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董进：高成本时代与中国经济转型——兼论节约型经济

　　「内容提要」最近一段时期，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不断上升，而国内市场环境还很不完善，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增加，所有这些情况导致我国企业一直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在外部成本膨胀的同时，企业的内部成本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因而，在高成本时代来临后，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政府和企业都必须立即进行新的策略选择。企业要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生产方式，逐步引入、消化、吸收技术并最终实现掌握技术优势，通过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来节约内部成本。而政府也要尽量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在发展节约型经济的导向下，积极配合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大力发展技术，调整比较优势，并升级产业结构，从以初级产品加工业为主转向机械设备制造业为主。另外，政府还应当立即着手削减企业目前过重的、不合理的税费负担，适当给企业减压。

　　「关键词」高成本时代/节约型经济/技术优势/产业升级

　　一、引言

　　2005年伊始，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基本保持平稳，从2月到6月分别是24.5％、25.3％、25.7％、26.4％、27.1％，本轮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基本显现。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的现行状况就完美无缺，因为目前投资速度的下降绝不仅仅是由于紧缩性调控的结果。

　　如果从全国的这些数字中还无法清晰地看出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单独把浙江省的数字拿出来，从2月到5月，浙江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依次是19.4％、20.4％、17.2％、15.3％，相比较于上年的51.2％、47.3％、41.3％、37.9％，数字掉得非常厉害。而且，不只是企业投资速度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现有的生产能力也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开工不足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除了考虑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以外，导致企业投资热情锐减的直接原因就是企业面临的各种相关成本上升太快，以至于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一些企业甚至已经是在亏损运营。所以，企业的投资速度迅速下降。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整体经济一直具有导向标的作用。浙江省今年上半年的情况足以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敲响警钟——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企业和政府都必须尽快调整发展思路和战略。企业不能再简单地依靠低成本优势来发展，产业结构需要升级，依靠出口初级加工品来获取低附加价值的现状急需改变，产业应当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

　　但是，目前就这个问题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很不现实，因为这需要大批的资金投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不久，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目前还是应该把产业结构定位在产业链的低端，继续从成本比较优势入手，依据我国劳动力、土地、各种原材料成本的低下，从国际分工中获取机会，以此积累资金、经验和技术。他们认为近2年来持续增长的净出口贸易额充分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正确性，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只有继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以初级加工产业为主才是最佳选择，而那些提出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技术优势的观点无异于空中楼阁，风险太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下存在着诸多隐患。①虽然从表面上看，我国的净出口贸易总值在持续上升，而且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格局正在改变，普通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比重逐渐加大。但是，我国实际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却非常少，充其量只能说是世界的加工车间。在产品制造销售过程中，前端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后端的营销销售，都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我们做的仅仅是产品的低增值加工组装过程，所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现的利润最终又基本上回流到了国外。②国内外的经济环境也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一直以来所依赖的生产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国内企业的投入成本不断上涨，但是，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却无法相应提高产品的价格，而且如果单以成本而言，周边一些国家的成本已经低于我国。③国外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案逐渐增多，它们增加出口税以及设置贸易壁垒的做法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成本。

　　因而，当高成本的制约作用逐渐发挥威力之后，很多企业开始陷入困境，再继续依赖于低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加工产业的做法已经不可维继。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些相应的战略措施，以解决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尽可能降低成本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

　　二、丧失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分析

　　从广义上讲，企业面临的成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不可控制的外部成本，包括企业购买各种投入品的支出、税收、国家各种政策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所形成的成本；
二是可以控制的内部成本，包括各种费用支出以及投入资源没有达到合理配置而造成的成本。

　　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低成本比较优势主要是指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成本总体相对较低，虽然外部市场环境的不健全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增加了企业不必要的成本，但是，各种资源和劳动力的极度廉价却远远抵消了其对成本的提升影响。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

　　1.能源紧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均能源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实也许只是凸现了其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可能，但是，在两个条件下，这种可能就转化成为事实。①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急需要高速度的支持，因而对于能源的需求必然日益膨胀。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我国的能源产量基本上还能够自给自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能源供给早已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能源消耗量必然继续狂涨。②我国一直延续着粗放式增长，直到现在，这种增长方式还没有转变的明显迹象。粗放式增长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方式，追求数量目标是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依靠高投入获取高产出，而不会过多考虑效率的高低。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虽然使得情况略有好转，但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在经济存量已经颇具规模的今天来说，进一步的粗放式增长无疑需要更加巨额的能源投入。

　　能源供不应求的现状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2004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动因就是能源供应无法满足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导致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出现了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危机。所以，中央政府及时地实施了宏观经济调控，压住了高涨的需求。我国属于人均资源非常贫瘠的国家，但是由于政府部门一直影响着能源的定价，所以，长期以来企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能源，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虽然最近一段时期内能源的价格一直在不断上涨，企业已经倍感成本压力，但是，能源的价格还是没有完全市场化。然而，政府部门影响能源价格的情况不可能一直这么大力度地持续下去，未来政府部门即使会影响能源价格的制定，范围也会缩小到居民用途上，企业使用的各种能源的价格必然会逐步地完全推向市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能源需求肯定会持续上升，企业面临的能源成本提高的趋势不可逆转，且幅度极有可能逐渐加大。

　　2.原材料的总体价格也在不断攀升

　　从2003年到现在，在以下四个直接或是间接反映主要原材料投入品价格水平变动的物价指标中，都毫无例外地呈现上涨趋势（见表1）。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比，这四个物价指标的上升幅度更大，这无疑会对企业的各项经济效益指标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抑制企业的投资热情。

　　进入2005年，钢材、水泥等建设类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趋势开始减缓，甚至在部分地区有些倒退，其实这和2004年开始的本轮宏观经济调控密切相关。从2002年底开始，各地政府大搞城市化、大力推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了对建筑类原材料的需求，拉动了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当2004年宏观经济管理的相关部门实施调控以后，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被抑制，但是，各地纷纷上马的这类原材料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供给大大超过需求，价格开始稳中有降。然而，建设类原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原材料总体的价格上升趋势并没有受到影响。

　　3.劳工荒的出现开始宣告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再低廉

　　虽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从2004年开始出现的劳工荒的现象说明了劳动力资源的价格开始走高，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伊始之所以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一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二是由于这类企业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正因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所以，用工企业只需要支付非常低的报酬就能满足用工需要，而其他本来应当支付的各种劳动保障资金也是能逃就逃。很多经济学家批评这一现象，认为我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是牺牲了劳动力应得的利益而获取的，劳动力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下损害了人身健康却无法获取补偿、经常被无缘无故地辞退等现象比比皆是，劳工们的权益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劳工荒现象的出现有一定必然性，必将推动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一是相比较于20世纪90年代初，物价指数在这十几年之间都已经上涨了数倍，而劳工的名义工资却没有显著的提高，这就说明了劳工的实际工资是在直线下降的。当企业的劳工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将不会再继续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二是城市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劳工们在城市打工，就要保证自己正常的生活开销支出，那么工资收入就应该随着物价水平而相应提升，不可能继续维持在低水平。三是近年来政府对于农业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对农业的各种优惠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当农民有了更好的选择，他们就会重新回到农业部门继续从事农业，而不一定要去企业打工。四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如果劳动力收入过低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也就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因此，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劳动力收入的提升，从而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4.中央政府对于土地的管理已经逐步正规化

　　土地管理在最近几年间日趋规范，中央政府一再提出要严格控制将耕地转化为建设项目用地，并下发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条例，工业新增用地的需求受到抑制。

　　一直以来，我国的土地资源并未进入市场化配置，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只支付极少的补偿金就可以随意征用农民的耕地，然后再把土地转手以高价出卖给土地开放商，或者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吸引企业投资，或者地方政府直接把土地拿来大搞市政建设、推动城市化。这样，企业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使用土地，相当于把大量的成本转移给了原来使用土地的农民。这一方面造成了农民不必要的损失，且导致了耕地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也给地方政府开展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本来就是人均耕地占有量极低的国家，为了防止耕地的继续流失，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力度。2004年4月和10月分别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决定的通知》，要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其中提高工业化用地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不能再走用低价土地为代价搞招商投资的路子了。随着企业对土地需求的增长，土地的价格必然也会相应上升。

　　5.政府相关政策的颁布也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先发展再治理的被动局面，政府提出要严肃环保法律法规，逐渐规范了对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处理污染物的要求。

　　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一直忽视了必要的环保标准要求。企业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工序，就把污染物直接排放出去，相当于把处理污染物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去承受，这样，企业的实际成本就低于原本应该支付的成本。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累积，政府加大了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管理力度，避免为了一时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而造成后续发展力量的衰竭。最近一段时期，国家环保总局加强了对工业企业的监管措施和手段，全面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快安装在线监控装置，对一些重污染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对那些达不到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排污总量控制标准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以求提高行业的污染防治水平，最终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督下，企业必须采取一定的制污措施、购置相关的制污设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符合相关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之后才能正常开工。所以，企业现在必须承当起原来转移出去的那一部分社会成本。

　　另外，国家的税收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都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与绝大多数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的税制和税率导致国内企业税收负担很重。如果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税率要高于国际上常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
另外，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同样偏高，企业在税前的可抵扣项目少，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要比外资企业高出将近十几个百分点。除此之外，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不规范，各种不合理的乱收费现象没有能够杜绝，使得企业的税外收费的负担很大。

　　6.企业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日益严峻

　　加入WTO 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商机，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针对我国商品出口的反倾销案件也越来越多。

　　由于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我国的能源、原材料、土地等资源一直都没有进入市场定价，劳动力资源又非常廉价，这就导致国外的同类商品在价格上很难竞争过我们，从而引发了一个问题：这类产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能够广泛接纳劳动力就业，当国外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这些国家的稳定也同样受到影响。而且，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很容易找到相应的替代产品，这就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很难有发言权。因此，我国的产品自然就会成为进口国家反倾销的对象，它们很容易对我国的产品出口设置种种壁垒，比如，提高税率、设置进口配额，等等。所以，近些年来我国企业的出口环境不断恶化，在此环境下，很多面临着国内市场饱和、严重依靠出口的企业只能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或是解散工人、关门停产，这深深地制约了我国企业的发展。

　　以上我们分析的只是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成本，就其内部成本而言，目前绝大多数企业也没能将其控制到最小化，这其实是和我国的两个现实情况分不开的。①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企业一直采取粗放式增长方式。速度和总量是最终目标，导致了单纯依靠大肆增加投入而达到经济的增长，很少考虑最终产出效率的提高。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非国有经济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市场意识都已经得到提高，但是粗放式增长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根本消除。②我国企业目前的管理水平也决定了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卖方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都不需要有很高的管理水平，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环境才转向买方市场，在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中，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改变。所以，企业内部的费用成本没有实现最小化、资源没有得到最佳配置、人才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等现象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外部成本逐渐变高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尽快降低自身的内部成本，以此增加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筹码。

　　三、高成本时代的策略选择

　　虽然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看似良好，但是，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迫使我们必须尽快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远角度来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企业也应当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1.发展节约型经济，由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增长

　　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发展节约型经济必须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时，效益而不是数量才应当是企业和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

　　（1）要对现有的体制进一步改革。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仍然依据总量数字，这就导致各级地方政府非常关注企业所完成的规模扩张。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完成地方政府下达的经济任务。另外，虽然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影响非国有企业的行为，但是它们经常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使得很多原本没有利润的投资变得有了利润。实际上，这些成本只是转嫁给了政府部门或原本使用土地的农民身上，对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没有什么帮助。过于追求规模扩大的结果，就是依然走高投入高产出的老路，忽视效益。所以，现行体制的不合理部分一定要进行改革。

　　（2）消除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全国各地的市场割据，相互之间关卡重重，无法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企业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形成一定的垄断，市场淘汰机制不健全，导致了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无法实现优胜劣汰，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要发展节约型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充分突出市场的作用。

　　（3）发展节约型经济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长期以来坚持的粗放式增长就是资源高消耗，基础能源产业的不发达加上对于资源的过度利用，使得目前资源供给严重不足。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趋势不可逆转，努力寻找新的能源供给、大力发展能源基础产业是一方面，同时尽可能节约使用资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另外，要推行企业的耗能标准，逐步淘汰那些高耗能、效益差的企业。节约资源不仅仅是和企业密切相关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应该形成节约的氛围，毕竟我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和资源的相对匮乏是我国今后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因而，最合理地利用资源、发展节约型经济是我国经济今后发展的方向。

　　（4）推动资源的定价市场化。政府的干预使得资源价格长期偏低，自然导致企业浪费资源。所以，除了一小部分民用必需的资源以外，工业用途的资源价格应当完全市场化，只有当市场的激烈竞争触及到自己的生存时。企业才会想方设法节约使用资源。

　　2.产业结构由初级产品加工业为主逐渐向机械设备制造业为主的方向升级

　　我国是贸易大国，2004年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已经位居世界第3，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净出口额为319.46亿美元，出口已经成为拉动我国GDP 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然而，我国不是贸易强国，出口商品很容易被国外设置各种关卡，这就是初级产品加工业的弊病所在。所以，我国必须要进行升级产业结构。

　　机械设备制造业能够很好地避开我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困境。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制造业，销售目标不是数量，而是内涵的技术。只有做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地提高机械设备的质量，才能使产品具有竞争力，才可以在国际贸易中掌握足够的主动权。一是我们可以获取产品的高附加值，得到可观的利润，这是单纯出口初级加工产品不能够比的；
二是主动权在自己手中，进口国一般不会轻易设置贸易壁垒，即使进口国设置了各种贸易关卡，也比较容易将其转移出去；
三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小，由此可以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能源紧张问题。

　　3.拥有技术优势是我国今后最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升级产业结构，都必须依赖于技术的支持。不只是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节约投入资源，整个社会要发展节约型经济，这就给相应的技术研究与开发部门提出挑战，迫使它们不断改进并研发出新的技术，以处理各种纷沓而至的问题。而发展机械设备制造业、升级改造传统的产品制造业乃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都必须依靠技术的最终推动。

　　我国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绝大部分产业中拥有的只是普通技术，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含有核心技术的部件往往需要进口。这样，我国无论是在产业发展中还是在国外贸易中都严重依赖于国外，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其实我国一直很重视技术的引进，然而，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从而使得我国技术引进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和资金积累只能基本应对发展技术优势起步所要求的高劳动力素质和高资金需要，所以，具体的步骤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发展道路，即先从国外有的放矢地引进先进技术，然后尽快消化吸收，从而自主创新并培育出我国的技术优势，最终实现出口新技术。目前，外资的投向不再是像20世纪那样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工业，很多高附加值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逐步增多，这就有利于我国学习并掌握先进的技术。要想成为经济强国或是贸易强国，我国必须具有其他国家无法随意限制的“杀手锏”，这只能体现在技术上，一旦产品能够做到别人无法模仿、成为稀缺的供给方时，我们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主动权。

　　4.企业应当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降低内部成本

　　粗放型增长的思想造成了企业一直重增长、轻效益，经验的不足导致企业的管理水平低下，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资源浪费严重、人力资本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等现象，使得企业内部成本居高不下。但是，外部成本较低导致企业没有花大力气降低内部成本的动机。在外部成本逐渐升高的现实下，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企业的管理必须日趋科学化，尽可能地降低内部成本。一是企业要明确管理的目的是要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和投入方式，最终做到最佳利用资源的同时最小化成本。二是在具体的企业运营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企业管理模式。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经验的累积，国外的企业管理科学已经非常进步，它们对于最佳的工业流程设计、最小化的成本费用以及最有效率的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认识，虽然国情和文化不尽一致，但是它们利用完善的相关制度安排消除不合理的费用成本支出的做法能够成为我国企业学习的重点。三是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置人力资源部门，充分调动人力资本的才能，尽可能地做到人尽其用。这是目前被国内企业所忽视但又异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毕竟人力资本才是企业中起着决定作用的要素。

　　5.政府应当做好配套工作，以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

　　政府的职能应当是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优质廉价的公共品等，从而尽可能地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而不是直接参与到企业的正常运营活动中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业化的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支持，而国内能源的供给已经出现瓶颈。所以，政府一方面应当加大对于能源产业的扶助力度，促进能源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应当走出国门去开发新的能源来源，尽可能降低能源供给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影响。偏高的税率已经使得国内企业的发展深受限制。税制改革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讨论，关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以及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致等问题也都有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方案，毕竟在高成本时代到来以后，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变得非常狭小，政府应当给企业适当地减压。

　　我国政府也的确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努力。2005年6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决定从7个方面重点清理乱收费，其中有两点和企业直接相关：一是清理行政审批收费。坚决取消不符合建立统一市场要求、歧视性的地方保护收费；
认真检查落实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审批收费项目和降低的收费标准；
严禁将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审批收费转为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二是重点治理向非公有制企业的乱收费。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而言，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尤甚。所以，此次发改委特别提出要坚决取消专门针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性收费。

　　四、结语

　　最近几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货物净出口额增长迅猛。然而，需要警觉的是，我国企业一直所依赖的比较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的价格不断上升，国内市场环境存在着诸多不完善，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高成本时代来临后，政府和企业都必须立即进行新的策略选择。

　　企业要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生产方式，逐步引入、消化、吸收技术并最终实现掌握技术优势，通过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来节约内部成本，等等。而政府也要尽量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大力配合企业转变生产方式，调整比较优势，并升级产业结构，从以初级产品加工业为主转向机械设备制造业为主，同时适当给企业减压。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决不能以降低排污标准来给企业减负，不能在宏观经济过热时就严格执行污染排放标准，而一旦企业成本上升、地方经济增速放缓以后就开始弱化污染排放标准的执行。为了避免重复欧美国家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企业必须遵守污染排放标准，这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魏杰。中国应该成为怎样的制造中心[J].西部大开发，2002，（12）。

　　[2]魏杰，董进。当前宏观调控的深层次思考[J].新视野，2005，（2）。

　　[3]刘建江，徐长生，袁冬梅。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5）。

　　[4]徐平。日本的“赶超后”现象：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J].日本学刊，2004，（1）。

　　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100084）；

　　董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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