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民间化的表达

　　一个词汇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更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近几年在思想、学术文章中频频出现的“民间”正是如此。思想的传播依靠语言、词汇进行，正如声音的传播凭借空气得以实现。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创造一个词，叫“新话”。“新话”是一套全新的语言体系，创造目的是为了缩小思想的范围，使小说中的英社意识形态之外的思想找不到相应的语言载体从而不可能再存在。在中国的“文革”中，汉语的下流一面得到最疯狂的体现，批判胡适、胡风的词汇，研究《红楼梦》、《水浒传》乃至李白杜甫所用的词汇，阐释鲁迅的词汇，都显示出语言的意识形态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文革”是语言的灾难，它的语言模式乃至其背后的思维模式，远比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影响更为深远。当政治力量侵犯了民间社会，政治语言就粗暴地践踏了民间语言。

　　“民间”在思想上意味着独立性，表述作者的独立视角与思想。曾几何时，“个人”、“独立”都被视为对集体主义的否定而遭受批判，彰显人性，肯定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词，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扫进语言的垃圾堆。而“阶级成分”、“牛鬼蛇神”一类“新话”公然流行，构成一个以仇恨为核心的语言世界。只有当社会出现一定的自由空间——不管这空间有多么狭窄——民间化的表达才能微弱地、曲折地发出。民间化的表达的基本立足点是问题，即民间的真实遭遇与真实境况，以问题为出发点去进行独立的分析、解答。事实上，只有立足于社会、人生问题的知识命题才是有意义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的基本思路都是引入西方理论，分析、解答中国问题，这是十分合理的。但是所谓“中国问题”，则需要知识分子真诚、独立的体察。民间的表达不同于政治化的表达，它立足现实问题而非既定政策，崇尚独立思想而不附和权贵。同时，民间化的表达不同于学院化的表达，它彰显思想而非凸现学术，重视平白易懂的文字而不是古奥艰涩的语言。

　　民间思想者首先是独立思想者。所谓思想，其题中之义包含了独立性。思想只能是个人的、独立的思想，因此，思想本身是异质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异质思想的持有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这样定义知识分子：“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止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因此，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是失败的诸神。当然，由于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过高，历史与现实中符合这种标准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我们可视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模型，就是理想的知识分子标准形象。然而，不依附于官，做官的帮忙帮凶，不依附于商，做商的帮忙帮闲，甚至不依附于“人民”，做媚俗的作者，涂着文化口红闯荡江湖以搏民宠，也就是具备基本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则是知识分子的内在要求。简单地说，民间知识分子代表他自己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和他的分析判断结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持民间立场的思想者，“独立性”视他们的天然血液。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先驱纷纷以他们特有的角度对社会发出批判的声音。他们以个人思想对抗传统思想，以自由学说对抗专制体制，以独立意志对抗习惯势力。后来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向中科院的答复中重申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视为知识分子独立性在一个新的时代的新体现。当独立精神已经死亡，自由思想已经毁灭的时候，陈寅恪先生的重申让后来的人们看到一个传统史学家的凛然正气。顾准、张中晓、遇罗克、林昭是“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者的杰出代表。当思想大一统的时代来临，民间思想者注定要为他们的独立性付出惨重的代价，承担悲剧的命运。然而正是这些民间思想者的存在，使那个时代不至于成为彻底的绝望的深渊，而显出一丝隐约的希望之光。

　　与民间化表达相对应的还有学院化的表达。学术与思想共同传承着人类文明，两者是相通的。只有深厚的学术根基，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洞察。学术语言是历史上无数大师积累形成的。然而现在，学院中的表达有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就是以术语代替学术，“术语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诚然，每一门学科都要有专门的术语，人文社会科学尤是如此。但是，术语是为内容服务，为更清晰无误、明白清楚地表达问题而产生的。术语绝不可用于堆砌、炫耀。在我看来，无论什么领域的研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立足问题，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梳理、解答构建一篇文章，一种论著。然而，翻开各种学报、核心期刊，只要仔细一看，许多“学术论文”，只不过是一个用专业术语构建起来的一个空架子。其中无问题，无内容，无鲜血，无生命，更无思想。外文著作的大量翻译又为串术语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随手抓一个哈耶克，德里达，哈贝马斯，都有一堆现成的术语可以现炒现卖。这种稻草人式的学术无处不在，这样的论文多一万篇少一万篇，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毫无影响。如果一篇现代文比古文还难读，那一定是有问题的。白话文的提倡，就是为了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去表达思想，特别是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主要就是为了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事实上，五四时期学术大师们的成就也已经证明了白话文完全足以表达深刻的思想与深奥的学术。梁启超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面还有很多口语。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样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写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与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奠定了这两个学科的基本学科模式的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别人笑我的文字浅显。”语言通俗完全不会妨碍深奥的思想的表达。现在的学院论文需要“奥卡姆剃刀”，奥卡姆针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繁琐提出“如无必要，毋增实体”，我们今天必须提出，如无必要，毋增术语。可以用平白晓畅的语言表现的内容就不必要处心积虑地挖几个外国术语装点门面，可以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现的意思就不要挖空心思寻几个专业术语来以示高深。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思想的传播，放弃了学术化的写作，以平实的语言承载深刻的思想，同样起到很好的效果。

　　寻求民间化的表述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文学革命中，思想的民间化与表达（语言）的民间化同时进行。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其大体内容就在于文学的平民化。文学革命是思想启蒙的需要。古文与街头俚语、拉车卖浆者之言相距过大，不利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沟通与交流。而启蒙则是对大众的启蒙。只有进行文学革命，才能是文学由贵族的、僵化的变成平民的、活泼的。胡适、陈独秀们以破坏的勇气与建设的眼光推行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建设。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破坏的“八不主义”：不做言而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滥调，不重对偶，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语俗字。接着他便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样破坏与建设的姿态，足以颠覆古文，创造一种新的国文文学。陈独秀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提出更加激烈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翻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以平民化的语言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是他们的目的，陈独秀明确地说到旧文学“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文章，就是民间化的表达。文学革命刚一开始，白话文便在鲁迅的笔下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显示了一个深刻的民间思想者的良知与反抗精神。本来，鲁迅完全有能力踱进书斋，皓首于线装书中，经营那种向来被视为万世不朽之大业的学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显示出他在学术上极高的造诣。然而他却走向广场，面对公众，写下一本又一本连他自己也希望速朽的揭露社会黑暗，暴露国民性疮疽的文字。中国失去一个学术大师，却树立起一个时代的精神巨人，一个历史的精神坐标！

　　伴随着“民间”一词的出现，中国文界的另一种新的文体，思想随笔也在兴起。民间化的表达的主要文学载体，就是思想随笔。我把八十年代巴金老人的随想，《新启蒙》中的文章，九十年代民间思想者林贤治、摩罗、谢泳、余杰等的文字，学院中钱理群、朱学勤、秦晖、袁伟时等学者的文章，曾在体制中的李慎之、李锐等等的文字均视为思想随笔。当代思想随笔这一文体的直接源头，就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兴起的新白话文，而它所承载的启蒙使命，也直接来源于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思想随笔的内核是思想性，这种思想性体现在针对现实、历史问题提出作者独特的个人见解，由此启人之思，唤起人们的理性与思考的能力。随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比较容易被接受，因此也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和发扬。思想一旦民间化，由于是独立的，因此必然呈现一种开放的气度，由此导向多元的倾向。思想随笔的命运值得我们关注，思想随笔的繁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002.10.7

　　发表于《粤海风》2003年第五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相关热词搜索：表达 民间 陈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