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纪录片

发布时间:2017-01-17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世界历史纪录片篇一:CCTV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解说词51-60

CCTV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解说词51-60

第51集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1832年,英国虽然进行了议会改革,但当时国家政府的行政大权,仍在贵族、寡头势力的操纵之下。工作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成风,新兴的资本家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要求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减少冗员、勤政廉政,文官制度改革顺应了这一要求,成为近代英国一系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英国政府机构里,国务大臣、各部大臣和政务次官等官员属政务官,其余常务次官以下的政府官员称文官,即公务员。政务官参加议会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文官负责执行政策,属常任官员,他们的去留不受政党影响,一般可长期任职。法律规定,录用文官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文官不能兼任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政治活动。

十九世纪以前,英国政府机构控制在贵族手中,政府官员的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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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管理等都十分混乱,文官的录用盛行恩赐官职制,即由政府各部大臣或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根据个人意愿任命文官,某些高级文官则由国王颁布特许状任命,恩赐制必不可免地导致买官卖官,请人代官等腐败现象,享有恩赐权的官员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向求职者索取佣金,这种现象在妄图恢复独裁统治的乔治三世国王统治时期特别严重,海军部索取佣金的现象最为突出,在那里,佣金已经成为恩赐者固定收入的一部分,中高级文官雇人代官现象已习以为常。内政部书记员布莱茨克,每年用81镑13先令雇人代职,而他自己则为大法官厅高级文官威廉·弗累泽代职,年收入达227镑3先令。文官的收入也五花八门,薪俸是最基本的,但各部门不统一,数额相差悬殊,有的每年只有几十镑,有的上千镑,文官还向服务对象收取小费,数额也相当可观。有的上层文官小费收入远远超过薪俸,文官的管理更是混乱,工作缺乏纪律约束和有效的监督考核,尸位素餐、贪污腐败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程西钧)“改革前,英国的文官制度是混乱现象,主要是因为王室和贵族的特权所造成的。早期的文官,其实就是国王的臣仆,他们从王室领取薪俸,跟随国王东征西战。后来议会出现了,那么议会出现以后,政府的机构扩大、雇员增多,但是这些雇员仍然是从王室领取薪俸,受王室的派遣。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议会取代了王权,成为国家政治权利的核心,议会成立了许多的专门委员会,雇佣一些专职的人员来执行国家政府各个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由此职业的文官队伍就出现了。当时的文官主要的是在财政、税务、海军、邮政这些部门任职,他们的薪俸是从议会拔款里边来支付,但是也还有一些文官,特别是有一些要害的职位,他们还是从王室的薪俸里边来领取他们的薪俸,这个受王室的控制。1688年政变以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家机构急剧扩大,雇员——政府所需的这个人员,也急剧的增多,这个时候,国王、贵族就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恩赐官职权,这个权是从中世纪以来就有的,利用这个恩赐官职权来在政府各个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企图这样来控制议会、影响政府,由此也就导致这个文官制度中间弊羰丛生。为此议会曾经多次颁布法令,禁止比如说税务人员、邮政人员、从王室领取薪俸的官员、从王室领取养老金的官员,禁止他们介入党派的政治活动,禁止他们参选议员,但是收效不大。” 文官系统的腐败、渎职和效率低下,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财政的混乱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在反对党辉格党人的强大压力下,1780年,议会下院成立了两个调查小组,详细调查政府的财政帐目和文官的经济收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27份报告,揭露了文官制度的种种严重弊端,要求进行改革。1782年,议会经过对调查报告的激烈辩论,通过11项决议,颁布了第一批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法案,这些决议和法案的出台,标志以廉洁高效为主要目标的文官制度改革起步。

最初的改革首先从整顿财政机构入手,1785年,议会通过议案,废除早已不起作用的赋税审计员,设立审计署,以加强对各部门财政帐目的审核和对财政人员的监督。下院还于1810

年成立闲职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革除了一批挂名闲职,使文官的年薪俸支出减少20多万镑,议会对文官的薪俸也作了整顿,统一薪酬方式,缩小同类岗位的收入差距。

财政改革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文官录用与晋升的改革没有进展。十八世纪末,在公众反对恩赐官职制的强烈呼声下,关税部门曾试图实行文官录用的试用期制,因遭内阁反对而搁浅,文官晋升改革更是举步维艰。当时文官的晋升完全凭资历而不是依据政绩,冗员长期无法淘汰,文官工作效率极端低下。

1832年议会改革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议员们要求更深入、全面地改革文官制度,特别是改革文官的录用和晋升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首先从东印度公司起步,英国征服印度以后,公司一直代表政府对印度进行统治,公司董事会长期控制着英印殖民政府的人事大权,恩赐官职、买官卖官无所不为,国内政界人士对此早已不满。1833年公司更换其统治印度的特许状时,就有人建议通过有限竞争考试选拔公司办事员,以限制恩赐官职的弊端,这一建议因公司董事会抵制而未能付诸实施。到1853年公司更换特许状时,议会通过一项新的特许状法令,剥夺了公司的恩赐权,规定英印政府官员职位应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仕。在此之前,1853年初,亚伯丁内阁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指示查理·屈维廉和斯坦福·洛斯科特调查研究国家文官制度状况。时任财政部助理秘书的屈维廉毕业于海莱伯理文官学校,对文官制度状况有深刻了解,他和洛斯科特于同年底提出一份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通称为洛斯科特—屈维廉报告。报告罗列了当时文官制度的种种弊端,揭露了其产生和存在的深刻根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改革建议,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廉洁高效的文官队伍。首要的是关于文官的选拔录用问题,报告要求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实行书面竞争考试,要求成立由国王钦定的三人文官委员会,主持考试事宜。

文官的晋升是报告关注的第二大问题,报告要求根据文官的才能和勤奋程度晋升,因此要对官员平素的表现严加考核,否则就不能改变要升大家一起升的不合理现象,不能激励官员的积极进取精神,更不可能提高工作效率。报告还认为,文官应区分为高级、低级两大类,要求具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的高级行政官员应以牛津剑桥等一流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为录取标准,而主要从事日常具体事务、工作带有例行公事性质的低级文官,对他们以一般中等教育水平为录取标准即可,对两类文官都要注重考察他们的文理科教育的基础训练,而不能只着眼于某项专门技能,这一点很重要,是考虑到文官,特别是未来高级文官的工作性质提出来的。

报告于1854年2月提交议会后,在政府议会内外引起广泛反响,除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等极少数人清楚表明赞同外,大多数人包括两党的头面人物亚伯丁、帕麦斯顿、罗素等对报告中所提改革方案都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自由党议员罗素甚至讥讽:现在是女王任命大臣,大臣再任命他的下属,将来考试委员会将代替女王了。贵族议员们更是坚决反对,因为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官员就剥夺了他们恩赐官职的特权,堵住了他们在政府部门安插亲信的路子。由于众多高官和议员的反对,《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被从议会撤了回来,束之高阁。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情况有了转机,通过战争,政府机构的混乱状况充分暴露,陆军部的官员既庸碌无能又玩忽职守,前线缺乏最基本的药品和其它后勤供应,粮食不能及时运到,致使前线士兵因伤重或饥饿而大批死亡,亚伯丁内阁因此倒台。

1855年2月,自由党人帕麦斯顿就任首相,他本心并不支持改革,但为了平息被前线败局激怒了的公众舆论,满足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的要求,又尽量不去触动贵族势力,这个被马克思称之为圆滑灵巧的策略专家帕麦斯顿于1855年5月21日不经议会讨论,径直以枢密院命令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正式法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法令决定任命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测验被推荐到文官低级职位上的年轻人的资格条件,给考试审查合格者颁发证书,分配到用人部门,经短期试用后再正式任命。这个改革法令明显的不

彻底,它没有按《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要求的规定公开竞争考试,只要求在被推荐的低级文官侯选人中进行有限的竞争考试,而且由各部门自己去进行,这就为营私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

1868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执掌内阁后,继续推进改革,力争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文官,为排除阻力,他仿效帕麦斯顿也绕开议会,于1870年6月4日直接颁布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令,规定以后所有文官职位的任命都必须按文官委员会的要求通过公开考试,文官必须具备的合格条件,由委员会在财政监督下独立决定。院令还把考试分成两类,分别定出不同录取标准,由此文官也就随之分成了高级、低级两大类。此后,文官的等级又统一为五级,即管理级、行政级、办事员级、文字助理级和打字员级,分工明确、保证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程西钧)“除了上面讲到的两次枢密院令以外,从那以后一直到当代,还有过无数次的文官调查委员会、财政部的决定、枢密院令等等,对文官的晋升标准、工资、年龄、组织管理、行为规范等等细节进行不断的改革、补充和修订,使文官制度日臻完善。比如在公开竞争考试中间,规定增加口头的复试,坚持把文官的政绩作为文官晋升的首要标准,比如文官必须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不许参选议员、不许介入党派的政治活动,文官必须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等等。但是有关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在上面讲到的两次枢密院令里边都已经规定了下来,特别是在后一次枢密院令,所以一般都是把后一次枢密院令,也就是1870年6月4日格莱斯顿政府所颁布的枢密院令作为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最后确立的标志。”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官制度改革尽管很不彻底,但对英国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和廉洁从政还是有促进作用,通过考试公开竞争明显改善了文官质量,也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在录用文官中的徇私舞弊行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身为首相的帕麦斯顿举荐一名亲信参加文官考试落榜,帕麦斯顿当即派人到文官委员会索要该生考卷,以便了解是怎样落榜的,结果碰了壁,得到的答复是:只能和别人一样到委员会去看,不许把考卷拿回家,帕麦斯顿不好违反他自己颁布的命令,只得让他的亲信去寻别的工作。

1928年,有3名文官涉嫌在对外贸易中假公济私,遭到政府一专门委员会的调查警告。 1936年,空军部一名高级文官在和某公司谈判时借机向该公司谋求要职,受到免职处分。 在1870年,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令的影响下,美国也步英国后尘改革了文官制度。1871年3月,美国成立了文官制度改革委员会,多曼·埃顿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1877年,海斯总统派埃顿亲自到英国调查,之后,美国以英国文官制度为蓝本于1883年通过《文官制度法》,确立了美国的文官制度,其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英国文官制度在许多方面直至当代还在继续完善,1968年,工党威尔逊首相成立富尔顿委员会。调查文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为加强对文官的管理、培养,1968年成立文官部。1970年又设立文官学院,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后,又撤销文官部,把对文官的管理集中于内阁,实际上是她直接掌握。

文官作为一个管理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行为必须要反映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利益,也就是所谓公共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文官的选拔问题及管理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使用和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英国文官制度虽仍存在种种弊端,但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如通过考试和考核业绩来控制文官的选拔晋级,以保证国家公务员的基本素质,以多种监督机制防止行政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等,这一切对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52集 欧洲1848年革命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当时的欧洲犹如一堆干柴,任何一点儿火种都会燃起熊熊烈火。1845年至1846年欧洲一些国

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847年又爆发了全欧洲性的经济危机,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各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848年至1849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

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建立了金融贵族的统治,史称七月王朝。金融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奉行极端保守的政策,这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847年夏,资产阶级以宴会为名,举行全国性的集会,鼓吹革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1848年2月22日,巴黎爆发革命。2月23日,革命者同前来镇压革命的政府军进行了激烈的街垒战,工人、市民和学生唱着《马赛曲》,高呼“革命万岁”、“共和国万岁”,冲进波旁宫,取得胜利。起义者反对保留君主制,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并驱散了立法会议。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半身铜像被推翻,国王的宝座等被焚烧,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王及其家族被迫逃往英国。这场革命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但是二月革命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窃取。在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不仅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重要的职位也都由资产阶级担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于沛)“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工人阶级不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在这场革命中,创造了街垒战的武装斗争的新形式。二月革命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5月10日,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新政府成立,工人代表完全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资产阶级开始武装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工人领袖布朗基·阿尔贝等相继被捕,国家工厂被解散、工人团体被取缔,工人忍无可忍,在6月下旬举行起义,六月起义是法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6月23日,4万余名工人以及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举行了起义,起义者修建了将近600个街垒,最大的街垒约有5层楼高,起义者同资产阶级军队浴血激战,在市政厅广场和先贤祠广场战斗尤其激烈。但是,无产阶级缺乏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起义者孤立无援,使六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数万人被屠杀、监禁或流放。六月起义被镇压后,资产阶级右翼进一步强化其反动统治。1848年11月,颁布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同年12月,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出任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是金融巨头和大工业资本家的代表,极力想恢复帝制,建立军事独裁统治。1851年12月1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宣布法兰西为帝国,他成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制被颠覆了。从此,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实行帝制统治达18年之久。

德意志革命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爆发之前,德意志处在严重的封建割剧之中,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使德意志各邦人民深受鼓舞。靠近法国巴登、符城堡和巴伐利亚、萨克森各邦很快成为革命的中心。1848年3月,普鲁士首都柏林爆发了武装起义。工人、市民和大学生在王宫广场筑起街垒展开激烈的巷战,打退了国王军队的进攻,取得了柏林三月革命的胜利。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订宪法,并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组阁。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德意志革命运动,他们明确指出:这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在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它作为无产阶级的喉舌,使德意志和欧洲各国人民受到鼓舞,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5月,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1849年3月,议会通过帝国宪法,该宪法虽然只有有限的自由民主内容,但也不为普鲁士等各邦君主所容。菲特烈·威廉四世公开拒绝帝国宪法和议会授予他的德意志皇帝的称号。德意志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护宪斗争,后发展成武装起义。1849年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被解散,德意志1848年革命失败。

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法国二月革命胜利后,正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奥地利人民受到鼓舞。1848年3月13日,在首都维也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自由、民主、打倒梅特涅政府等口号,并筑起街垒,同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展开激战。逢勃发展的革命运动使奥地利皇帝被迫将梅特涅首相免职,做出改组内阁、制订宪法、召开国民议会等让步。但是,新政府却继续执行专制、独裁政策,不仅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举权,而且下令解散国民军中央委员会,被激怒的维也纳工人、市民和学生,在5月15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同政府军展开决战,新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命令。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及其皇室成员被迫逃出维也纳,资产阶级惧怕革命运动继续发展,极力向斐迪南一世献媚取宠,表示要解散革命武装,欢迎皇帝重新回到维也纳。5月26日,维也纳再次爆发人民起义。8月12日,奥地利皇帝在资产阶级的欢呼声中回到维也纳,此时,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运动。为了支援匈牙利人民的革命斗争,维也纳人民在10月6日再次举行武装起义,迫使斐迪南一世第二次出逃。10月下旬,斐迪南一世纠集数万大军围攻维也纳。11月1日维也纳失陷,奥地利1848年革命失败,在奥地利重新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

十九世纪中期,分裂的意大利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各个邦国的法律、货币和度量衡各不相同,关卡林立,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贵族与奥地利统治者相勾结,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种种特权,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反对国家统一。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是国家统一的主力军。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人民发动起义,揭开了意大利革命的序幕。广大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使起义者接连获胜,资产阶级自由派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革命迅速发展,很快在全国出现了革命的高潮。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托斯卡纳公国以及教皇国先后颁布宪法,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内阁。1848年3月18日和22日,米兰和威尼斯先后举行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宣布成立共和国。同年11月,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5日,罗马制宪会议开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第提出成立罗马共和国,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支持。2月9日,以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成立,教皇政权被推翻。1849年4月,意大利境内的革命运动分别被镇压,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王国等组成反革命联军,绞杀革命。7月罗马共和国被颠覆,8月威尼斯陷落,意大利1848年革命结束。

十九世纪中期,匈牙利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奥地利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也掀起了革命高潮。1848年3月14日晚,在比尔瓦克斯咖啡馆,诗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裴多菲朗诵了激动人心的《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我们向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做奴隶。这首诗被称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3月15日,在裴多菲的领导下佩斯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起义者提出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十二条》政治纲领,鲜明地表达了匈牙利人民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团结的愿望。这时,匈牙利议会中的反对派代表科苏特提出民族独立,建立匈牙利独立政府、实现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制度等要求,同时还决定派出由10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维也纳,要求奥地利皇帝批准,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强大压力下,奥皇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民族政府。1848年3月18日深夜,在科苏特等人的积极努力下,通过了35条反映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要求的法令,被称为1848年法令,法令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独立的匈牙利民主政府,废除农奴制、废除劳役制和什一税,宣布数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匈牙利革命使奥皇斐迪南一世又恨又怕,1848年9月,他任命耶拉契奇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总司令,向匈牙利发起进攻。在科苏特的领导下,匈牙利人民英勇奋战,为民族解放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一些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的匈牙利士兵,绝大多数在短期内回到祖国,加入科苏特领导的国防军,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而战,维也纳在11月被攻陷后,

世界历史纪录片篇二: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

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在历经8年的策划、撰稿、拍摄和反复修改之后,已于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共采访中外历史专家学者200余人,足迹遍布62个国家和地区,聘请了27位国际专业摄影师,探访了322所博物馆,得到了63个中国驻外使领馆和77个国外驻华使领馆的支持,内容包括了埃及的帝王谷、神秘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遗址建筑等世界各地的奇异风景。一部历时8年才完成的专题片《世界历史》在央视电影频道每晚18:45非黄金档播出,出乎意料的是开播一段时间后悄然走红。“当人们在工作之余打开电视机,在休闲中‘看’半小时历史,边看边听,一定会很有收获的,还可以适当地弥补一下自从中学毕业以后就留下的历史空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钱乘旦谈到正在热播的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称学历史已经进入“读图”时代。《世界历史》是我国第一部采用高清晰数字技术拍摄的世界历史纪录片。《世界历史》长100集,耗时8年制作而成。从远古人类起源到万隆会议,娓娓道来,风格朴实。它从人类历史的开端、远古人类写起,一直讲到万隆会议结束,展示了人类几万年生存、发展、斗争、变革、进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详尽丰富的史料,绵密地展现出世界史全貌,用冷静的史家笔法叙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用实物展品和专家论证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实细节。它系统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人类

历史进程规律性的本质联系,反映出走向未来的中国人民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现实的复杂思考。

世界历史纪录片篇三:世界纪录片历史

电影一出现就显示了它的纪录功能。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影片是纪录片。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内正式公映的由L.卢米埃尔摄制的《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的影片,都是纪录真实生活景象的。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起,电影开始用于新闻题材的报导;俄国的沙皇加冕、英国的英王亲临奥林匹克开幕式、西班牙的斗牛、澳大利亚的竞走等新闻事件,都搬上了银幕,成为初期纪录电影的主要题材。

1923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的公映,标志着纪录电影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部影片纪录了一个爱斯基摩人和他的家庭在冰冻的北方为谋求生存的一天的斗争生活。与观众见面的影片是第二次拍摄的。1913年弗拉哈迪随一个探险队到加拿大北方去探矿。他用摄影机客观地纪录了居住在那里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一次所拍的3万英尺底片后来全部在火灾中烧毁了。后来他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再去进行拍摄。这次他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爱斯基摩人参加拍摄工作。有些镜头是用故事片的方法拍摄的。如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房子是根据拍电影的需要建造的、猎取海豹的活动也是组织拍摄的,但影片反映的人物和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由于这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纪录像片,弗拉哈迪被称作为“纪录电影之父”。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新闻片和纪录片的宣传鼓励和新闻传播的作用。由维尔托夫主编的系列影片《电影真理报》广泛发行。影片的素材是由摄影师分别在战争前线和后方各地拍摄的,然后由导演集中起来,进行编辑,加上字幕,成为新闻主题。有些新闻主题以后又根据新的构思汇编成篇幅较长的纪录像片,如《国内战争》、《前进吧,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等。摄影师们把摄影机的镜头看作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具有分析力。被称作“电影眼睛派”的这些纪录电影艺术家认为:为了达到现实意义的效果,搜集到的现实的片断,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他们经常带着摄影机到市场、工厂、学校、小酒馆或是街道上,遇到合适的素材就拍下来。事先也不征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个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就进行拍摄。然后再经过剪辑,把混乱的视觉现象变得条理分明。

1920~1930年代,美国电影进入全盛时期,好莱坞在摄影棚里制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的梦幻似的电影风靡一时,为了抵制这种影响,在英国出现了以约翰·格里尔逊为代表的纪录电影运动。他们极力摆脱电影商业化的影响,强调电影的社会意义。不回避不掩饰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面对现实,积极发挥纪录电影直接反映生活的潜力。在艺术上通过画面造型以及音乐、解说的配合,实现对于美和诗意的追求。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纪录电影艺术家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约翰·格里尔逊的《飘网渔船》,P.罗沙的《交接点》、《船坞》、H.E.安斯戴与A.艾尔顿的《住房问题》,W.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乐》,伊文思的《博里纳日》,B.瑞特的《锡兰之歌》等。他们不掩饰这些作品是为了宣传。约翰·格里尔逊公开宣称:“我把电影院看成一个讲坛,并以一个宣传家的身份来利用它。”

荷兰的伊文思深入比利时的矿区去拍摄支持工人运动的影片,到苏联去拍摄该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和许多电影工作者一起,拿参加了战斗。起初伊文思到达了西班牙战争前线,在那里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以后又到了中国,在抗战中拍摄了《四万万人民》。

在这个时期,女导演里芬施塔尔1934年在希特勒直接指使下,拍摄了反映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片名为《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把法西斯的上台当作德国复兴的形像加以宣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快乐”和“游戏”成为影视节目流行的标识。在这种宏观语境下,纪录片也向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接近和移植。注意力经济、娱乐经济的升温使得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有些题材本身很有特性,或适合画面表现,或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又或者人物个性张扬,有自我表现欲。例如:《阮奶奶征婚》,表现82岁老人征婚的故事。在面向海外受众时,除具备市场意识外还要注意各国的文化差异,用易于被对方观众接受的方法进行拍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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