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另类革命——读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托派在中国的名称是“托陈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陈”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陈独秀。“取消”的来历是这些“左派反对派”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派并不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只是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明确警告：“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郑超麟，2004上：328） 1929年9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与苏联的托派主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党不同，中国托派虽一再批评、反对中共，但其斗争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当政的国民党，它既是左派反对党，又是革命者，其历史理所当然地是广义革命史的一部分。

　　尽管周恩来等人注意到中国托派的特殊性，但在斯大林日益严厉的“肃托”影响下，中共没有放弃过对托派的批判和打压。1952年12月21日深夜，留在大陆的托派分子悉数被捕，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托派运动史。历史在变化。1979年，在押的托派分子全部被释放。托派领袖之一郑超麟在声明不改变自己观点之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在有关托派的注释中，改变了旧版的提法。针对《论持久战》一文中“镇压汉奸托派”一句，特别新增了一个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托派没有获得正式平反，但既不继续关押，也不要求其改变立场。这不只是政治相对开放的表现，也是基于托派分子人数已极少，且不会有“春风吹又生”的可能。

　　托派分子大多能文，著译甚丰。其中王凡西1957年写作的《双山回忆录》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早期中国托派小史。自然，书中所说只是一家之言，不但与中共有别，也与托派的其他派别有异。

　　１、浪漫期

　　什么是革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这当然没错，但革命有多种形式、而且是分阶段的。

　　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数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王凡西，1980：21）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革命。广场和旗帜是它的主要意象，集会演讲、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内容，混合着青春骚动的反抗现实是其主要特征。1930年，还是中学生的温济泽入团后，听多了“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宣传，就联系到自己：“我现在已经入团了，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经过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没有人的教室里，砸电灯泡，抬了课桌从二楼向下扔。我们以为日积月累会为‘破坏旧世界’尽一份力量。”（温济泽，1999：13）破坏性是青春期的本能之一，不满是青年学生的普遍心理，革命似乎也因此成为人生必然的一个阶段。1925─1926年间北京大学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中虽只有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但“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青年人正愁得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地涌进来。”（王凡西，1980：22）浪漫期的冲动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了文学的形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王凡西，1980：20）温济泽在搞了那些破坏之后，团支书找他谈话：“革命是要推翻旧社会的制度，是要靠党，靠红军，靠整个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组织起来，把旧社会制度推翻。你这样乱干，怎么能破坏旧世界呢？”（温济泽，1999：13）

　　1926年3月18日，段执政府在北京枪杀请愿学生。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统治者的暴行启示着革命者也必须使用有组织的暴力。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说：“真正爱国的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旗帜之下，助成他们的北伐使命。”北伐标志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革命方式的转变：浪漫期转为现实期，政治期转为军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辩论和请愿，靠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职业革命家和坚忍的战士成为革命的主体。

　　放大一点说，1927年春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属浪漫的革命。农民组织农会垄断农村一切权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杀人，使一切行政和司法体系失灵，这在短期内可以满足农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权力系统，但不能完成农村的社会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仍然靠军事较量，而且革命成功后，农村的权力还得由各级政府掌握。

　　２、清教徒

　　革命是非常之事，但革命者亦有其饮食男女等日常生活。1926年王凡西从北京跑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

　　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相同。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和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青人聚在一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王凡西，1980：26—27）

　　这首先是因为大环境的不同。革命者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当然不好，但革命在此时的广州已经成功，而全国革命的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北伐军的战场较量。革命者在广州已经进入一种体制化的生活状态，上班下班，饮食儿女。“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王凡西，1980：27）广东革命者与外地革命者生活状况有明显不同。郑超麟比较过“广东作风”与“上海作风”。上海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广东是苏联顾问控制的，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生活作风也不一：“外江的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的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千元。”（郑超麟，2004上：247—248）这确实是卑微庸碌，但人不能老是在革命，即使抱定终生革命的人，不也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享福和贪欢”吗？

　　这正是革命的悖论：为了革命，必须终止日常行为状态，拿出一切劲头来斗争历险。但能要求人永远不谈女人吗？也是1926年春，四川的革命党人胡兰畦来到广州，一方面感到“中山舰事件”所暴露的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却能欣赏南国的情调：“广州马路两旁栽着洋槐，这时正开着粉红色的鲜花，放出香气，使行人沉醉，就像在梦境一样。这里的男女，都喜欢穿那像漆过一样的署良绸衣衫，拖着木屐，满街都听得‘啪哒啪哒’的声音。街市不很宽敞，但很清洁，市容很整齐，马路两面的‘骑楼’下面，摆着做生意的小摊，卖各种咸甜食品。这里的人们脸上呈现出一种活泼愉快的表情。他们很喜欢音乐，一到晚上，到处都可听到一种竹制锁呐的声音，吹的是广东戏曲和民间小调。女的唱，男的吹锁呐伴奏，他们一唱一和，悠然自乐。”（胡兰畦，1985：93）胡兰畦是女性，此前一直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结交许多上层人物，她没有感到生活的愉悦就是“不太革命”。但从更艰苦的环境中来的王凡西却难以把革命精神与生活愉悦贯通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根据地与国统区革命者在思想行为上的分歧（这也是党内斗争的进一步起源之一），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是很难统一的，这就是革命过后何以都有一个“热月”的复辟期。当然，如果以谈女人与方城之战为乐，即使是和平时代，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现。

　　3、退潮

　　“白色恐怖”一般被用来形容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者处境，但1928年，王凡西由苏联回国。其时盛传国内白色恐怖很严重，但当他放胆从海参葳到上海时，一路上却非常安全。差不多同时，郑超麟也发现：“在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白色恐怖。中央交通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都有人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个筵席。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
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郑超麟，2004上：308）

　　革命处于低潮，“安全”、“自由”云云从何而来？王的解释是：

　　那一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工作，还不是“科学化”的，不是职业探员与业余特务相结的“群众组织”。它还不曾从斯大林的格·柏·乌学习过的；
蒋介石所赖以对付共产党者，仍旧是横行租界中的“包打听”一流，腐败颟顸，野蛮愚蠢，凶恶有余，效能却是很低。这与数年后由ＣＣ主持，用共产党叛徒为骨干的新特务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王凡西，1980：114）

　　国民党的历史很久，但党龄不长，1927才基本掌握政权，所以如何对付反对党、如何镇压异端等等还没有经验。王认为，1934年后，国民党学习了斯大林的格·柏·乌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又得到受过严格组织训练、习惯于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叛徒的帮助，镇压革命进入“科学化特务的时期”，对中共形成很大威胁。30年代初党的主要领导人之所以撤离上海，就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这些重要领导人的背叛，对中央构成极大威胁。1933年1月，博古等人到江西后，在上海留守的盛忠亮、李竹声等组成上海中央局，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开展活动，不久中央机关悉被破坏，盛忠亮、李竹声等尽行被捕，其中大部分“纷纷表示投降叛变”，盛忠亮积极劝降被捕的革命者。（黄药眠，1987：261—280）李竹声把几十万党的活动经费送给国民党。后来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特工头目的丁默村、李士群，也是中共的叛徒。可见，没有民主自由体制，无论什么党，非法的监控手段总是一样的，在技术与手段上是可以相互摹仿和学习的。

　　郑超麟提供了加一种解释：大革命失败初期，扬虎任上海警备司令，“他的恐怖如此之严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的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在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郑超麟，2004：309—309）工、农同属受压迫者，但相对而言工人阶级是现代发展的受益者，城市工人无论是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是令农民羡慕的（这一情形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革命要求既然下降，革命就只有转向农村。

　　4、制造革命

　　革命的重心虽已转身农村，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没有城市工人的参与。如果城市革命已经退潮，那么革命党的任务之一便是不断推动革命。时任上海工联会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想出一个办法：“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组，每个组里都有几个赤色会员，一、二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一呼：‘罢工了，罢工了！’大家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巡警和厂警来弹压，就都回去了。”（杨尚昆，200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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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央所在地上海被分为五个区，中央组织部除部长外副部长和四个干事每人负责一个区。王负责沪中，这里是商业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店员。他们瞪大眼睛，不放过一星半点的火种：

　　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和伙计的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清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王凡西，1980：124）

　　革命者付出了劳动，但革命高潮未起。以王负责的沪中区为例，这里估衣铺的职工斗争运动曾极有声色。这里的斗争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小商店的劳资关系与大工厂在企业不同，老板与伙计之间有着亲属的、乡谊的、甚至家庭的纽带，一旦发生斗争，仇恨就特别深刻而复杂，并且夹着许私恩私怨，“因之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有时看起来分外的尖锐残酷。”（王凡西，1980：122）他没有说究竟怎样的“尖锐残酷”，但把它与50年代初的“五反”运动联系起来：“近年来中共所执行的‘五反斗争’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所造成的无数血泪故事，在我那时碰到的估衣业斗争中，已经能看到不少预演了。”（王凡西，1980：122─123）他从中发现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工商者，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落后事实；
他们可怜的处境势必造成最难容忍的阶级对立；
可是它们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阶级斗争的打击。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上，为了唤起一切劳动者的觉悟，我们自然要尽量发展他们中间的斗争；
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类阶级斗争往往是悲剧的两败俱伤。（王凡西，1980：123）

　　革命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目的可言呢？当时还经常举行所谓“飞行集会”：

　　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冷清清地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到红车，开走。示威完毕，“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王凡西，1980：128—129）

　　这种行动除了表示革命力量的存在以外，对革命毫无实际推动，而且给参加者莫大的痛苦。革命作家蒋光慈“总是在约定时间快到时才来，穿着西装，还带一个漂亮姑娘，拿着手提包。马队一来，他和那个姑娘就双双溜进咖啡店里去就座了。这样，当然巡捕也就抓不到他。”（黄药眠，1987：91）蒋光慈后来因为不愿参加“飞行集会”而被开除出党。

　　参加“飞行集会”的主要是党员和靠近党的工人，远远谈不上工人运动，上海工人运动也没有因此就被动员起来。据王凡西分析，上海工人自1925年“五卅”运动首次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到1927年的三次武装起义中达到高潮，而在“四 · 一二”政变后便一直转落低潮，1928交通邮电工人的反击只是刚刚逝去的那场革命的余波。1929年后上海工运开始处于瘫痪状态，以至于1938年抗战军兴，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资产阶级的后面推波助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总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得到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的产业工人的有力参与

　　5、吃饭问题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功，一个先决条件是培养“革命职业家”，即有一部分以其全部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周末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

　　一个以全部时间为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但在上海，革命职业家的人数要超过没有职业化的普通党员。按照组织办法，普通党员要缴纳党费以维持那些革命职业家的生活，但有限的党费不足以养活一大批革命职业家。差额部分只有靠苏联的帮助和各根据地“打土豪”解来的款子，“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王凡西，1980：136）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为每月25元，区委会的同志为19元。王凡西所说只是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如陈独秀在“三大”上所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比如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央得到国际协款16655元，此后逐年增加，到1927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就达几十万元。（杨奎松，：2001：195）

　　1929年冬，中国托派分子的身份开始暴露，是声明放弃托派意见以留在党内还是坚持托派主张被开除出党，是托派分子面临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生活费”是一个制约因素：

　　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
但若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做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王凡西，1980：137）

　　革命也要钱，革命者也要吃饭。已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国际支持的共产党还有一些钱，托派组织却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所以王认为就业的异常困难在某种程度内限制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其时经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就好了，这样，行动可以自立得多。其实，一些共产党人也是靠稿费吃饭的。比如李一氓就“借助于这些翻译工作，取得必要的生活费用，因而能够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坚持下来。”（李一氓，2000：100）

　　王被开除党籍后，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卖了120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渡过了被逐出党后的第一个难关。托派分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大多从莫斯科回来，著译相当勤奋，这固然有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生活问题。……无怪乎中国反对派要以穷出名了。”（王凡西，1980：178）穷且益坚，中国托派有它的精神支持。

　　6、谁是失败者

　　二、三十年代之交，上海的小型书店像雨后春笋地开出来，它们都以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为主。书店的背后大多是受蒋介石排斥的军阀官僚，他们无事可为，就略斥宦囊，交托人来搞“文化事业”以为日后再起的资本。这些受托之人多为旧文人，他们又到上海出版界来找内行编辑或撰稿，而这些内行，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科学”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滩就这样演出了军阀官僚出资让革命者出书的舞台剧。比如当时最大的神州国光社：

　　这是陈铭枢投资的，而实际负责者为王礼锡。王礼锡的出身我不大清楚，会吟点旧诗，以诗人自命，但对出版事业，尤其对社会科学则是十足的外行。人相当老实，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没成见。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卖弄几个社会科学的名词，他都延揽之惟恐不及。他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王凡西，1980：177─178）

　　军阀官僚们自掘坟墓，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不自觉的配合。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不过王礼锡不纯粹是外行，除诗作和诗评外，他对社会科学确有研究：他主编的《读书杂志》在二十年代末的社会史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本人也是党的朋友，写过介绍唯物辩证法的文章，以至于1932年5月瞿秋白也愿意著文《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来和他讨论。

　　革命失败了，革命理论却风行起来。这首先是革命自身的补课。二十年代的革命运动是没有思想而行动起来的，陈独秀、《新青年》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转向，但革命行动非常迅速，远远超过了革命者头脑中的思想，革命者对于如飞开展的阶级斗争非但不能胸有成竹地领导，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彻的了解。社会主义理论之于他们只是一个外来的抽象的思想，与中国实际联系不起来，因此只能盲目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终至1927年失败。失败不全是坏事。“蒋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铁锤，敲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王凡西，1980：176）“痛定思痛”，这就有了1929年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左翼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极一时之盛。仿佛相互之间有一个分工，托派的主要精力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则把重点放在“普罗文学”上。这也许是王凡西的自我表扬，但无论如何，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在组织上又经过托派的分裂，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却获得了胜利。

　　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不满现实、探索未来的青年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都愿意或可能直接参与革命行动。而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一种具有冒险性、刺激性的时髦的时候，宣传革命文化便是一种既可满足幻想、又较少危险性的政治参与。托派的另一个人物郑超麟就从读者需要来理解这一奇特现象：“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能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不及时唤醒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倒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也正是这一特殊状况，1929年后四、五年间中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学生群众，被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郑超麟，2004上：311—312）

　　还有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少不了传播媒介。国民党新闻监控的无能和低效，此时的上海文化出版具有一定的产业化性质，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出版物的政治检查才会有一定的放松，也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写书才能赚钱。

　　7、人情

　　组织的功能之一是营救下狱的革命者，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负责干部。30年代初，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对捕获的共产党人有三种处置办法。“首要人犯”就地枪决，如彭湃、向忠发；
重要人物要转解南京；
较不重要的人物留归司令部军法处侦查办理。这第三类人实际上就是肉票身份，“侦查”即讲价，“办理”即放人或撕票。一些革命者甚至是重要人物被捕后并未被认出真面目（比如关向应），也被留在龙华待价而沽。

　　龙华军法处的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国民党法律的，以政治犯来做买卖，它也冒了很大风险，因此肉票的标价就很高。而“革命者的家庭毕竟寒素居多；
纵有富贵父兄，而关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坏了。”这就要依靠组织：

　　我所看见的赎买成功的人，无一例外是党内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党出了大钱的。其中有关向应、陈为人、向忠发的秘书等。而最特出的则是王明的好友陈微明（即沙可夫），他进来三两天就谈妥赎出了。有些人，身份虽属于“最重要一类”，但因与在朝派不睦，也不会成为赎买对象。（王凡西，1980：183—184）

　　要想在关键时刻有组织可以依靠，平时就要和组织搞好关系；
组织是由一个个领导人代表的，官越大就越能代表组织。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革命靠领导。有一个叫李震瀛的中央委员，因为赞成何孟雄等人，就被陈绍禹视为异端，不但不来赎他，连“红色救济会”送来的接济品都没有。

　　国民党的监狱当局以政治犯为谋财之道，见利忘义，政治觉悟极低，只能导致国民党的失败。但政治气氛浓厚的革命阵营中，也有以人情换人命的。1943年3月，康生传出蒋介石可能进攻延安的消息，借机以“整顿后方，清理阵营”之名抓捕一批人。“他手里拿着个名单，一边说，一边在人名上打着记号，有的划‘0’，有的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嘴里念叨着：‘这个是复兴社，这个是‘C·C’，这个是‘汉奸’，这是‘叛徒’、这个‘日特’……”。划完了吩咐我们把划了‘0’的都抓起来，打了‘· ’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进行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看到了打‘0’的有个‘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0’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嘴里‘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0’换言之成‘· ’交给了我们。”（师哲：2001：161）如此，则康生就与国民党差不多了吗？又不尽然，国民党交出的是真正的政治犯，这些出狱后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而康生手里的“特务”名单，基本上是他“揪出来”的同志，放出来以后仍然是干革命。对于康生这样的杀人魔王，倒希望他多一点人情少一点原则。

　　8、政治家与革命家

　　革命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品格：

　　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全不能充任常态政治家的革命家。一般地说，在艰苦创业时期，需要的因而“时兴的”是革命家；
革命完成后，当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然是革命家，但伟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具有政治家条件有人，即使因为时势所趋，被卷入了革命队伍，但在事件的发展中，这种人多半在失败中最先变节，在胜利中最先官僚腐化。（王凡西，1980：274─275）

　　革命家与政治家所追求的都是成功，理想与原则都不是指导其行动的唯一标准。相对而言，革命家的对手是敌人，能够克敌制胜就是称职的革命家；
政治家处理的是关系，能够平衡力量各方才是合格的政治家。革命家需要的是勇敢和献身的精神，政治家需要的是组织与协调的艺术。经历过淮南新四军军部整风的潘汉年曾说过：“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自以为是更为下贱。我熟思一切，我发现了我确有特性，决非常人所能了解。我的长处不在做什么大事，而在发掘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换言之，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
我有高人一等的辨别知识，而乏驾驭他人之野心。因此，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尹骐，1996：259）“手腕”与“野心”就是政治家的必具素质，没有这一素质，再有“灵敏”的“智慧”也没有用。

　　对于政治家来说，为了达到目的，事实不是惟一需要尊重的。1937年2月到3月，刘少奇接连四次上书总书记张闻天，全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白区工作路线。但在5月17日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这一观点受到多数白区同志的批评。曾亲手把自己半岁的孩子卖掉换取五十块光洋用作地下交通费用的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即说：“对于过去的工作，K V（刘少奇的化名）没有详细研究，只是说过去错了，是‘左’倾盲动。对于过去有没有对的，没有谈过，所以省委几个同志都很难过。”“很多问题我们不同意，所以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求中央，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黎玉、张霖之等人亦上书中央，列举大量事实否定“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结论。就事论事，白区同志所认有理有据，“他们满怀期望来到延安，除了接受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以外，也很想听到党中央对自己常年艰苦斗争的评价和意见。他们想不到，迎面浇来的，是一盆冷水。他们提着脑袋干革命，前仆后继，到头来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恶劣传统’！”但当时的形势是毛泽东意欲从此打开清算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路线”缺口，所以白区同志基于事实的观点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据黎玉说，刘少奇根本不看白区工作的报告，说“这些报告不如擦屁股纸”。建国后，刘曾对参与这次会议、同样不赞同刘少奇观点的吴德说：你那时还年轻，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俞虎，2003：41—45）路线斗争经常是在事实之上运行的。类似的是1945年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康生再次全盘否定30年代的白区工作，刘少奇的老部下王世英即以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中央特科在情报、统战工作中的成就来证明党的白区工作并没有失败。（段建国、贾岷岫，1992：200）这同样是事实，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是：要彻底否定“王明路线”及其指导下的白区工作来突出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论证刘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合理性。此时刘少奇需要的不是白区工作的成绩，而是“王明路线”对白区工作的危害，以及自己率先批评“王明路线”的勇敢记录。王世英是优秀的革命者，但同样不懂得“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既不一定要有事实基础，则其对事实的陈述就可以与时俱进。1964年，毛泽东已有意要刘少奇下台，在他发现李雪峰不赞同刘的夫人王光美的《桃园报告》后，就说：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王力，2001：574）当年给予刘少奇的荣誉现在赠给了李雪峰，李亦因此在彭真下台后出任北京市委书记。无法判断的是，当1970年毛泽东认定李是林彪的一员“大将”时，他打算把这一荣誉的赠送给谁。

　　如何陈述事实其实是一种说话的艺术。1964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在与被打成右派的陈沂谈话时说过：“自己的自由主义过去吃过亏，被人抓住话柄，也是由于这个嘴。有时理在自己这一边，无理在人家那边，结果自己还吃了亏。”“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通病，看到不满就讲，又不懂得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黄万机，1998：354）谁懂得这“复杂性”呢？当然只有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政治家。革命的结果常常是政治家来收获、享受革命家的成果。

　　革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进行的，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政治家还是革命家首先关心的是战斗的胜负，但政治家更关心的是与上级保持一致，即使导致失败也在所不计。红军长征前，中央派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作为先谴队挺进闽、浙、赣、皖以吸引敌人。这支6000多人小部队要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千里作战，形势极为险恶，寻淮洲不得不相机行事，改正原先确定的计划，但随军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和政委乐少华却总是恪守中央命令，不许越雷池半步，使红七军团遭受很大损失。然而结果却是，乐少华因为执行了中央命令而进一步受到重用，寻淮洲却由军团长降为师长。

　　革命家与政治家本不一定对立，一兼二任者有的是。革命既需要革命家也需要政治家，不过总有人在性格和能力方面有所偏至，两种人就不容易协调，前者鄙称后者是“玩弄权术的政客”、“党棍”；
后者看不起前者“不懂政治”。北伐时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有言：“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郭沫若，1992：103）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家的语言。

　　9、托派圣徒

　　王凡西描绘了一个他理想中的革命者，这就是陈其昌，即陈清晨，河南洛阳人，1925年在北大参加共产党，1929年转向托派。在王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的人：吃苦安贫，从不懂得生活的享受；
疾恶如仇；
对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
最不喜欢摆架子；
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腔作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放在最危险的最前列；
他身上混合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的义气；
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名的。（王凡西，1980：275）托派作为中国革命党的反对者，共产党反对它，国民党逮捕它，日本人残杀它，1931一1937年，托派组织屡屡为白色恐怖所破坏，每次总是陈其昌独木支撑，惨淡重建，使组织一线存续。1942年，陈其昌被日本宪兵杀害。

　　80年代，与托派毫无关系的《光明日报》记者戴睛也这样描绘陈其昌：“1926年，陈清晨的妻子从家乡到北大探省。听说老大哥的‘小脚夫人’来了，李芬、刘莹一帮女孩都跑去看，她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晨待她十分温存。事后他向她们解释：‘她哭了，因为她以为我会抛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命，自己反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陈清晨留在王实味夫妇记忆中的，总是那个揣上两个窝头，风尘仆仆跑进跑出的样子。1930年刘莹小产，家中一文不名，陈清晨曾把30块钱硬塞给他们。刘莹至今不知道这是他将家里可当的东西全部送当所得。”以至于在延安面对声色俱厉的批判和审讯时，“王实味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戴睛，1989：91；
温济泽，1990：210）

　　陈其昌个人的品格应当是无可挑剔的。不过他之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他的一封信引来了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事情的起因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简单地说，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共产党正在推行的阶级合作的路线，鲁迅坚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更多承继了此前左翼文学的斗争传统。而托派认为，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一种取消主义，是向反动政府的投降，从而，鲁迅这一取向“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提倡了多年‘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王凡西，1980：206）既然一贯景仰的鲁迅与托派有一点相似，陈其昌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来陈述托派的基本主张，反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的盲动政策（瞿秋白、李立三）和军事投机（毛泽东），反对抗战后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然而，鲁迅对斯大林从来没有托派那样的认识和批评，对党的新政策也由于冯雪峰的介绍而认同，因此他不但高度评价斯大林与毛泽东，并指出托派“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容易使人生出“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的印象。陈收到回信后很痛苦，倒不是因为自己受了污蔑，“而是发觉到牵连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得不应用他本人从来痛恨的‘流言’与‘卢布’（这儿应指‘日圆’）冷箭。”（王凡西，1980：207）而陈独秀则认为鲁迅受党之捧，感恩图报，不可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之心了，根本不应对鲁迅有什么幻想。

　　在多重压力下，中国托派从来没有像样的发展，但作为革命者，它有自己圣徒。陈其昌外，外号“美丽的小麻雀”梁彩莲（即黎白曼）也是一个。她15岁参加工人运动，拒绝了贵介公子的追求，不但选择了当时几乎没有希望的革命，而且选择了比共产党更无希望的托派，其艰苦卓绝几令人难以置信。她在医院生产时闻知丈夫投向政府，忍痛弃子逃出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营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１９３５年年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昂扬，对事业满有信心。（王凡西，1980：278）

　　在现代革命史上，托派地位不高、影响也不很大，未来似乎也不会有托派的发展空间，但如果王凡西所述属实，则像陈其昌、梁彩莲这样的“托派”还是能引起后人敬意的。任何一个反抗现实秩序的运动和组织，只要不是胡闹，都会有它的“圣徒”。只是这圣徒的清洁和光芒，不是由这个运动和组织赋予的，而是超越政治教义的理想主义。

　　10、陈独秀的地位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比较复杂。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要陈独秀承担全部责任以抵挡来自托洛茨基的批评，但陈不是软骨头，不愿配合斯大林来演这出悲喜剧，最后被开除党籍。在这期间，陈接触到一些中国托派，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俄国反对派即托派的文件，“在托著中，他惊奇地看到，大革命时期，他曾多次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远与在莫斯科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则正是因为这些主张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委屈终于有人作了最深切的理解，发别人之未敢发。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错误，却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却均已由俄国的反对派指摘出来的。”（张宝明、刘云飞，2000：13—14）陈因此部分认同托派的观点，并终于在1931年成为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

　　但从一开始，陈就没有放弃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在接受托派思想时，他抵抗了许久：“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的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落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一层又一层地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实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郑超麟，2004上：322）此后他在民主问题上他与托派的分歧日益严重。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开始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他觉得当时的苏联既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所以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只能称之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形式的工人国家。

　　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当中国托派根据第四国际的纲领声明不管苏联为何卷入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的说法，陈根本反对。1940年7月，他在给王凡西的信中说中国托派“不但在思想上与死狗（指斯大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晓》一小册，……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反对民主国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在理应该合并了……除了史大林手中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陈独秀，1993：
548—549）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陈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公布了他的十大政治主张，其中第八条是：“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组织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1993：560）

　　1942年5月30日，即逝世前半个月左右，陈在《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更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陈独秀，1993：607）

　　陈独秀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从对斯大林主义的反省，接受了英美式的民主思想，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最终与托派分道扬镳。陈独秀最后的政治意见是：

　　第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

　　人类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据他的看法，自从奴隶社会破坏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之后，继起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不变地代表着民主的提高与扩大。虽然历史发展所循的途径是弯曲的，但在较长的时距内看，代表民主的那条线总大向在延伸。因此，他又获得了又一个结论：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的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加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拒绝，则是反动而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王凡西，1980：211）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不是民主扩大，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政治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民主自古而今是每个时代革命力量的旗帜，永不过时。

　　第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的罪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坏，而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陈独秀，1993：560）“‘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1993：554—555）

　　第三，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绝非“小小的不同”，而是在根本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陈具体比较英美与俄德意：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陈独秀，1993：557—558）

　　重要的不是什么阶级的民主，而是有没有民主。陈的结论是：“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陈独秀，1993：541）二次大战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法西斯的德国灭亡了，但格柏乌的苏联却属于胜利的一方，民主和独裁的斗争并未德国战败而结束。

　　第四，仿佛预见到民主和独裁斗争的继续，陈强调中国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的中心思想，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如中国特殊论、民族主义等等）反对这民主自由，即使因为经济落后、历史传统、战时状态等原因一时不易达到自由民主制度，“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陈独秀，1993：603）他还预见到战后由民族转化为国际集团化（实即全球化）的趋势，“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1990年，苏联土崩瓦解。陈独秀在此表现出的高度的预见性，有论者以为，“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说的话，包括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王思睿，2000）

　　第五，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强调，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绝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而已。”因此一方面，不应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抱先验的价值判断，重要的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开辟新社会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也不应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再来谈社会主义，重要的是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进而还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自己的看汪：“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就人们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来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 （陈独秀，1993：517—519）

　　托派需要陈独秀这面大旗，至于他和托派的思想距离，王凡西解释为“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王凡西，1980：219）这就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考茨基主义的倒退。“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后的论文书信’中所表示的，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并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件胆识上，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因为他那绝不势利的彻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个所谓天才式观察者的思想方式，不可能符合于‘他的朋友’胡适之的愿望：由无条件歌颂民主制进而拥护资产阶级统治。”（王凡西，1980：270）

　　其实，真的“天假以年”，陈独秀会更令中国的托派失望，因为他已经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
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1993：531）

　　王凡西用“一身兼具西洋史上从卢梭直至马克思的‘配合发展’的代表资格”的评语还不够。陈独秀不是某一思想在中国的代表，而是西方近代诸多思想发展缩影：卢梭的民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英美自由主义。如果“天假以年”，也许他会更明确地从卢梭与马克思走向英美民主。历史证明，陈独秀基于民主立场开展的斯大林主义的反思比托洛茨基的批判更为根本、更透彻。但陈独秀的民主立场不可能为当时任何党派所理解，尤其是他在1942年3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两文，“在中共看来，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
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其中不乏偏狭揶揄之词；
在托派看来，其中对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依然顽固不变；
在各民主党派看来，其中的民主思想是对民主的无限提升，直至遥不可及。这些异端的演说，让各种政治势力又重新检起了曾加给他的罪名：‘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张宝明、刘云飞，2000：346）陈独秀悲情浓郁：“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照孤舟。”（《游江津江面》）

　　抗战胜利前后，正是中国自由主义抬头并对现实政治稍有影响的时期，但陈独秀的手中已没有《新青年》，他从痛苦中得到的教训无法及时整合到当代思想主流中，更不用说影响现实政治了。所以陈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形象，仍然是《新青年》时代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无产阶级民主的左翼斗士，他个人的思想是发展了，但早年反对一般民主的影响已非他的晚年彻悟所能挽回了。所以后人除对陈个人表示敬意外，又不能过高估计其晚年思想的贡献。

　　英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正宗是“胡适派”，这一传统在世纪末受到认真对待。事后看来，是否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就是以陈独秀—顾准—李慎之的从斯大林主义到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是被“无产阶级专政”长期压抑的“隐秘传统”，就现代中国的历史遭遇来说，此一传统更明确地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出路。

　　11、 二王

　　托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厉批判，但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他们的说法有时又受到高度重视。温济泽回忆：1982年，“我得知中宣部的决定后，不清楚王实味的问题为什么没能解决。就到中组部审干局询问，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境外的托派分子王凡西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其中这样说：‘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五人反党集团’中四个人得到平反，而王实味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温济泽，1999：152）

　　王凡西的这句话印在《双山回忆录》的第279页，就因为他在括号内加的这个“例如”，给王实味的平反造成很大障碍。不知是巧合还是得知此事，1985年王在香港《九十年代》上发表《谈王实味和“王实味问题”》一文，明确指出王虽然思想上受过托派影响，但始终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此后，王实味的平反工作得以加快。这是托派成员做的一件好事。不过，又不能过高估计王凡西后一篇文章的作用。他的证词究竟有多大作用取决于党是否想为王实味平反。如果是1942年或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任王凡西写多少文章，也没人听得进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以，证据是一回事，用不用证据是另一回事。潘汉年案发后，李在农在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明确提出了五条反证材料，对案件加以质疑，请中央予以考虑，慎重考虑。”但毫无效果，潘照样被判刑。20年后，中央准备为潘平反，“正是从他所提供的反证材料入手，从而最终纠正了这一错案。”（尹骐，1996：361）同样，“文革”中，有人要王的托派同志郑超麟揭发刘少奇在1927年“七一五”之前就被逮捕而叛变，郑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要打倒刘少奇时，此一证词没人当回事，但为刘平反时，郑的话就成为刘不是叛徒的证据之一。（郑超麟，2004下：385）另一个相反的例证是，军统特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翻译，还诽谤白杨、童芷苓等人，尽管不是事实，但还是对这些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影响。

　　12、党内民主

　　一般认为，托派是反民主的极左分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没什么可取。但作为党内的反对派，它却一直要求党内民主。应当说，党内民主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从考茨基、卢森堡到蔡和森、陈独秀，都曾尖锐提出过。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党，当然应当有“铁的团结”、“钢的意志”。

　　可是事实上，将成百上千百、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
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见的派系发生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团体的力量却在于其行动上的一致；
那么其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早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就为此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则容许少数的合法存在。此原则应用于一党之内为多少数派；
应用于各党之间就是在朝党和反对党。资产阶级与主的此一方式，并非某一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者发明出来欺骗民众，而是１８世纪以来各个革命阶级用鲜血斗争换得的。（王凡西，1980：266）

　　托派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许少数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就是要坚持这一点。作为苏共党内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它一开始并没有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另行组党的计划。中国的托派曾在莫斯科约定：“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要做成最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实际革命的忠诚勇敢上获得了同志们的信仰，才有资格来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派自居，我们的目的是改正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王凡西，1980：102─103）当中共发现王凡西是托派，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王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
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
因此我希望党也应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王凡西，1980：142─143）但斯大林不是列宁，他强化了党内独裁：

　　从此党内分派有罪，更进而保持不同意见者（即不同意总书记意见者）有罪。处罪之法，始则假手党纪，继则借助司法，终至以总书记直辖的特务部队来做"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维护人，一切犯此"天条"者杀无赦。……这样的原则在已取得政权的国家内，会造成冤狱、流血和反动。在未得势的政党内，会造成无穷尽的纠纷与分裂。（王凡西，1980：267）

　　不要说党内民主，连党代会也多年未开，“从1939年起，中央委员会作为制定决策的机构已经好几年没开会了。斯大林是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的。”（刘晓，1986：2）

　　从延安的“抢救”到“文革”时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民主发扬不够。斯大林13年没有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从“八大”到“九大”也是13年；
而在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方面，毛泽东更是炉火纯清：“文革”期间他干脆让自己的妻子和秘书组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径直取代政治局。需要指出的是，托派其实也没有解决好内部民主问题，不但派中有派，而且矛盾激烈，一部中国托派史，差不多就是小集团的内部争吵史。

　　13、“官僚集产”

　　基于大革命后中共退向农村、党员主要来自农民以及1937年后放弃阶级斗争政策的事实，托派基本认为中共是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而托洛茨基认为，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落后国家中，不要说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就是为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彻底革命，才有可能。如此则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

　　但不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确实取得了政权，托派对此作何解释？答案很多。王凡西回答如下：第一，中共不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事实很清清楚楚，无论就斗争规模、就它所发挥的力量，就它带来的成果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动摇旧制度的那种决心来说，中国革命都决非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能领导的；
第二，中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路线的一贯性，从领导者对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来看，中共都决非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第三，中共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王称之为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出现，乃是世界革命的连串失败与资本主义制度过度成熟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反动的，但是强大的。它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不仅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还有实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同时它们又与无产阶级不同，这个新阶级不能使这些变革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制。”（王凡西，1980：298）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是产业工人阶级是公认的事实，但王凡西认为中共代表的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却不正确。一般的理解，中共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武装了农民大军，由此获得的成功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区分共产革命与传统农民起义，比如组织农民的是什么人？首先被动员起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农民？由此，城市边缘知识分子和农村中的“游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就突显出来了。

　　但“官僚集产”这个概念也不是全无用处。郑超麟晚年在评说斯大林主义时，认为：“俄国革命不是失败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复辟，也不是失败于帝国主义的侵入，而是失败于革命政权内部的变质。”“革命的干部逐渐变质，于是越出无产阶级‘官僚’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我称之为‘干部阶级’，但按其在社会生产上的地位来看，我们应当说，它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靳树鹏：1999）这与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有点相似，后来被认为是极左。

　　14、斯大林主义

　　托派与斯大林为敌，中国托派最反对的也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王明等人。在反对王明等人上，托派与毛泽东并无二致。但王凡西认为，毛虽然不属于斯大林的嫡系，却仍是一个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历史与社会的因素是：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济，长期所处的农业环境，以及它始终从事的军事斗争，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苏联不断加深的堕落。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是：

　　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
以策略性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战略性的阶级斗争；
以官僚独裁代替了劳动群众的民主。至于在具体的表现上，则为在党和政府组织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创意被取消和压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性的命令，疯狂的个人崇拜厉行等级特权，以特务管制思想，用冤狱清除异已，党内不许有派，党外不许有党。（王凡西，1980：314）

　　托派以为这也是毛的特征。尽管中共的胜利是由于它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控制，但是从中共对联共反斯大林运动的反响，从它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来看，中共领导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执着，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固得多。它非但不是促成斯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积极因素，倒反而是这个丑恶主义的一个坚强堡垒。（王凡西，1980：315）

　　斯大林问题揭开之后，确实是毛泽东以“三七开”的方式保护过关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的部分罪恶，由于此举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年底苏共开始缓和对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毕竟不得人心，且苏联的改革必须搬倒这块拦脚石，所以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加大了批斯力度，并将其灵柩迁出列宁墓。在此几年间，毛泽东正加大个人崇拜的力度，当然反对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把波匈事件等归之于“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出任斯大林的继承者和保护者。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对苏共新领导人抱有希望。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向苏共提出两条建议，其中之一是：“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制定的，我党建议现在是否对此作出适当的修改”，但“勃列日涅夫坚持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是苏共中央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中国党提出要苏共修改它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刘晓，1986：142）可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苏共领导也不愿以斯大林自居。毛泽东认为苏联改革是修正主义，随着中苏日益加剧的分歧，他越来越维护斯大林、越来越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因此没有对斯大林的独裁专制进行认真反省，苏联体制、斯大林主义在中国造成恶劣影响。不但延缓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使8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举步维艰。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充分评估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托派理论总体上极左，但一些议论可备一说。

　　王凡西简历

　　1907年生于浙江。

　　1925年在北京大学参加共产党，此后在北京、广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

　　1927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托派组织；
1929年回国，在周恩来任部长的中组部任干事；
1930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全力从事中国的托洛茨基派运动，属“十月社”。1931─1934年、1937年5─12月两次被捕。

　　1949年春到香港，同年11月到澳门，以教书和写剧本为生；
1975年到欧洲。

　　参考文献

　　王凡西：1980 《双山回忆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郑超麟：2004 《郑超麟回忆录》上下，北京：东方出版社。

　　温济泽：1999 《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胡兰畦：1985 《胡兰畦回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杨尚昆：2001 《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黄药眠：1987 《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杨奎松 2001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1992 《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一氓：2000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师 哲：2001 《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

　　尹 骐：1996 《潘汉年传》，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黄万机：1998 《普通一兵——记“文化将军”陈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朱永来：1993 《寻淮洲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戴 睛：1989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俞 虎：2003 《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香港：高文出版社。

　　王 力：2001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陈独秀：1993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思睿：2000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长沙：《书屋》第４期。

　　靳树鹏：1999 《百岁老人评说20世纪》，载香港：《二十一世纪》4月号。

　　刘 晓：1986 《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张宝明、刘云飞：2000 《陈独秀的最后十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段建国、贾岷岫：1992 《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中旬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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