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钉子户”把什么钉上了中国历史？

　　前几日，重庆歌乐山下一面迎风招展的巨大五星红旗吸引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在屋基周围已经被挖成20多米深巨坑的一座岌岌可危的破旧房屋屋顶上，房屋男主人铁塔般高擎一面能够遮蔽天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女主人手捧一部中华民族共和国宪法，他们在用国旗和宪法捍卫那已被挖掉屋基随时都会倒塌的祖传房屋，他们就是被称为“最牛钉子户”的杨武、吴苹夫妇。未来的历史或许会忘记当今所有的风流人物，却绝不会忘记“钉子户”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这个名词代表着人类编年史上最野蛮的一段“房吃人”的历史。

　　几天来和许多人一样在关注着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却发现有关“最牛钉子户”的报道突然销声匿迹、从所有媒体上消失了。相信在实行胡温新政的今天，事情最终肯定不再会是悲剧结局，禁止报道恐怕也是旨在防止人们对“钉子户现象”的探究、思考和联想，因为“钉子户”钉在历史上的铁与火、血与泪真是太多太多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在中国老百姓的全部悲剧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房屋拆迁的悲剧更加让人悲愤难平了，“钉子户”把有可能让未来历史学家百思难解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牢牢地钉在了历史上。

　　一，把财富暴增和贫困加剧的根源钉在了历史上

　　财富暴增和贫困加剧，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矛盾现象。

　　一方面是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财富暴增。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第一，豪华大厦的崛起世界第一，豪华轿车的消费世界第一，政府大楼的豪华程度超越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世界第一，财富暴增更是世界第一，各种浮出市面的财富粗略一算就超过一百万亿：全国160多亿平米的房屋，按最低市价也超过50万亿，全国金融资产6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20万亿，股市10多万亿，再加上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非经营性资产至少10万亿，还有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的资产等，中国暴增出来的财富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中国官员才能周游世界，中国富豪才能纵横天下。

　　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工资占GDP比重却是世界倒数第一，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工资收入不仅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有10%的最穷人口就是收入绝对下降，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按照收入对学费、医药费、房价和抚养后代的承受能力来计算，无论共和国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世界横向比，现在的中国老百姓都是最穷的，一则媒体报道中说，有的地方妇女卖淫价格低到了5元钱，可见百姓已经穷到了何等程度。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社会急剧暴增的亿万财富是哪里来的？在财富暴增过程中亿万百姓又是为什么贫穷？为什么所有经济崛起国家的老百姓都越来越富裕，唯独中国老百姓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却越来越贫困？

　　“钉子户”回答了这个问题：城市拆迁和农村圈地把老百姓的巨额财富转移到了国家和开发商手中。

　　什么叫“钉子户”？“钉子户”是多年来暴力拆迁形成的概念，把那些拒绝搬迁的老百姓称为“钉子户”，然后动用武警、公安、法院，有的地方甚至使用黑社会等暴力手段加以解决。为什么拒绝搬迁？因为不按照市场价补偿，为什么不按照市场价补偿？因为这样才能实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主流经济学家宣传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于是形成了暴力定价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工具，低价拆迁百姓房屋和圈占土地，然后变成高价商品房出售，其间悬殊差价形成的巨额财富，便转移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手中。当然，如果仅仅是转移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手中，我们的地方官员是不可能动用暴力为开发商服务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入了地方官员个人手中，却还堂而皇之地打着什么“公共利益”的旗号。这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热衷于城市改造的原因。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城市改造都是政府花钱，政府、开发商和拆迁户的关系，是完全的市场买卖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强买强卖，所以其它国家的城市改造都比较缓慢，唯独中国的城市改造不仅政府不花钱，反倒成为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最大暴利产业。

　　只是中国房地产的暴利并非是来自垄断，而是运用国家力量剥夺的老百姓财产，如果没有这种暴力掠夺，中国老百姓也会像其它任何经济崛起国家一样富裕起来的。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国家，世界所有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老百姓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工资增长带来的财富，二是住房和土地增殖带来的财富，三是预期收益对未来财富的透支。其中后两项的数额远远大于工资增长带来的财富。这些年我国城市拆迁建造的房屋面积超过百亿平米，按照每平米差价转移财产2千元计算，就高达20万亿，相当于全国工资的10倍，还有圈占土地至少超过1．5亿亩，在胡温新政之前，每亩补偿费只有3万元，按照最低20万元市价计算，也有30万亿，如果这几十万亿分摊到房屋和土地搬迁户头上，至少这部分人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

　　房屋拆迁和圈地不仅把老百姓增殖的财富转移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手中，然后还要把拆迁的房屋加层翻新后，再以数倍的高价卖给老百姓，老百姓买不起就只能高息贷款，不死不休地一辈子还款做“房奴”。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下去，别说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经济越发展老百姓就越倒霉。这就是当胡锦涛主席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让城乡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都能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时，中外舆论反响那么热烈，老百姓那么拥护的实际原因。

　　二，把国有企业和官办公司的不同性质钉在了历史上

　　“钉子户”最石破天惊的，就是钉出了国有企业和官办公司的不同性质。

　　人们观察钉子户的对立面就会发现，拼命拔钉子户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这就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风险偏好和利益动力最低的一个群体，正是以此为理由开始了私有化改革，最终把全国30多万中小国有企业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全部瓜分干净，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会不惜冒险拔钉子户，要知道，对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来讲，恐怕再没有任何事情比拔钉子户风险更大了，既要冒可能闹出事端丢官位的风险，又要冒钉子户被逼拼命的风险，他们为什么会为国有企业而甘冒如此巨大的个人风险？

　　不仅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为越来越让人百思难解，再看国有企业本身的行为更加让人难以理解，国有企业本来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企业，可现实却是恰恰相反：扒老百姓房子，圈占农民土地，强迫工人下岗，经理上千万年薪，公路设卡收费，超过发达国家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通讯收费，把老百姓逼上绝路的高价学费高价医药费、还有不断涨价的水电煤气等等，所有这些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利益扫荡，几乎把老百姓每一分钱都搜刮而去，将中国老百姓牢牢钉死在贫困的绝境中。这哪还有一丁点儿国有企业的影子？可它的的确确注册的是国有企业！这也是中国右派瓜分国有企业能够获得一部分人支持，中国左派捍卫国有企业一部分人不理解的原因所在。

　　自从国有企业产生以来，全世界的国有企业都不是这样，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不是这样，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不是这样，为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就是这样？

　　重庆“最牛钉子户”飘扬的五星红旗告诉了我们：那个率领武警、开着推土机、拿着法院判决书前来浩浩荡荡扒房子的，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而是官办公司。

　　虽然国有企业和官办公司表面上看完全一样，都是注册为国家所有，但是两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式。

　　就经济性质来说，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公有制性质；
官办公司是官僚集团占有制企业，属于私有制性质。官办公司和私营公司不过是私有制经济的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集团占有，属于官僚资本；
后者是私人占有，属于私人资本；
两者私人占有的经济性质完全相同。只是和私人占有制相比，集团占有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穷奢极欲的大肆挥霍，所以才会出现最近法国机场那一幕：一个中国游客十分随意的就打开了一瓶价值20多万、据说连拿破仑都没有喝到的红酒，把周围见多识广的法国人惊的目瞪口呆。中国强势集团之所以能够天天高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所谓国企改革，把国有企业变成了官办公司。

　　就历史作用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为国家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惟独官办公司是官僚集团服务的。为国家为百姓服务，决定了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采取“瘦”自己“肥”天下的亏损经营方法。对比我国以前的国有企业和现在的官办公司最为明显。以往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企业办社会，承担了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且实行终身工作制，通过工作、福利和保障的一体化，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现在的官办公司则完全颠倒过来，用企业吃社会取代了以前的企业办社会，打着经营城市的幌子吃老百姓的房屋，打着开发区的幌子吃老百姓的土地，打着市场经济的幌子吃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产业，甚至连名山大川等自然资源也变成了吃老百姓的招牌，以至与干脆拾起了以往的黑道勾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种拦路收费的黑道勾当已经成为今天官办公司的第二银行，公路收费站钱多到了需要铺设地下输钱管道的程度。说是花钱修路就要收费，试问，古往今来，哪朝哪代的路不是人修的？又有哪朝哪代有过拦路收费的？中学生都知道秦始皇搞了“书同文，车同轨”，修通了天下道路，可就是这个被知识精英天天骂作暴君的秦始皇，都没有在全国设置收费站。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把人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都绑架为榨取钱财的手段，去年亲戚家几个孩子来北京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每人20元的门票剥夺了孩子一顿丰盛的晚餐，撰着20元的门票你又怎样给孩子们解释那无数革命先烈是为什么而牺牲。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没有市场化到国家先烈头上，难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革命先烈也纳入市场经营对象？

　　对比国有企业和官办公司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都采用价格手段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只是方向完全相反。国有企业采用价格倒挂的办法维护了全体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的利益，官办公司则是通过低价进高价出的价格大网，把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起来，然后集中喷射到极少数精英和权贵手中，成为典型的财富喷枪。随着官办公司垄断了民生行业以后，涨价几乎已成为官办公司唯一的经营方法，并且所有的涨价都大言不惭地声称“没有超出群众可承受的范围”，可见，只要不超过老百姓承受能力，价格就会永无休止的涨下去，用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打到美国的电话费比美国打到中国要高出数百倍的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以老百姓“可承受，不造反”为底线的涨价原则，莫说GDP增长10%，即便是增长100%甚至1000%，老百姓也是永远不可能富裕起来的。况且这种涨价原则虽然没有突破老百姓造反的底线，却已经突破了现代政治伦理的底线，试想一下，如果强盗流氓也遵循这个逻辑，只要不超出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就可以随意抢劫强奸，社会将变成何种状况？

　　国有企业和官办公司财富再分配的不同作用，使国有企业成为改革牺牲的对象，并且在国有企业的尸骨上成长起了官办公司。重庆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九十年代曾经有两个以卖光国有企业而名震天下的英雄人物，山东的“陈卖光”和重庆的“箫卖光”，其实准确的说不是“卖光”而是“送光”，因为卖是要收钱的，而当时的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完全是白送，重庆不仅是白送，还有丰厚的税收、金融等陪嫁。按说国有企业卖光以后，重庆就只有依靠民营经济了，事实正相反，旧的国有企业卖光后，新的国有企业官办公司迅速崛起，按照《第一财经日报》采访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数据，重庆国有企业资产3年暴增2倍半，年均增长速度超过83%，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其间，恰恰是重庆历史上最大规模拆迁时期。

　　如果说国有企业是为民造福的生产性集团，那么官办公司则是与民争利的寄生性集团。现在人们才明白，被精英集团批判了数十年妖魔化数十年并由此判处了国有企业死刑的价格倒挂现象，恰恰是世界各国国有企业为民造福的成功经验，如新加坡的住房就是采取价格倒挂，先根据人们收入确定住房价格，然后再扣除建筑成本和开发商利润，剩下的就是土地价格，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住房便宜的原因。让中国人无比悲哀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让利与民的价格倒挂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恰恰是中国改革的对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波就是从改革价格倒挂开始的，由此把中国国有企业送上了不归路，同时也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的所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送上了不归路。

　　三，把两条精英走狗钉在了历史上

　　中国权贵资本养了两条走狗，一条是主流经济学家，另一条是法学精英。这两条走狗各为其主子缝制了一面抢劫的旗帜，主流经济学家的抢劫旗帜上写的是市场经济，法学精英的抢劫旗帜上写的是法制社会。这两面旗帜都漂亮的无懈可击，可是却被“钉子户”给撕破了，破碎成一缕缕散发着恶臭的尿布。让所有世人都看到了，他们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强买强卖，他们所谓的法制社会就是暴力拆迁。虽然钉子户最终难以钉住自己的房屋和财产，但是他们却把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这两条人类历史最无耻最卑贱最肮脏最邪恶的权贵走狗死死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按理说，《物权法》刚刚通过，即便是装样子，那些法学精英们也应该对钉子户表示些许同情，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包括《物权法》起草小组组长在内的鼓吹此法的全体法学家，都异口同声地一致拥护对钉子户进行强制拆迁，全然不加任何掩饰的露出了狰狞面目。在此之前，他们天天高喊《物权法》的作用就是保护老百姓财产，声称有了《物权法》，老百姓的房屋就能实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可现在别说什么国王了，连小小的开发商都可以随便进随便扒。这件事情最典型不过的说明了精英立法的本质，就是对上约束中央政府，对下约束普通百姓，摆脱来自中央政府和社会民众的双重约束，实现精英集团的独裁统治，所以才会出现“国王不能进，开发商却能进”的法制状况，其实也不是国王都不能进，开发商都能进，而是看进谁的房屋，他们自己的房屋是国王都不能进，老百姓的房屋则随便什么人都能进。

　　问题还不在于他们一致拥护强行拆迁钉子户的房屋，更让人愤怒的是他们那种恶狠狠的态度，当那位“最牛钉子户”说明拆迁并不涉及公共利益时，那些起草《物权法》的法学精英们居然厉声怒斥：“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公共利益了？”既然钉子户说了不算，那就只能是开发商说了算，于是开发商便成为公共利益的唯一认定者和唯一代表。一个人做什么是由利益决定的，怎么做则是由品质决定的。相对于受过西方文化训练、喜欢模仿西洋绅士的主流经济学家，当下这些法学精英则完全是一帮浑身充满匪气的赤裸裸的流氓，完全抛弃了最起码的理论伪装。就拿所谓的公共利益来说，今天的拆迁是不是公共利益决定的，借用那句著名的小品语言来说：“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3月27日媒体刚刚披露了国家审计署的公告，其中就揭露出重庆一段投资2813万元的高速公路，居然有70%的资金被各个环节抽进了私人腰包，最终用于公路建设的资金不到30%，远远超过社会流传的建设项目15%的回扣。可以说，关于强行拆迁的动机问题，恐怕只有初来乍到地球的外星人，才会认为强行拆迁是公共利益决定的，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法学精英，居然会不知道地球上发生的事情，是真的无知还是太过无耻？

　　法学精英在钉子户问题上的卑劣表演，让人又想起了2003年震惊天下的黑道霸主刘涌案。残害百姓为祸一方的黑道霸主刘涌被当地法院判处死刑，中国法学界众多精英闻风而动，联袂出庭，庞大的律师团几乎囊裹了法学界顶尖学者，结果硬是推翻了拥有亿万财富、血案如山的主犯刘涌的死刑判决，而把家里没钱的几个从犯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事后，中国法学精英欢呼雀跃，声称这是“捍卫人权”的伟大胜利，是“司法独立”的伟大胜利，如果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干预，否决了这一所谓“司法独立”的判决，这一饶恕主犯枪毙从犯的司法闹剧肯定会列入世界吉尼斯大全，成为人类司法史上永恒的耻辱。司法独立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它有两个根本前提，就是公众立法、公众判决，法律条文由公众来确立，有罪无罪由陪审团来判决。没有这两个前提，司法独立将变成法学家和司法人员随意残害百姓的作恶工具。大家可以想一下，现在包括法学精英在内的司法系统有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那么多力量管着，一些人尚且能够胡作非为，刘涌那样的死刑案都能随意推翻，一旦解除约束实行司法独立。老百姓还能有丝毫活路？

　　在以往的改革中，主流经济学家打着市场经济的招牌，把老百姓的福利和财产剥夺的干干净净，不仅把现在剥夺的干干净净，并且通过住房分期付款把老百姓未来的财产也透支的干干净净。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完成了历史人物，缩回到了其主子赏赐的豪华狗窝，去尽情享受恐怕三代都享受不完的巨额财富，就在上个星期，一位主流经济学家的个人股票上市，当天就赚取了六个多亿，和刘涌案发时的财富大体相当，其他许许多多主流经济学家也都获得了毕生都挥霍不尽的相应份额，可以功德圆满的闭关清修了。现在该轮到法学精英上场了，他们挥舞的招牌叫“民主政治”，只是他们民主政治的范围十分清楚，只包括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精英内部的三角制衡，这种三角制衡是为刘涌等拥有亿万资产的黑道霸主服务的，至于老百姓，不仅不包括在所谓民主政治范围之内，相反是这种铁三角联合专政的对象，看看现在钉子户的境遇就知道了，连地方政府都容忍钉子户存在了两年，可是法学精英一出场就强烈要求对钉子户采取强制措施，实行专政。套用当年蒋介石针对桂系军阀说的那句话现在十分准确：“共产党只是想要我的钱，而李宗仁他们是既要我的钱，又要我的命”，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只要老百姓的钱，而法学精英则是既要老百姓的钱又要老百姓的命。

　　中国老百姓要想保住自己的钱和保住自己的命，只有走大众政治的道路，用大众民主取代集团民主，并通过大众政治制度恢复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除此绝没有第二条和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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