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冬至:记者要对历史负责

发布时间:2020-05-27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他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从事经济报道和经济研究,并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观报道见长。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有一儿一女,均以成才,并自成家业。杨先生现与老伴相守,居于新华社宿舍,退休之后笔耕反而更为勤奋,以如椽巨笔,写宏篇大作。

  

  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

  

  郭:我看你的专业是拖拉机,那个年代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

我小时候,村上在一个地主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就报考了清华。

  郭: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想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么,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收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我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这个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郭: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呀?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差不多都没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政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三十年懂得一个道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中农出生,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郭: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漂萍,范长江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我68年1月10号去天津分社报道,刚去就失望了。见到记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了,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了,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很多次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 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 1977年 ,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 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 ,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告别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郭:那个时代,我是我们国家遭受的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又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十七岁就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的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浑地如鱼得水;
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
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的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
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
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历史决不能用来为掌权者一统江山服务,而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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