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沈生：一首诗的由来

　　前不久，清理书籍时，在一本旧书中偶然发现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有一首无题诗，是五言绝句，用自来水笔草书而成，诗曰：秋深风夜寒，霜菊半凋残。歧路一壶酒，无语道平安。落款是公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北京。望着那年代久远的墨迹，我的思绪回到了那动荡的岁月……

　　一九六七年，那场由毛译东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已经在神州大地凶猛地燃烧了一年多了。当时的口号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一年多来，书烧了，庙毁了，碑砸了，墓掘了，该破的不该破的，全都破了，除了漫天响的政治口号，却不见有什么新东西树立起来。文人墨客走资派，该打倒的不该打倒的，全都打倒了，其中不乏社会栋梁与开国元勋，不少人己经含冤离世，除了政治舞台上那几位春风得意的小丑，也无新的治国精英出现。从打一月起，各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那年头儿，除了‘革命’，谁还顾及到什么国计民生。

　　工厂停工，学校关闭，机构瘫痪，人们热哀於‘与人奋斗’，陶醉在‘其乐无穷’之中。一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空洞口号，竟会使两派人马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由拳头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最后竟连坦克大炮也出动了，全国处在一片‘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混乱之中。

　　那时，我正值青春年少，贪玩好动又血气方刚。那年夏天，趁全国大串联之机，先游庐山，随后来到了王勃笔下的南昌故郡。在一伙同学的怂恿下，也是贪图刺激和好玩，‘满怀激情’而且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武斗的行列，在《铁道风雷报》任战地记者，挎着照相机，别着盒子枪，驾着吉普车，也风光一时。随着战事的发展，经常需要出入两派的前沿阵地。短短的几周，我拍下了近百具战死的烈士，他们中大多是同我一样的年轻人。八月二十四日（那是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两名同窗好友惨死在枪弹之下。事隔不久，我本人也遭遇了两次死里逃生的恐怖经历。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动摇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真的就这样完结了？昨天还在谈笑风声的好友，今天已经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带着困惑和不解，也带着几分对死亡的恐惧，我丢下枪，仓惶逃回了北京。

　　当时，京城的斗争也在升级，各路人马也在拼命搏杀。清华戒严，北大壁垒，武斗时有发生，也不断有人死去的消息传来。那年月，别说下层，就连中央内部也是七上八下。‘二月逆流’使包括几位副总理在内的一大批髙层被打倒，打那以后还是没完没了，今天揪出一只‘黑手’，明天挖出一个‘阴谋家’，报刊电台大肆鼓吹，继续为这场“革命”推波助澜。虽说整个局势扑朔迷离，可政治斗争的反复无常和它的残酷性已经开始令人谈虎色变，尤其是台上的那些人，恐怕谁也难料明日的下场如何。

　　九月初，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学校，圆明园的风景依旧，我却感慨万分。以往这是开学的日子，昔日处处朝气蓬勃，朗朗读书声的校园，如今已是空荡荡，冷清清。偶尔遇到一两位相识的老师或同学，双方也只是小心翼翼地打个召乎，最多道一句‘天凉好个秋’。残酷的现实在时时提醒着人们，假话大话空话任你说，调越髙越好。至於心里话，谁都知道还是藏在心里为妙，或是话到嘴边留半句。因为随便一句真话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北京的一位年青工人遇罗克就是因为一篇《出身论》的文章，被抓起来杀了头。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木呆呆地站在校园里，第一次感受到失学带来的精神上的失落。我知道很多人象我一样开始厌倦了这场无休止的‘革命’，又不敢公然表达对它的不滿，只能憋在心里。正值青春年华，精力冲沛却无书可读，又无所事事，不到二十岁的我第一次品尝到人生的滋味。

　　秋风起的时候，传来了去内蒙古军垦兵团挿队的消息。看来复课是没指望了，中央开始处理这一大批失学的散兵游勇了。一天，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杨君来向我告别，他要走了。理由是家里经济困难，老大不小的他要自食其力，出去讨口饭吃。谁都知道，在他家众多兄弟姐妹中，他最爱读书，成绩也最好，工资微薄的父亲曾经当众发誓，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念完大学，可如今他没有理由在家里吃闲饭了。尽管他一再向我描述那辽阔的草原，骑着骏马自由自在地驰骋，尽管他说要把所有的书带走，继读钻研他喜爱的微积分，我还是低头不语。见我这样，他也没有话了。

　　走！我给你饯行。沉默了好一阵，我才开口。随后，我俩蹬上自行车，直奔城里而去。一路上，秋风萧瑟，滿目萧然，大有易水相别的味道。

　　新街口内，小饭馆里，一瓶红酒，二人对酌，老友将别，相顾无言。来，为明天干杯！杨君打破了僵局。明天？说心里话，我们都不清楚明天是个什么样儿？然而，我们人生的道路却要从明天开始。我俩望着窗外骤起的寒风，听着凄厉的呼啸，再次举杯……我突然想岑参的诗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回到家里，弄不清是酒精在作崇，还是感极而至，总之拿起钢笔，草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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