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永远往上推石头——被《铁皮鼓》叙述出来的20世纪经验

　　恐怖和灾难不是没有意义。在纳粹集权制强力地塑造了少年格拉斯的生活世界之后，“奥兹威辛之后”成为格拉斯自觉选择的写作空间：“我写作《铁皮鼓》、《猫与鼠》和《狗的岁月》的目的是为了粉碎当年就已形成，不，60年代才真正迫在眉睫的那种对纳粹阴魂的崇拜。人们可以直接想到黑色的地妖，它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把原本规则正直的德国人引向犯罪，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其害。”同时代的许多德国文艺家、知识人抱有与格拉斯同样的观点，进行了同样的努力，格拉斯其他作品的意义在于：他使“奥兹威辛”的经验获得了长篇小说的形式。

　　如果我们想到，19世纪的伟大作家们，是如何得心应手地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完整而深刻地再现了、反映了、思考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那么我们也许会觉得格拉斯只不过“继承”了一个辉煌的文学传统。小说需要叙述，需要能够组织生活经验的结构和信念。然而，在种种现代集权质疑并颠覆了以理性和人道为中心的近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扭曲并瓦解了进步、正义等构成现代社会及其文学的基本法则之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长篇小说能否在20世纪继续生存，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了。尽管乔依斯、普鲁斯特都有过长篇巨制，但那只是背叛19世纪的见证：不再有一个主人公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长篇小说岌岌可危，这是发明出“奥兹威辛之后”这一术语的德国批判哲学家阿多诺言的观点。格拉斯以自己的成功实践证明：长篇小说没有死亡。他感觉并正视叙述的困难，格拉斯是在超越了19世纪之后才在死亡的边缘拯救了长篇小说。

　　小说是现代的“史诗”。日趋独立的个体走出自己的家园，遭遇新奇陌生、变动不居的的无边世界，原来熟悉的网络关系和行为准则不再有用，上帝的护佑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与世俗权力和工商组织等等重新整理社会秩序的同时，小说也在想象中为这个世界编织种种使获得理解和表现的形式。这就是从17世纪的流浪汉小说到19世纪的古典现实主义所欲追求的理想。面对文学上无数的新潮实验，格拉斯重新回到小说的起点。“我们现在看到和生活着的这个时代实在已是日暮途穷了、无可救药了。”于是，痴儿西木，这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斯豪森所写的第一部流汉小说的主角出现了。只有在心灵一片空白，只是坚持“认识自己、不与坏人为伍和保持坚定”三项原则的的“痴儿”的眼中，30年战争期间的种种光怪陆离、残忍荒诞的种种形色才如画而逼真地展示出来。格拉斯确信：“一本长篇小说的世界意义不是靠从大都市到大都市的地点迅速变换，靠直接与重大历史事件挂钩来证明的，文学成功的机会正好在于从细节出发表明其与重大事件的联系；
细节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正是偏僻小场面和一座偏僻小城的郊区——关于这一点，文学里有大量例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人们对于眼前的成功总是反应强烈，所以譬如像《铁皮鼓》这样一本长篇小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外也引起兴趣，并且拥有读者，这叫我感到惊奇。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美国的中西部或法国南部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竟会有人对处于从魏玛共和国的纳粹统治过渡时期中的小资产阶级霉臭气氛感兴趣。”没有什么惊奇，因为格拉斯的“细节”与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斯的“重大事件”关联。但也只是有关联而已，故事本身仍然严格限制在偏僻小城的霉臭气氛之中。而能把这种气氛回忆起来并传达到全世界的人，只能是与周围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人，这就是与17世纪“痴儿”一样的奥斯卡。在这样一个侏儒面前，成人无需顾忌和回避，世界不能遮掩和隐蔽，奥斯卡因此比任何一个拥有文化教养和社会意识的成人更能看到殖民地但泽自私自利、粗俗享乐的市井生活，感觉到纳粹魔力对偏僻小城的渗透，体验着残忍时代的荒诞人生。只是，“痴儿”在遍历人间之后能参透人生“真谛”，总结出一套人生观，奥斯卡却无法像“痴儿”那样一度与世沉浮，那么反省自己的经历，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法理解这复杂而无意义的世界，而他之所以能把自己的经验叙述出来，靠的是格拉斯为之设计的“铁皮鼓”。所以，尽管《铁皮鼓》有意模仿《痴儿西木传》，尽管它们都以被正常秩序和社会体制排除在外的人为叙述者，但它毕竟不是“20世纪的流浪汉小说”。

　　格里美豪森的民间气息过于粗犷，到了歌德手中，流浪花小说摇身一变为“教育小说”，这是主人公频历曲折困顿最终从迷途中找到正道的故事。教育要有标准，成长意味着方向，这在歌德时代是不言而喻的，但在20世纪，谁还有这样的自信？奥斯卡拒绝成长，他只愿停留在3岁的状态，愿意人们永远把他当作孩子。格拉斯认为：“1945年以后文学的错误发展在于其浅薄的义务感。作家在战后把自己——这从一方面说是可以理解的——贬低为检查官。……作家没有控告或判决的权利。一个作家必须揭示。……我无意挑拨，我只想揭示，我只想把握并反映时代的潮流。归根结蒂，我是保守的。”20世纪的特点之一，就是标准的消失，绝对的瓦解，曾经支配过人生的基本原则和信念，统统受到质疑，作家们们已无法以什么“线索”、“观念”来贯通纷繁的世界，世界的联系和生活的有机性无法重建，非此即彼的判断难以作出，所以格拉斯只能“保守”地不作评价。“保守”既是对现实的尊重，也是长篇小说得已以可能的条件，格拉斯认为“一个作家是他写的一本本书中人物的总和，包括书中出现的纳粹党卫队员；
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能以文学的、冷静的、保持距离的方式爱这些人物，他必须能进入角色；
他无法跟他们划清界限，并且干脆憎恶地称他们是‘另一种人’。” 在《铁皮鼓》中，奥斯卡的父亲率先参加“冲锋队”，但与周围的其他人物并无不同，谁有权利审查他？格拉斯的“保守”不是谦虚，更重要的是，20世纪有太多的主义用绝对真理和历史目的来装饰权力、暴力，有太多的领袖以代表和教育民众的名义为所欲为，其结果不但制造了直接的恐怖和灾难，而且使种种信念和信仰变得荒唐而残忍，从而加剧了虚无主义的蔓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铁皮鼓》是“反教育小说”：没有谁需要教育，也没有人能教育。

　　在记忆受到压制、历史难以重建的20世纪德国，格拉斯的长篇小说的唤醒了记忆、再现了历史。但这只是在想像的虚拟的世界，纳粹魔影并不因此永绝于德国，人类不会因为“奥兹威辛”已经弃毁就真的拥有希望。格拉斯同意法国作家加缪对人类命运的判断：“他作出许多努力后，尽管将石头推上去了，但在短暂的喘息后，石头重又滑落下来，总是只能取得相对的成功。对我来说，永远往上推石头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石头仍会落下，但推石头的行为却是有意义的，甚至，它就是人生可能拥有的唯一意义。

　　2003年3月18日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 8月29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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