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昆廷塔伦蒂诺风尚与中国语境——《低俗小说》在中国

　　1995年昆廷•塔伦蒂诺来到中国。在21世纪宾馆的电影院里，他在自己作品映前的见面会上也是满口脏话，简直有点散布精神污染的嫌疑。还好大多数人并不懂英语。那几天，昆廷•塔伦蒂诺曾经到电影学院来与学生座谈，还到了学生的宿舍。此后，他的作品在青年电影工作者中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热潮，从他的名字被提及的频率和创作风格形成影响的程度，我几乎可以说看到了一点追星的意思。《低俗小说》一度成为小资产阶级雅皮士的必读书，成为标榜档次和高雅的酒后谈资，成为后现代时尚艺术家玩弄叙事游戏的经典范例，成为一两个中国青年导演编织迷人眼目的花哨文本时手不释卷的描红帖簿。到了2001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独立精神》一书，论及昆廷•塔伦蒂诺的一篇文章赫然以《〈低俗小说〉高级在哪儿？》为标题。

　　昆廷•塔伦蒂诺的电影以它特殊的肌理征服了我们的许多中青年电影工作者：花哨而富有深意的语言、用漫不经心的态度谈论许多具有挑战性的文化热点问题、看似随意拼贴其实十分机巧的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和叙述视点的流畅滑动。不容忽视的是，昆廷•塔伦蒂诺的作品在中国如此时兴还有一个大文化氛围：整个90年代中，在中国文艺界被认为最前沿、最时髦的两大理论话语是后现代和后殖民话语。准确地说这是被后现代话语的中国阐释者、后现代的种种中国说法建构起来引起“文化主潮”。在今天，我更加强调这些后现代话语的中国语境是被我们自己建构的，是被我们出于种种目标、种种聪明和乖巧、种种敏锐和善良的动机、种种的话语奴化和人云亦云建构起来的。昆廷•塔伦蒂诺的作品给电影工作者和文艺青年带来的迷狂效应正好与这种后现代的中国阐释在叙事态度上带来的重大启示合拍，这就是部分后现代文艺理论学说阐释出的一些特征：消解理性、抛弃意义、忽视社会责任和社会评判、贯彻反文化态度。试想，当你把这些告诉一个90年代的青年导演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正为什么主题、意义、公共生活、良知等问题绞尽脑汁挠秃了头顶，听到这些，我们会多么高兴。我们可以将逼到眼前的现实境遇用一叶障目的心理技巧遮蔽掉，我们可以把每天围困着自己的艰难道德选择抛在脑后；
那我们的生活不就充满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就像歌里唱的“比呀么比蜜甜”？这时候，我们还能写文章、拍电影，挣了稿费又表现自我。这不是把我们那“狼狈不堪的日子”彻底点化了，我们不就都过上了张大民式的“可以耍贫嘴的幸福生活”？这何止是初级社会主义，这不简直就是超级共产主义了！

　　在电影创作领域，昆廷•塔伦蒂诺的作品在叙事形态和叙事态度方面影响了我们的许多青年文学和文艺工作者。在整个90年代，除了革命化的权威性、线性叙事，影响中国电影叙事形态的还有两个人，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昆廷•塔伦蒂诺。如果说从李欣的《谈情说爱》、《花眼》更多地看到昆廷•塔伦蒂诺的影响，那么从《月蚀》、《苏州河》、《非常夏日》显然更多地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响，也许可以具体地说是《维罗尼卡双重生活》的影响。而他此前的开创三段式叙事的《命运的抉择》（《盲打误撞》）则很少人注意，尽管那部作品因为更关注机运的重大影响和在专制境遇中选择的艰难性而更具哲理力度。张扬的《洗澡》中插上了两段陕北洗澡的场景。这是叙事结构上对第五代表示一种半是反讽半是敬意的关注，同时我认为也可以看作其创作者对《低俗小说》做出的电影叙事结构变革的某种对话和呼应。当然，在叙事形态后面的也许还有某种叙事态度甚至是生活态度。用经典的革命文艺理论讲可能就是世界观的话题。

　　我研究昆廷•塔伦蒂诺，不仅享受许多幽默、受到许多叙事方法的启迪和文化的思考快感，同时也遇到许多在今日中国阅读一本低俗小说的艰难、困惑和悖论。困惑一：昆廷•塔伦蒂诺的创作本来是要打破某种品位的差别和等级，可今天读昆廷•塔伦蒂诺却成了标榜品位和文化雅皮的身份标志。我自己就经常跟朋友开玩笑：你连《低俗小说》都没看过？真够俗的。困惑二：我们怎样对待叙事的狂欢形态与权威叙事问题。叙事的破碎性、拼贴性、无深度模式是后现代的重要性质，它与哲学上的反理性反人道主义（我理解的黑色主要是这个意思）有较大的相关性。但在中国，我们面临什么境遇？向左看，具有文革美学传统的那种僵化、有力的权威叙事还占据着巨大的主导地位；
向右看，我们的社会对基本人道、理性、公共伦理这些被阿尔图塞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还从未普遍地、坚定地接受过。这时，我们如何在艺术上评判后现代，如何在哲学上认识相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都颇费思量。这是需要细致讨论的难题。困惑三：我经常觉得要警惕黑色的叙事狂欢变成社会实践中的革命狂想。享用黑色幽默，需要的是十分健全的社会心理、平衡的集体人格状态和更明亮的法制天空。从昆廷•塔伦蒂诺的作品研读，我想到的是美学的黑色也很容易顺畅地滑向犬儒主义。但是，我们的境遇的另一方面是：文革艺术残留的光亮、抒情美学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黑色成为被禁止的颜色时，而光明、善良、和谐被规定为必须时，黑色是否具有某种先锋性？

　　在今天，我们这里的叙事存在着极大的分裂，某些主导话语的叙事要求的是权威性，要求以认识论上的反映论、可知论以及客观真理信念来绝对地统摄艺术创作。而在青年作者中，最时髦的是追求情节消费、话语流和叙事狂欢，在美学和哲学上则以福柯的知识权力和话语权力理论为先锋，以后现代的解构、无意义、无深度为深刻。但是，很少有人去回答我们讲故事的基础是什么，有没有基本的人道主义基石和某种普遍性伦理和大致公认的社会契约。

　　昆廷•塔伦蒂诺的作品也许能促使我们思考一些问题，道德、理想、积极向上是好，但能否用禁止低俗、打压消极来达成？叙事狂欢是有趣，但能否在失去基石的空中楼阁上舞蹈？暴力美学有力度，但它是不是简单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也许，它恰恰需要一个美学和社会氛围、文艺观念的宽泛、轻松环境？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方面的思考是：个人的艺术畅想、独特天才的创造对社会环境的依赖是什么？在一个有话不能好好说的氛围中，我们能写出低俗小说来吗？

　　不管怎样，让我们偶尔也一起来读几本低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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