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说到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

　　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说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一个学者的最高责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把我们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对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这种思考的焦虑是需要解决的。但是， 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年来也没有少思考，没有少调查，也没有少读书，总的概括是，从八十年代的自以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 困惑多于理解。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 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 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 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 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 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１９９０年，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 是地区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
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
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 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１９９０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０.４的警戒线了， 而最高的好象是０.４６，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力，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力日益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力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风沙的猛烈。关于生态问题，各人的看法和估计也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是二十年的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八，我和几个关注环境的学者交流过，像杨帆，他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话，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来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了。这和我们直观的感受好象不一样，就像我个人感受，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年轻一代对这类问题表现的很焦虑、反感，而且，在追究这些责任的时候，都怪罪于我们党的腐败和专权。是不是这样？

　　一，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现了 问题，如果是这条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此，我不敢说。那么， 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而我们执行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呢 ？昨天，我和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主持者）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把这些年来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 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说１９９４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比如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等问题。这些都使小农 经济日益陷入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那么，后二十年是个反题， 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 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 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些，都是学术界的议论，那么，就我本人来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 我们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 这就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派，叫做布鲁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这个理论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学说。

　　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 是被迫的。所以，中国的百年来改革开放或者说革命，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独立与追赶。

　　追赶发达国家，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是继 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我们在批毛的这个“左”的思潮、“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认清激进追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二十年也是“跃进”，而且是“大跃进”。

　　中国一百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的追赶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那么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路线，也是 这种追赶之中优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问题，在我看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这种追赶的心态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其实在上世纪之初，已经被人察觉了。有位参与了中国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１９２８年 发表了一本着作，这本着作当时的职能是要解决谁对中国２７年革命承担责任， 因为此人属于“第四国际”的托派，他要说明的是问题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还是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这本书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书的序言中，把中国百年的问题揭示出来了，书的名字叫《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伊罗生（国内没有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找到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来得太晚了，它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曾经的那样去循序渐进地走完其发展道路，因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去，它要越过西方循序渐进发展的阶段，就是说它要大跨步大跃进的姿态来完成追赶，而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

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老的轿子和现代的飞机可以同时并存于世，而这 个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

　　一个有着三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落弃和落伍， 急于追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 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当时，是以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为代价的（关于大跃进的饥荒情况，我无法准确估计，但几个重灾区，如河南信阳和安徽的部分地区我去调查过，像河南信阳死去的人口约占十分之一，这里，可能平原和山区存在很大差别，山区比平原地区的情况会好些）。

　　那么，现在这二十年的跃进该叫什么跃进？“洋跃进”？这可是我们曾加诸于华国锋头上的罪名呵，无以名之。但是，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 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政绩，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 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而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当然，这可能是我本人 一个比较极端的判断，实际情况谅不至于如此糟糕吧，因为有些投入还是有些成效的。

　　这是描述我们近代以来的追赶战略。第二就是，因为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 打出来的，按照我的观点，中国是被打入现代化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中国百年来的改革甚至于革命，是很难用马克思的经典来判 断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判断，分析中国百年历史，并不是这样， 而是相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头脑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这个观念，在知识界酝酿，然 后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权不接受新观念，这个观念就起来颠覆。所以，满清 政府的灭亡、袁世凯短期政权的颠覆、民国政权的颠覆，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不能满足为追赶、发展这样一类目标出现的新观念的要求，所以，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新政权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满足追赶的要求，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达到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政府这种上层建筑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从观念到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我们从国共两党的形成史 可以清晰地验证我总结出的这一看法。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党，作 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 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的成败得失，历史学家自有评说。我这里讲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它既是理解百年中国、五十年中国，也是理解这 二十年中国的重要线索，这两条线索就是：追赶和由观念到实践。而许多问题，， 我把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 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

　　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理解呢？有许多提法，当然， 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一种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判断，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轨，还有一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这个转轨，实际上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 的转轨，而近百年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

　　毛泽东试图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手段试图来实现这个转轨，那么，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这个转轨。但是，对市场经济的本身，我们前面讲了，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把蛋糕做大的手段，用经济学术语 讲，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是一种工具。放在较长的历史长河 中，尤其是这百年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历史用李鸿章当年的形容，就是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 句话到“五四”前后又被重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再往前追溯，如“洋务运 动”时期，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沿江沿海逐渐展开和深入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耕经济地区基本上没有被触及，我们喜欢在历史中讲，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的大举入侵，但主要还是表现为沿海地区的手工业被破坏，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则是另一种方式，传统的农耕经济、家族村落，这种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未被大的触及。

　　计划经济，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 同体，而在农村地区，所谓单位主要就是指１９６１年所确定的以 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那个队在南方主要是指自然村落，自然村落是农村共同体的自然边界，超越这个边界，如果把所有制级别提高到大队或公社这一级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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