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俊:中国压根就没有过真正的国学大师

发布时间:2020-05-28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网见,新闻午报8日报道:“十大国学大师”的网评榜单日前新鲜出炉,他们分别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评选活动自4月12日启动以来,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其中王国维以最高得票数位居榜首。

  据报道,这网评榜,是从50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来的。其参加人数之众,地域之广,空前未有。看来,在国学院成立之后,学院的导师们正在加大声势,大造舆论,欲把国人引向“国学时代”。

  且慢!有人对投票选出来的国学大师发表意见了。

  又网见博客[1],有张先生对此发表评论:近代中国,产生了一批像王国维一样的学者,他们精于小学,熟悉典故,对金石、音韵之学,目录、考据之学,经史、词章之学,各有专攻,著作等身。然而,他们有经学之名,无君子之德,不能修身养性,不能经邦治国,这样的国学和国学家,不是徒有虚名吗?有名无德,没有儒家的真精神,没有君子的真修养,这样的国学能称之为国学吗?

  原来,张先生由被称为20世纪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悲壮的自杀一事发其端。

  接着,张先生又评论:王国维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文化冲突,古今之变,世风日下,小人得志,举世昏聩,人人迷茫,国家不能自强,学者不能自立,苟活于人世,高洁之士难以为世俗所容,斯文扫地,文明辱没,此君子所不堪者也。

  张先生在分析了王国维自杀的背景后,于是断言:王国维的困惑就是近代国学的困惑,王国维的悲剧就是近代国学的悲剧。

  看来,要进入“国学时代”免不了一埸争论。

  笔者很赞成张先生的“国学困惑”、“国学悲剧”之说。但是,对其分析的原因却不能苟同。因为,简单的说,张先生将国学归结为“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表现出了对“儒家”的盲目崇拜。这是一种传统的偏见。

  既为“偏见”,又何来“正确”?不是吗?就说被“儒家”弟子看好的、所谓众望所归的中国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阳明,就很够得上有“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了吧?然而,结果如何?北宋武力强大反而有“檀渊”之耻,南宋则出现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庭,明朝则留下了“清兵入主中原”的祸根。由此可见,“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是否真的存在,就成了问题。

  以笔者之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就没有了真正的国学。

  故古代中国如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等,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学家”;
近代中国的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等,也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学家”。

  应该说,中国有丰富的国学思想,但无真正的“国学传人”,有的,也不过是跛脚的“国学传人”。

  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国学”思想就业已形成。但无奈战火绵绵,社会动荡不安,而到了秦汉,社会稍定,未几,则有汉武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一统天下,于是便将先秦“国学”思想,以及“国学家”扼杀在了襁褓之中。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一个没有真正“国学”的国度。

  为什么?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先,应了解何谓“国学”。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概念时,指“国学”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把“国学”内容主要归结为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
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等等,则是片面的。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就形成于先秦时期,为世界之独有,为世界之瞩目,它完全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而为什么就没有把“中国武术”、“中国兵法”纳入“国学”的基本内容?

  有人会说,在“经史子集”中就有“兵法”。诚然。那么笔者要问:中国兵法思想源于何处,在“国学”中占何种地位呢?既然有“兵法”,为什么却把“国学”单单归结为“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呢?而且,为什么如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等,就都不懂“武学”呢?这难道不是对国学的偏见所致?

  考究起来,“中国武术”、“中国兵法”被国人视之为“国术”的时间,至少与“国学”同时,故理应将“武术”、“兵法”与“国学”融为一体。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厚此薄彼,甚至无视“武术”、“兵法”,使得在对“国学”定义的时候出尔反尔,并且实际上以“儒学”独居,从而导致了理论导向上的偏差和错误。

  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历代所谓的“国学大师”不懂“经史子集”所致。其它的暂且不说,应该看到,“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就直接源于老子及其《道德经》。

  对此,笔者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其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武学文化之先河》等等,就揭开了老子及其《道德经》之秘密,露出了老子思想之冰山一角,并受到了社会良好的反响。这就是明证。

  问题是,中国先秦思想和文化,因了专制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无耻吹捧而成为了“正统”,而在“正统”思想熏陶下的读书人又将孔子思想视为“唯一”,导致了“轻武重文”的社会畸形。正是如此,从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将中国先秦思想和文化人为的拆散、分割、孤立开来,且“尊孔抑老”、“唯孔独尊”,以为圣人立言,以为专制立意,从而无形中又扭曲、阉割,和湮没了老子思想。其结果,使得原本是先进的、革命的先秦思想和文化陷入了保守、堕落,并导致了文化的偏见。这就是“国学大师”不懂“国学”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出不了真正的“国学”,和出不了真正的“国学大师”的根本原因。

  换一句话来说,所谓的“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在儒家的徒子徒孙眼中是一种“理想”,但却原是历史的虚无。以此论之,中国真正的“国学大师”何来之有?!

  那么,中国先秦时期真正的“国学”思想有没有?是什么?

  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本,就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

  老子从“阴阳”辨证法出发,揭示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之“道”,并以之与“刚强胜柔弱”之“道”相反相成,针锋相对。同时,老子揭示和提出了“道”中有“德”,阐明了以“德”治“道”,即“道、德一统”、“德高道高”的思想[2]。从而形成了老子及其《道德经》基本思想。

  以此思想用于“武打”,老子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内在条件,从而结束了混沌、愚昧、野蛮的“武打”时期,而使打斗表现出了“理性打”、“智谋打”,从而把“武打”变成了“武术”[3];

  以此思想用于“战争”,老子揭示出了“道、德一统”的内在条件,从而揭示出了“德高道高”、“民心无敌”的“武学”思想[4];

  以此思想用于“社会”,老子揭示出了“以德治道”的内在条件,在批判和否定了专制统治的“霸道”、“暴政”的同时,提出了与“霸道”、“暴政”相悖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表现出了统治者要与被统治者立场一致,做到顺应民心,以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民主”思想[5]。

  这些思想,是老子思想的精髓,故被老子视之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而保密。

  因此,老子以其“柔弱胜刚强”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敢于直面阶级社会的“武”、“戈”问题,而且,理性的、逻辑的回答了如何才能“止武”、“止戈”的问题,故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本质,在于揭示了“以武制武”的真缔,并缔造了“武学文化”。

  历史的看,由老子“以武制武”所形成的“武学文化”实际的左右了西汉中期以前的中国五六百年的文明历史。这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树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崭新丰碑。

  无疑的,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首开了人类“理性打”、“智谋打”的“武打”文明、“战争”文明,和以汉初“‘德治’政治”为表现的“民主”文明之先河。

  然而,孔子却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走上了一条“忠恕之道”的折中主义之路。

  其根本表现,孔子对专制统治的“霸道”、“暴政”屈从、妥协的结果,提出了“以文制武”来与老子的“以武制武”相对。

  而孔子的“以文制武”,则是篡改和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使然。

  具体说,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这具有单个意义的概念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故表现为“伦理道德”;
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有教无类”、“爱人”取代了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的“爱民”、“民心”思想,以“礼制”、“忠孝”取代了老子的“有德司契”的“契约”、“平等”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又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

  从中,孔子便彻底抹杀了老子“道”、“德”观的“武术”思想、“武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正是如此,孔子才编《诗经》、撰《春秋》等等,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之先河。

  不难看出,孔子以“宗法伦理道德”为根本的“仁政”主张,其在专制主义的“霸道”向“王道”的转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但这却受到了历代专制统治者的吹捧。尔后,使得老子思想便退出了当朝,流落于民间,而“理学”、“心学”盛行,这种状况,就使中国哲学和思想从根本上丧失了先秦以来的睿智、创新,和革命的本质。并给西人留下了“东方无哲学”的口实。

  历史的看,孔子的“以文制武”不过就是一种“空想”!自西汉中期,特别是东汉之后,以“孔孟之道”的空想,就笼罩了中国历史。故在民族危亡的时候,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等,救不了中国。同时,在现代民族危难之中,比如王国维的“以死谢世”、胡适等人的“回到书斋做学问”、鲁迅的揭露“国民阿Q精神的劣根性”和“呐喊”、蔡元培的“办教育”、郭沫若的“借古讽今”等等,都未能阻挡住中国的落败和沦落。

  应该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统治下,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其“忠恕”、“中庸”、“宽容”、“大肚”、“谦恭”、“礼让”、“内函”、“深沉”、“脸面”等等,都不过就是“折中主义”的代名词。其“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养”何来之有?这些所谓的“儒家”的特点和优点,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激烈社会竞争中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国人深受其害,使得中国人逆来顺受,饱尝了历史的屈辱,历尽了历史的曲折。难怪今天激进的国人要自视中国人“丑陋”。

  由此可见,张先生的评论,不过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

  其实,中国人“丑陋”何来之有?且不说三千年前老子的“武术”、“武学”的高深造诣至今在世界遥遥领先,就说老子的“民主”思想,也应该是“博爱”、“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先声。而且,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深刻,至今仍被西方民主不自觉的沿用。不信么?笔者另文有话要说,这里暂且打住。算起来,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约20个世纪。假如历史以老子的“武学文化”为文化,以老子的“民主思想”为思想,那么,中国历史发展该何其壮观和辉煌!

  显而易见,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和脊梁。也才真正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6]。

  今天,确实需要进入一个“国学”的时代。这是光辉灿烂的、优秀隽永的中国先秦文明的召唤。因为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哲学和思想所缔造出来的“武学文化”,它的意义深远而伟大,可以使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大理论家的思想暗然失色。

  当然,今天继承的国学,必须是“尊老抑孔”的国学,即是以老子的“以武制武”为根基,而辅之以孔子的“以文制武”的国学。因为孔子的“教育”,特别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即让人们懂“道理”的思想,无疑的,是老子“以武制武”的补充。

  孔子,乃是“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就冲着这个“世界第一”,在大学校园中立“孔像”,编“儒藏”,和在世界设“孔院”,都无可厚非。但是,要把“国学”与“儒家”等同起来,即视“儒家”为“国学”,或者视“国学”为“儒家”,则大谬不然。

  如果视“国学”为“儒家”而窃喜的话,那么,且慢得意过早!看一看,今天的日本人正在学中国的“儒家”,而且也在学《孙子兵法》以用于“商战”,这实际上就在学老子思想。长此下去,这当为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人所窃喜。因为,类同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又可以重演。当然,这也许是笔者的多虑,危言耸听罢了。但是,看看眼前的情况,不管怎样,在国学继承上,中国人表现出了十分愚蠢,而日本人则表现出了十分精明,这就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中国先秦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宝藏,是中国国学的源泉。但因了老子的保密,孔子及“孔孟之道”的偏见,和历代专制统治者的一已之私,始终未能把真正的国学发掘出来,故在秦汉以后,直到现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国学”和“国学大师”。这是中国历史的大悲哀。好在老子的民主思想与今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合拍,无须再保密了。如此,继承老子的哲学和思想,及其“武学”文化,并辅之以孔子的“文学”和“教育”,这样,中国出现“经邦治国”、“经世致用”的真正的“国学”,就为期不远,有了盼头。

  

  注释:

  [1]:参见网页:http://column.bokee.com/159958.html

  [2]: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

  [3]、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4]:参见之一:姚文俊,《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武学文化之先河》载于2006年“老子文化论坛”、“文化中国”等

  参见之二:姚文俊,《“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载于2006年人民网理论“网络论文”

  [5]:姚文俊,《揭示老子武学文化之真缔》载于2006年《中华武术》

  [6]:姚文俊,《为“武学”文化正名》,载于2005年第4期《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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