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以反思纪念五四新文化

　　本文言及的五四，不是五四那天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五四，而是习惯被声称为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这个五四又叫新文化运动或启蒙运动。近一百年来，它获得了超过其所应得的赞誉。今天，对它的反思也许比赞誉更重要。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总司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竖起的两杆旗，作为一种观念，20世纪以来它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口号化为一种名词教，使得分明是反民主和不科学的言动都顶戴着它的名头。这是历史惨痛的结果，求仁不得仁，却走到了仁的反面。直到1950年代，胡适方对此有所反思：“独秀并没有给‘民主’和‘科学’下任何定义，他只把这两个名词——两个涵义广泛的观念——都‘人格化’了……叫做‘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接着指出，把一个观念‘人格化’了，往往等于‘神化’了，并不能叫人们得着明白清楚的认识，也许还可以引起盲目的迷信，盲目的崇拜。”

　　事实正是如此。这不是陈独秀没有给民主科学下定义的问题，问题在陈独秀自己对民主科学就没有“得着明白清楚的认识”。迟至1940年的人生晚年，陈独秀才对民主有所觉悟，一定程度上纠偏了自己早年的阶级性民主。新文化运动惯被称为启蒙运动。很喜剧地是，如果自己都不懂民主，却竖起大旗要启蒙，岂非以蒙启蒙。民主如是，科学亦然。在新文化领袖那里，这个词分明成了一种科学迷信或科学主义，这很典型地表现在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上。

　　以蒙启蒙的结果不但是蒙而未启，而且容易导致历史的歧途。陈独秀在第一次声张德赛二先生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是新文化对民主科学的最初的追求，但追求民主，并不必然要全盘反传统，亦同追求科学，并不必要反对传统的文学与艺术。文学艺术与科学何干，它们压根就不是一个范畴，两者无以构成反对关系。民主的敌人也不是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的旧文化，恰恰是后来由《新青年》引进的批着新文化外衣的极权文化。何况，当时的制度构成本身就是议会框架，它距离民主虽然有不短的距离，但方向和路径都没错。错的是新文化把传统文化当成了假想敌，却一味趋新，识别不了正在逼近和到来的危险，甚至以拥抱的态势一头扎了进去。结果，议会框架不是被传统文化而是被枪杆子所摧毁，历史以民主的名义走向了训政和专政。

　　不错，一个世纪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由新文化推出，这是它的功绩。但，重要的不在于它推出什么样的观念，更在于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践履。亦即，我可以不管它“说什么”，但却不能忽略它“怎么做”。就一场文化运动而言，它的文化方式和行为显然比观念本身更重要。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充分暴露出它的问题严重。“民主”在《新青年》中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观念而出现，那么，《新青年》本身有没有文化民主呢。如果观察它的表现，无论讨论文言白话，还是新剧旧戏，它不但没有民主气象，而且呈现出反民主的独断和不宽容。请听“文学革命”刚开始时陈独秀的声音：“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是这样说的，《新青年》也是这样做的。这其实就是新文化运动旗手给人们做出的民主示范。只是这种“必不容反对者”的心态无疑不是民主的心态，落实到行为则直接就是反民主的行为。《新青年》后来从文学革命趋向社会革命，但它所抱持的“必不容”的态度及表现并未有变，且变本加厉；
那么，从这样的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中是否可以产生它所张扬的民主呢。

　　民主是一种观念伦理，落实民主是一种行为伦理。如果对前者不甚了然，便很容易以一种非民主乃至反民主的方式求取民主。新文化运动于前者有缺陷，于后者有教训。反思它，是为了让它成为我们今天求取民主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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