报酬。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白天吃清汤挂面,但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演出得不到县城观众的认同。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孝义演出。我们在台上演,台下的小孩用气枪射我们。吉他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的挡箭牌。最后,一个愤怒的老大爷终于冲上了舞台,拔掉了那把该死的贝斯的电源。老大爷质问我们:你们唱的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说,这是摇滚。老大爷很严肃地问我们:你们会不会唱《光棍哭妻》?见我们不说话又问:《小寡妇上坟》呢?”
　　他们失魂落魄地下了台,又被老板骂了一顿。过了一会儿,台下突然传来一片叫好声。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王刚问我,“那是老板为了挽留观众,提前派上了脱衣舞表演――这就是现在县城的精神生活。”
　　孝义之行后不久,乐队解散了。“当初我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共同的信念,”王刚说,“当信念被现实击碎,解散就成为必然的命运。”
　　很长一段时间,王刚都感到一种无力感。“如果说玩摇滚的人都很愤怒,不迎合主流,那么这种姿态在县城里就是一种奢侈。”时过境迁,他边抽烟边解释着,“在县城,你没有观众,也得不到认同。凭音乐,靠艺术,根本无法生存,死路一条。艺术是在大城市玩的,是给有钱人玩的,没钱你搞什么艺术?”
　　BY乐队解散后,贝斯手去卖猪肉,鼓手在培训学校教街舞,而王刚一度靠在酒吧当DJ维持生活。在酒吧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她是学校模特队的成员,和很多女孩子一样,看到招聘来酒吧打工。
　　在他的劝说下,她离开酒吧,成了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太原过着再简单不过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王刚的选择充分表明了他来自一个传统家庭。“当时简直快崩溃了,”他说,“但咱毕竟是男人啊,要对女人负责。”
　　他和女朋友结了婚,拍了婚纱照。不久,女儿欢欢降生。那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积蓄。
　　“妻子没奶,孩子要吃奶粉。凭我当时的收入根本养不了家。”王刚回忆,“而在我们这个煤炭县城,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只有一个平台。如果你只有A可以选择,那你就只能选择A。”
　　
　　你现在让我上去,
　　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2009年3月,王刚开始下井。
　　王坪煤矿有3万人口,6000职工,其中只有500人在井下作业,王刚是其中之一。煤矿工人分早、中、晚3班,每班12小时。早班5点从家走,5:30开班前会,下井工作,直到下午4:30出坑,洗澡,5点回家。午班是中午1点下井,夜里1点回家。晚班则是晚上9点下井,第二天上午9点回家。
　　工人们要坐上装煤的火车,一路下行。
　　半个小时的路程,没有一个人开口。每个人都闭着眼睛,等待着路的尽头。王刚说:“等车停下来,就是人开始走。”
　　每个人的负重都在200斤以上。因为地下的温度低,还要穿上厚重的棉衣。防止瓦斯聚集的鼓风机一刻不停地吹着,吹在他们的脸上,也吹在几乎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上。因为一直处在黑暗里,脑子几乎无法想任何事情。王刚说,每当从井里出来,阳光都让他产生一种不真实感。
　　最初下井的日子,他被单杠粗的钢筋压垮了。他一边走一边哭,“感觉那东西压得骨头都在叫”。
　　那一刻,他才开始理解这个职业。“你必须成为男子汉,”他说,“否则你就无法从事这一行。”
　　劳累并不是最残忍的,它几乎是矿工们面对的最善良的敌人。最残忍的是在几千米深的地下,没有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像玩轮盘赌,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出局者是谁。”
　　死神总在试图接近他们。
　　一次,支护的顶子全塌了。老工人一听声音不对,“哗”地就跑了。刚下井不久的王刚还愣在那儿,直到快塌到跟前,他才开始玩命地往外跑。他说,这是他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事故。
　　不久,一个和王刚一批入井的80后就出了事。那是刚来的第二个星期。他们上午还在一起说说笑笑,下午机器就切掉了那人的几根手指。王刚从地上捡起包在手套里、还在跳动着的指头,像傻了一样。他还记得那人被送出井的路上,一直在说:“我还没找老婆。”
　　“这之后,我就无数次想,如果哪一天轮到我了怎么办?”王刚说,“如果我死了国家会给我20万的抚恤金,这是我一条命的价钱。”
　　井下最可怕的无过于瓦斯爆炸。一次瓦斯爆炸往往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大同白洞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瓦斯爆炸,”王刚说,“当时是900多人下去,只上来200人。”
　　王刚无法忘记他们去白洞矿难遗址参观那天。他看到偌大的一面墙上刻满了死者的名字。从遗址回来,他感到心情沉重,他不想再下井,起码在这特定的一天,他想逃避死亡的阴影。一个和他要好的同事打趣他:“咋不去了?少挣多少钱!”
　　王刚不想回忆这一幕,可它无法回避。那是第二天王刚下井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同事被人抬上来,腰被压成了两段。王刚不停地问着周围的人怎么了。老矿工们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还有气,死不了。”王刚还想再说什么,可却无法开口。另一个老矿工说:“有气就是万幸了。”然后是漫长的沉默,每个人都不再出声。
　　“我当时觉得他们都麻木了,对死亡,对生命。”王刚说。
　　在井下,他也习惯了老矿工们的语言方式,那是一种用“操”和“?”连缀起来的现代汉语。在危险、枯燥、重复性的工作中,互骂成了大家内心交流的方式。
　　“上一级骂下一级,下一级再骂下一级,而我们最低级的互骂,都是脏话。”王刚说,“因为体力劳动实在太辛苦,只有这样骂才能发泄。”
　　还有女人。“谁家的媳妇偷汉了,哪里的小姐漂亮,这些都是我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因为我的表达能力好,每天吃饭的时间,他们都让我讲。”王刚笑着叹息,“其实他们对真实性要求不高,只要是这个话题就可以。”
　　和那些老矿工们相比,80后的王刚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我喜欢上网、编程、K歌,而在老矿工们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他们有的一个月花上千来块钱吃猪肉,因为觉得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今天不吃,明天可能就吃不上。也有的相反,连一个西瓜都不舍得买,因为觉得那钱是他们拿命挣来的。
　　“他们满脸皱纹、不爱说话、默默无闻,总是低着头走路,因为腰已经直不起来。他们才40来岁,可是看起来像60岁的一样。下班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坐在外面晒晒太阳、发发呆,然后就回家睡觉,直到老婆把他推醒,问他工钱呢?”
　　有一天,王刚和一个老矿工聊天。他问老矿工想不想上去。老矿工对他说:“如果15年前你跟我说这句话,我就是飞也要飞上去,现在不想上去了。我干了15年,已经和这个社会脱轨了,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你现在让我上去,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挖了15年的煤,什么都没有,上去以后还能干什么?再说了,如果上去,上面的工资不如底下高,有老婆、孩子,什么都是钱:家里的柴米油盐钱,孩子上学交学费……”
　　王刚希望改变,可他几乎陷在同样的顾虑之中。他告诉我,他甚至一度不相信自己还能干别的工作。
　　“那种惶恐,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因为我还有梦想
　　
　　我们一起吃着午饭:米饭、鸡蛋和炒土豆丝。吃完这顿饭,再过一会儿,王刚就要继续井下12小时的工作。
　　他一边吃饭,一边继续着他的讲述:“前几天在井下等车,我看到一个老工友。他在那儿看着远方,满脸都是黑的。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啥也没想。我问他干多少年了。他说今年58,已经干了20多年了。我说,都58了,在这个行业应该不用下井了。他说,上不去,早就想上去了,上不去。”
　　王刚沉默了一会儿。我等待着。
　　“我问他,干这行的,干多长时间才能上去?他说,干到死才能上去。我当时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问他怎么从麻木中走出来。王刚说是因为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一天,他看到这部电影,被周星驰的一句台词深深打动。周星驰说:“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你不可以说我是死跑龙套的!”
　　“我当时听得热泪盈眶。”王刚对我说,“我就想,你们可以说我是挖煤的,但不可以说我是臭挖煤的。因为我还有梦想。”
　　在矿上举行的职工卡拉OK大赛,王刚仓促上场,却以一首摇滚版的《家在东北》赢得了二等奖。
　　“我对自己说,虽然我是矿工,但我永远也不会改变摇滚精神。什么是摇滚精神?不迎合,有思想,还有一点,责任。”
　　王刚反复提及男人的责任,仿佛那是一枚书签,夹在他思想的深处。他的语气平淡坦然,让人很难相信,说这话的是一个23岁的青年。
　　“不管多苦多累多危险,我必须得去,这就是责任。”王刚说,“如果我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我生她干什么?如果我没有能力养活老婆,我娶她干什么?所以我必须得干,坚持不下来也要坚持,就是这个信念,一直激励着我。”
　　但恐惧依然侵袭着他。
　　“如果有别的选择,我不会来挖煤。”他对我说,“但一个县城的青年,像我这样普普通通、没有钱、没有关系的县城年轻人,还能干什么呢?”
　　他说,有多少次,他躺在床上想自己不应该是一辈子挖煤的。“我总是觉得,如果老天爷让我挖一辈子煤,为什么当年让我学那么多东西呢?”王刚说,“我们80后的矿工都有一个梦。我们一定会上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
　　几小时后,王刚像往常一样沿着铁路向矿山走去。他去传达室领了号牌,在澡堂换上那套带着汗酸味的棉衣棉裤。他和其他人一起走到井口,坐上火车。广播照例开始播放那首《男儿当自强》:
　　傲气面对万重浪
　　热血像那红日光
　　胆似铁打骨如精钢
　　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
　　我发奋图强做好汉
　　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
　　王刚在昏暗的灯光下,闭上眼睛,等待着拉煤车把他运到地层的深处。
　　(感谢腾讯小丁、李倩为本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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