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

　　高仁山是北京大学继李大钊之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又一名革命教授，北京大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有“高仁山（1894—1928），江苏江阴人”一行字。《北京师范大学革命烈士名录》中，另有“高仁山（1894.4—1928.1），1924年起任教育系教授，1928年被军阀杀害于北京”的记录。查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1928年1月15日项下有“北京艺文中学校长、前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被枪决”的记载。但是，在国共两党的历史文本中，高仁山烈士究竟是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又是如何被枪决的？迄今为止依然是莫衷一是的难解之谜。

　　一、鲁迅笔下的高仁山

　　与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笔者最初知道高仁山这个人，是通过鲁迅收入《华盖集》的著名文章《“碰壁”之余》，其中写道：“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
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关于高仁山的注解中写道：“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碰壁”之余》写于1925年9月15日。在此之前的6月19日，女师大学潮的中坚人物许广平，已经在致鲁迅信中介绍说：“杨婆子在新平路十一号大租其办事处，积极准备招生，学生方面往各先生处接洽，结果，由在京四位主任亲到教部催促早日解决校事，一方另呈文至执政处，请其早日选人至教部负责，然后解决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至于到校维持一节，碍于婆子手段，恐不易有办，出来说话做事的，都往往吃力不讨好，也惹一身赃，好比七个先生的事，就是前车，以后的人，自然不愿意轻举妄动。结果，还是大家不管的女师大。”

　　“杨婆子”就是被驱逐出校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她与教育界著名人士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查良钊等人，都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校友；
她与政学两界的吴稚晖、陈源、陈翰笙、顾淑型、高仁山、陶曾谷等人，又同为江苏无锡人。“七个先生的事”，指的是由鲁迅撰稿并以本名周树人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于1925年5月27日在《京报》公开发表的事情。除北大教授兼女师大史地学系主任李泰棻是河北阳原人之外，其余六人都是来自“某籍某系”——浙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职教员。“在京四位主任”，指的是为女师大校事积极奔走的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化学系主任文元模、史地学系主任李泰棻、音乐系主任萧友梅。由许广平的书信可以看出，高仁山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对于女师大学潮的缓和及解决，是产生过正面影响与积极作用的。

　　到了1925年12月18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中再一次提到高仁山：“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
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女师大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由鲁迅的同乡好友许寿裳出任校长。许寿裳仿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成立了由校长、教务长加上10名教授共同组成的评议会，重新厘定课程，出版周刊，并从北大聘请兼职教员。兼职教员不能做教授只能做讲师，也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制定的制度规则。鲁迅所说的“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与“某籍某系”一样是当年的流行话语。据王书庄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蔡校长曾赴欧美各国，延聘了一批学习优异的留学生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西林师曾和其他七位新回国的北大教授在吉祥大院租了一所民房，共同居住。学生称他们为‘吉祥八君子’，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并以此自豪，一时传为佳话。”

　　与丁西林（又名燮林，字巽甫）等人一起住过吉祥胡同的李书华，对于“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另有回忆：“民国十一年九月中旬我到了北京，寓后门内东吉祥胡同。同住的有周览（鲠生）、李麟玉（圣章）、李四光（仲揆）、丁燮林（巽甫）四人，全是在欧洲时期的老朋友，前一、两年回国的。鲠生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圣章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仲揆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巽甫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理预科主任。王世杰（雪艇）亦系前两年回国，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原来也住在东吉祥胡同，结婚后便另觅住所，移居西城惜薪司。……我到北大不久，北大新教授李宗侗（玄伯）、皮宗石（皓白）、陈源（通伯）、石瑛（衡青）陆续到校。玄伯在法文系，皓白在经济系，通伯在英文系任教；
衡青则在化学系担任冶金功课。皓白、通伯、衡青三人亦全住在东吉祥胡同。”

　　高仁山虽然不是“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中的一员，却是为王世杰、石瑛、周览、陈源、皮宗石、李四光、丁西林、唐有壬等人主办的《现代评论》周刊无偿供稿的一个人，并且在学潮问题上与《现代评论》同人基本一致。他们把“北京国立各校接连不断发生风潮”的原因，归结为四点：“学校当局不恰人望，学生的行为出轨，教职员的从中挑拨，校外人士的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公正平和的态度平息和化解学潮：“我们不懂得有些立于教育界责任地位的人，为什么也不平心静气的考量女师大问题的本身，乃反而推波助浪的张大其事。……今日校外的人不立于超然的地位，以苦心孤诣的精神，调处女师大风潮，求个迅速圆满的解决，反而全然加入一方面，助长学潮，这明明是走入歧途，其结果也许少数人可以逞快一时，然而多数青年学生就未免要跟着牺牲学业了。”

　　关于当年的派系之争，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中回忆说：“我进入北京大学，在历史系担任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当时我只有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
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历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他对我这个从欧美回来的人很不喜欢，想把我排挤走，要他的留日朋友代替我。……李大钊又找到法学系负责人周鲠生，将这件事对他说了，还说：‘王世杰是胡汉民的人，《现代评论》也是胡汉民出钱办的，找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李大钊同志建议我直接找一下周鲠生，说周人品好，是个正人君子。周鲠生对我说：‘不要同王世杰讲了，我聘你到法学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这样一来，朱希祖没有办法了，……”

　　陈翰笙所说的“日法派”又称“法日派”，它虽然以河北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精神领袖，其中坚力量却是浙江籍人士，特别是被称为“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京大学文科教员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马廉、钱玄同、陈百年、周作人、鲁迅等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则是英美派的生力军。不过，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法日派还是英美派，无论是元老级的李石曾、胡汉民，还是相对年轻的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王世杰、李大钊、陈翰笙、高仁山，大多是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反对北京政府和支持北伐战争的政治立场上，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没有党籍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同样是站在支持国民党广州政府的立场上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作人后来在标题为《红楼内外》的长文中，专门以《高仁山其人》为小标题，纪念这位“肯冒点险”的革命教授：“关于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学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人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宝寿，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后来我在孔德中学教国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资格，来担任中学的指导工作，于开会时见过几次，也记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后，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听说也是在做党务地下工作。大概也是李君遇难的那一年，他终于被张作霖的部下所逮捕，关了不少日子，有一时传说有什么人疏通的关系，可以没有什么事，忽然有一天，内人往东城买东西去，回家时慌张的说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据她说在路上看见有一队军警簇拥着一辆大车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桥去的。及至看大车上面却见高仁山一人端然坐着。记得那时内人说，高君戴着一顶皮帽子，那么这当是民国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

　　这里所说的“李君”，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守常）。当年与周氏兄弟正面展开过文坛之争的《现代评论》编辑陈源，在晚年回忆中也提到过高仁山：“我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去日本。那时候张作霖仍在北平，革命军已到沪宁，我不想回北平（是冬北大教授高仁山为张作霖所捕杀），而我又不善作宣传文字（郭复初为上海交涉使，找我及钱端升等去负宣传之任），想着到日本之游（叔华幼年与兄姊等到日本读书，一兄一姊死于神户瀑布之下，也有意思旧地重游），到第二年秋初回北平。新月书店的开始，《新月》杂志的创刊，都在这半年中。”

　　二、北京大学的革命教授

　　按照高陶的说法，他一生中共有“三个父亲”，一个是亲生父亲、北大教授高仁山；
一个是自己的“寄父”、北大教授、共产国际情报人员陈翰笙；
一个是自己的继父、北大校长、民国要人蒋梦麟。

　　关于自己的亲生父亲高仁山，高陶在《我的三个父亲》中写道：“家父高仁山烈士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教授、教育改革的实践家。……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是年，我才三岁，妹妹两岁，家父牺牲后，我家南迁。在跟随祖父母的生活中，从未在老人家口中听到有关父亲的事迹。叔叔、婶婶、长辈的言谈中，也未有片言只语提及，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困惑和神秘，不知父亲为何被害。母亲常说一句话：‘你们要争气，学你爸爸的样。’究竟学什么样，争什么气？语焉不详。我们兄妹二人就在这种迷惘的家庭气氛中长大成人。”

　　高陶对于父亲较为具体的了解，得之于“寄父”陈翰笙。高仁山与陈翰笙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好朋友。由于陈翰笙与妻子顾淑型1921年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顾淑型与高陶的母亲陶曾谷又是表姊妹，陈翰笙夫妇便把高陶认作自己的“寄子”即“义子”。1970前后，高陶与妹妹、妹夫一起拜访陈翰笙，陈翰笙表白说，人家问他平生好友有哪些，他的回答是：只有高仁山一人。

　　话虽这么说，陈翰笙并没有为高陶兄妹揭开高仁山之死的谜底，只是告诉他们，自己当年曾经劝告高仁山离开北京，高仁山回答说：“我在北大、师大任教，艺文中学我又是校长，还得照应，怎能一走了之。”

　　直到2000年8月，高陶与侨居美国的妹妹、妹夫再次来到北京，才从北京市党史研究室史建霞那里，得到高仁山在政学两界从事教育活动及革命活动的比较完整的信息：

　　高仁山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17岁时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17年春天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在日本求学期间，与童冠贤、马洗凡、于树德、周恩来等人参与组织了以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及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第一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7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
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
第三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
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的实况；
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出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长聘任”，学校设董事会，董事“由教育部长就部员中指派”。条例颁布后，高仁山与李大钊、顾孟余、谭熙鸿、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60多位大学教授公开表示反对：“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没有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并且认为这一条例“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

　　1925年6月，高仁山联合新中学会的会友以及北京政学两界的著名人士创办北京艺文中学，试行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将班级改为各科作业室制，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由教师与学生订立学习公约，由学生自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作业室自学，教师仅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检查进度。

　　1926年3月18日，艺文中学教务长顾淑型，带领未成年的中学生参加由国共两党联合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下午一时左右，执政府卫队开枪镇压，造成打死47人，打伤100多人的“三一八惨案”。艺文中学女学生陈时芬在惨案中当场牺牲，顾淑型本人也受了轻伤。第二天，高仁山与国立九校教职员代表蒋梦麟、马名海等人，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向政府当局办理交涉事宜。

　　同年10月，高仁山在《这是什么政府》中愤然写道：“最不堪的，就是在首都之下，外人经营的协和医学、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等等，开学开得有声有色，上课上得兴高采烈，堂堂的中华民国的国立学校，居然逼得奄奄待毙，鸦雀无声，怪矣哉，……请问这样的政府是不是摧残国家的最重要、最根本事业——教育的一个政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两党高层人士，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处以绞刑。中共地下党组织随后在北京建立北方最高统战组织“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高仁山任该联盟主席。当时有朋友邀请高仁山出任河南中州大学校长，他始终不愿离开北京：“我既许身教育，志在救国，就不能畏惧任何艰险。”

　　同年 9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加入政党、散发传单、有反对现政府之嫌疑等多项罪名，将高仁山逮捕，先后关押在北京侦缉处、警察厅、军事部、陆军部等处。12月9日，高仁山在写给妻子陶曾谷的家书中表示：“自被捕之日起，身处囹圄之中，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生三十四载，以十六年之光阴从事教育研究，以所学所知，未能有裨于社会国家，苟以圄长逝，诚死亦不瞑矣。我之全部教育计划，因此夭折，思之殊可惜也。……我如‘坐罪而死’，望你将此信转告教育界诸友，暨予之学生，得知予之心志，或可完成一部分之希望。”

　　1928年1月25日，高仁山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枪杀于北京天桥。

　　三、高仁山与新中学会

　　据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介绍，在李大钊生前，已经有过一个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牵头的统一战线组织“左派联席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死硬派，（即西山会议派）以林森邹鲁为首，在南花园一号，作反共的活动。李先生与劳会同志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各团体，组织了左联（左派联席会议），当时参加左联的有实践社（邓文辉等负责）。新军社（谭祖尧负责），四川革命青年社（杜炎负责），新溪社（杨立贤负责）。革新社（刘愈负责），琼岛魂社（莫同荣负责）琼崖协进会（郑兰积负责），中山学社（姚彦负责），新中学会（于树德刘耀南负责）。以上九个团体，均有多数共产党员参加。李先生派李渤海用民校二字为代表号，与各团体联系。谢质如奉李先生命，与各团体均有接洽，当时各团体在北京翠花胡同开会，有将革命交给左派的口号。”

　　李渤海，原名李伯海，山东蓬莱县人。“五四”时期投身于学生运动。1922年，他与韩麟符等人组织“澄社”，取义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并先后结识北大教授李大钊、胡适等人。当年的韩麟符、李渤海都有过一段“整理国故”的苦学经历，他们拜见胡适时，韩麟符携带一本《老子新解》，李渤海携带一本《尸子哲学》，从而得到胡适的特许，进入北大文科作旁听生。

　　1923年1月，韩麟符、李渤海经李大钊、高君宇、何孟雄等人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1926年秋天，李渤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兼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的李大钊及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已经由北京东城的翠花胡同迁往苏联大使馆的旧兵营，李渤海作为使馆内的中共组织与外界的联络人，代理李大钊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遇难后，他又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一职。1927年秋天，李渤海被奉系军阀逮捕，因为身份暴露而投靠奉系军阀，从此改名黎天才。1936年，黎天才成为支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

　　这里的“民校”二字，其实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党组织，秘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代号。他们把国民党视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即初级阶段，简称“民校”。把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即Chinese Socialist Youth Corps），连同于1925年1月改名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即Chinese Communist Youth Corps），简称为“中学”。把中国共产党（C.P.即Chinese Communist Party），简称为最高等级的“西校”或“大学”。这样一来，被称为“民校”的国民党，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的预备队。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在“民校”开展工作时，要求党、团员积极宣传左派的政治主张，对于右派言行要“不懈地加以攻击”。在吸收党员方面，具有左派倾向的人士才可以被介绍加入“民校”即国民党。国民党中有阶级觉悟的人，才可以被进一步介绍加入“中学”（S.Y.或 C.Y.）及“大学”（C.P.）。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统战工作相比，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虽然人多势众，却表现得软弱无力。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的邵元冲，在1925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阅《C.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的极端措施进一步刺激了民意反弹，从而导致加入国民党及共产党的人数急速攀升。据张次溪介绍：“当时这九个左派组织，共有党员一千一百余人，再加上C.P.同志，有一千余人，总合起来共有二千余人，共同组织北京的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左派的联合工作，以实践社的几个首领，如邓文辉，萧忠贞，李寿雍等为中心。例如北京市党部的名单，就是共产党（C.P.）与实践社确商好的，市党部的正式执行委员吴可（工人部长，C.P.）、谢伯俞（组织部长，C.P.）、邓文辉（常委，实践社）、萧忠贞（宣传部长，实践社）、莫同荣（农人部长，琼岛社魂社）、谭祖尧（常委，新军社）、郑兰积（青年部长，琼崖协进会）、刘耀西（常委，新中学会）、路友于（商人部长，大同盟新左派，未就职）。自左联领导下之市党部组成后，申请入党和报到的新旧党员，增至四千人，这一个伟大革命团体，在李先生领导下，不断的迈进，……”

　　1927年4月28日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大多是“左派联席会议”的骨干成员。没有被捕的国共两党高层人士，在此之前已经纷纷南下。高仁山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担任“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的领导职务，既是国共合作的结晶，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展统战工作的成果，同时也是高仁山本人大无畏的英雄本色的充分展现。但是，高仁山在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裂再到相互争战的历史夹缝中的奉献牺牲，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没有占据恰当的位置。

　　作为新中学会的一名创始会员，出任“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的高仁山，所代表的自然是上述九个左派组织中的新中学会。关于新中学会，张次溪在《李大钊先生传》中介绍说：“新中学会，历史颇久，份子不尽是革命的，有党员六十五人，左派分子四十人，C.P.四十五人，该会的进步份子，均由李先生介绍加入了C.P.。”

　　1920年秋天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做助教、1924年春天旅居欧洲时应蔡元培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在晚年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中介绍说：“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几个人。一是高仁山，他是南开的毕业生，新中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新中学会是以留日的南开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组织，周恩来也参加过新中学会。高仁山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学，没有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国了，待我回国时，他已是北京大学教育系副主任了。另一个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查良钊，他也是新中学会的，后来做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经高仁山和查良钊的介绍，我于1921年参加了新中学会的美国分会。另一位是何思源，北平解放前他当过北平市市长。……（高仁山）为人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平日与我常有交往。有一次，我同他谈起对时局、前途的看法和内心的苦闷，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主张不错，咱俩去加入共产党吧！’于是，我俩一道去找李大钊（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大家都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请他介绍入党。李大钊说：‘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共产党人也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经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我和高仁山于1925年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

　　与高仁山一起加入国民党的陈翰笙，随后经李大钊介绍，在苏联大使馆里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等人，并且成为共产国际的秘密情报人员工作。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又于1935年经王明、康生介绍，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至于高仁山是不是像陈翰笙一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及苏联共产国际，现在已经难以查证。

　　由杨扶青、李峰、张芥尘、于树德联名发表的《新中学会纪要》，对于该学会的路径选择和党派格局另有说明：“1924年童冠贤、马洗凡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说，想把新中学会改组为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德国寄回一个新中学会会宪修正草案，请国内会员在年会时讨论通过。当时会员之中，周恩来、安体诚等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实际地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
其他会员有的已另有政治结合；
有的埋头从事于实业或教育；
有的并不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
有的事实上已与新中学会脱离关系；
因此大家对会宪的修改，都不怎么感兴趣。当1924年夏季，年会通过会宪修正草案时，于树德当场声明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要求出会；
全场会员因激于多年来的感情，且深深感到新中学会解体分化危机的到来，都不禁失声痛哭。1924年后，虽勉强举行过一二次年会，都是无精打采而散；
从此新中学会就无疾而终了。……1926年童冠贤、马洗凡等加入国民党，曾联合一部分人组织‘新中革命青年社’，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不明真相者称它为‘新新中学会’，其实与新中学会是两回事。”

　　新中学会的创始人童冠贤，1925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一度与高仁山、陈翰笙等人成为同事。1926年，他跟随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的北大教授、教务主任顾孟余，赴广州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工作，又与老会友于树德成为同事。接下来，他受命返回北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委员，与丁惟汾、李大钊、李渤海等人一起指导北方党务。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高仁山更加熟悉的应该是新中学会的老会友于树德而不是李大钊。在于树德和李大钊之外，与高仁山的公私情谊更加密切的是童冠贤。

　　于树德，字永滋，1894年2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唐官屯，早年曾参加同盟会。1917年考取天津法政学堂的公费留学名额，于是把自己准备自费留学的300块大洋转赠给周恩来，从而促成两个人于同年9月一起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两个人先后加入由童冠贤、高仁山、马洗凡、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杨扶青、李峰、黄开山等人发起组织的新中学会。

　　1921年，于树德从日本回国在天津开展工人运动。同年冬天经李大钊介绍，以新中学会代表身份赴苏联，参加1922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从苏联回国后，他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被推为主任。1924年1月，于树德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与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入选国民党中央的24名执行委员。同时入选17名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共党员，分别为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

　　192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导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织染局29号成立，下设8个部处，其中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于树德任直接负责北京、天津地区学生运动的青年部部长。1925年秋天，于树德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26年7月6日，他又在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全会上当选为中常委候补委员，是中共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较高职务的一个人。1927年国民党实施“清党”之后，于树德逐渐与国共两党脱离组织关系并退出政坛，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理论的教学研究。1949年之后，他留在大陆，历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等职；
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年2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9年3月，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童冠贤，因为反对中央执行委员圈选制及开除汪精卫的党籍，与一些代表退席抗议，从此不再参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1948年，他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一度协助李宗仁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残局。1949年之后，他逐渐从政界淡出，任教于香港崇基学院。晚年移居加拿大，于1981年8月7日去世。

　　《新中学会纪要》的落款时间是1961年3月。于树德为了与避居香港的童冠贤等人划清政治界线，刻意迥避了自己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一度成为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历史事实，同时也略去了高仁山大无畏的革命活动。

　　四、大无畏的革命传奇

　　按照陈翰笙的回忆，高仁山遇难时，他和妻子顾淑型已经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里做研究员：“1928年1月，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好友高仁山被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后来才知道，高仁山在北京天桥被杀后，他的家属不敢去收尸，还是顾淑礼出面去收尸，将他葬在西山卧佛寺的东面东沟村。……高仁山的儿子在成都当工程师。女儿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银行工作，女婿在海军研究所工作。70年代初，这对夫妇回国，到东华门寓所看我，我领他们去卧佛寺凭吊了高仁山的坟墓。”

　　与陈翰笙的相关回忆相印证，时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委的中共党员李秋生，在《有关高仁山之死》一文中更加真切地回忆了自己在李大钊遇难之后，与高仁山、陈翰笙的直接交往：“约在当年八月初，陈翰笙来到天津，准备创办一座中学，藉以推动他们的运动。无如天津依旧只是保守的商业城市，北大的红教授在当地并无号召力，办学计划亦即胎死腹中。他同时要和津地国民党联络，协调双方活动。津方即由笔者和他周旋。记得有一次曾在特一区（前德租界）起士林餐馆畅谈数小时，交换有关策进组织活动的意见。不久笔者又应邀前赴旧京，作进一步的具体商谈。一天晚间，我们假挪威银行买办某人寓所从事正式商谈，参加者有高仁山、陈翰笙，和北京农业大学一位教授（姓名已记不起，只记得他是四川人，对农业经济和我国土地问题很有兴趣。若干年前，据亡友黎天才告知，其人即是董时进），和笔者四人，纵谈政治纲领和进行方式。那是一座北京旧日内城式的豪华住宅，座落在东城史家胡同东首路北第一家。……那晚谈到深夜，分手时还约定次周再继续商谈。乃不久即传来仁山被捕消息。”

　　关于高仁山在革命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李秋生接下来写道：“在当时故都那种肃杀气氛之下，从事革命运动要冒绝大风险，如共党组织即完全转入地下。高、陈等人要在文教界中发展，自难严守秘密，尤其是他们都负有教学责任，尤其是高仁山还要兼顾艺文中学校务，身份更难隐秘，乃遭当局的警骑侦知，高氏即遭逮捕。艺文中学亦被封闭。陈翰笙立即逃避，乃波及北新书局，亦被封闭并逮捕店员。不久仁山即以进行赤化共产活动的罪名判处死刑，那是天大的冤枉。他当时和中共负责人至多只是略有交往，他只是从事国民党左派运动。对他执行死刑不像李守常诸人之秘密绞杀，而是绑赴天桥刑场枪决。我家一位老家人曾目击那次‘出大差’，他从永定门外到我家来，途中听说要枪决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便在路旁观看；
据他说高君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好！’，有如平剧戏迷喝彩一样。按过去北方盗匪在绑赴刑场途中，每多显示愍不畏死气概，高呼‘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观众即大声喝彩。押送的军警向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到临命时也表现出这种草莽英雄气概。同时也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只知教书办学的书生。”

　　李秋生，本名李希逸，又名李玉书，早年在北京大学文科读书期间，与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同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委和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负责人。1949年之后任香港时报社社长。1996年逝世于美国。由于他长期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更由于地下政治活动的特殊性质，李秋生对于陈翰笙1924年春天应蔡元培邀请，携妻子顾淑型回国担任北大教授的经历；
以及陈氏夫妇自1926年起秘密为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的真实身份，都不知情。他对于自李大钊遇难之后已经处于地下潜伏状态的陈氏夫妇，于1927年10月从塘沽码头前往日本神户再转往苏联的具体行程，以及陈氏夫妇于1951年1月31日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的人生经历，也同样不知情。但是，他与高仁山、陈翰笙的直接交往，足以证明陈翰笙所说的“我和高仁山于1925年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并不属实。李秋生所说的高仁山“当时和中共负责人至多只是略有交往”，应该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臆断。当年的高仁山至少与李大钊、于树德等中共领袖人物之间，还是有着密切交往的。

　　五、蒋梦麟与陶曾谷的后续情爱

　　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录有高仁山用艺文中学信笺写给胡适的两封书信，内容是邀请胡适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就教育问题发表暑期演讲。在落款时间为1925年6月23日的另一短信中，高仁山写道：“适之先生：艺文中学发起人会记事录二份寄呈。内有先生演说稿，系仁近日回忆，略事写出。其中不无遗漏舛误之处，请你斧正寄回！”

　　1925年7月16日，任鸿隽在写给留美同学胡适的书信中介绍说：“在上海遇见高仁山，他对于奉浙的军事行动颇注意，欲联合上海各界打电劝他们息内争。我以为此刻打仗总不至于成事实，不过沪上的事使奉军在上海增了不少的兵，不免为将来和平的一个威胁罢了。上海罢工工人很多，商会与工会、学会不能合作，尤为危险。”

　　所谓“沪上的事”，就是发生在上海租界的“五卅惨案”，简称“沪案”。“沪案”发生后，高仁山与李四光、马寅初等45位国立各校教职员致函各校长，建议从政府归还各校的150万元中，拨款10万元援助从事罢工示威活动的上海工人。而领导组织上海工人的罢工示威活动的，恰恰是国共两党的左派人士，特别是中共方面的刘少奇、李立三、陈云等人。

　　1925年10月26日，段祺瑞执政府与英、法、美等国举行“关税特别会议”，由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及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出面召集的“关税自主”游行示威大会，以“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妥协的加税”为理由，反对召开关税会议。5万示威民众游行到新华门附近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包括交通大学学生苏潮，北大教授徐炳昶、高仁山在内的10名师生在冲突中受伤。手执校旗的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傅启学，还被警察当场逮捕，经大会筹备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常委朱家骅等人多方营救，于两天后释放。11月22日，由国民党左右两派的丁惟汾、李大钊、于树德、朱家骅、高仁山、马叙伦、林森、邹鲁等人共同组织的“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又发动两万多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以砖瓦、木棒为武器与警察展开激烈巷战，直至摘下京师警察厅的牌匾而“万人齐呼，如庆凯旋”。在这次事件中，马叙伦、于树德及一百多名学生受伤。诸如此类的游行示威，最终是以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宣告结束的。

　　1926年5月，一直是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核心人物的高仁山，在《五卅惨案之回顾》中写道：“一年前举国同愤之沪案，全世界所注意之外人惨杀华人案，到现在还没有公平的结果……对这种惨无人道的举动，非联合全国各界的心力来对外是不能成功的。”

　　到了1928年5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午刻，中央大学宴会，他们又逼我作答辞，……到大学院，领得中国公学二月份补助费三成，共一千元。又与端升、经农、赵述庭共商廿四日高仁山追悼会的程序。此事只三日了，尚未有预备。仁山夫人陶曾谷又因小孩生病前几天回无锡了。我不能等到此会，故催他们作点筹备。”

　　胡适所说的高仁山追悼会，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首都教育界名义举行的，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大学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据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5月25日报道：首都南京的教育界，于5月24日在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在北京被杀害的教育家高仁山教授追悼会，到会各界人士500余人。追悼会由蔡元培主持，赵廼传（述庭）报告高仁山为国牺牲事略，孟宪承、周鲠生、陶知行、朱经农、杨杏佛及北京艺文中学代表相继演说，末由高仁山的夫人陶曾谷答词。

　　胡适既是高仁山的生前好友，又是大学院的大学委员，只是由于他刚刚接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不等全国教育会议结束就提前赶回上海处理校务，这才有了“我不能等到此会，故催他们作点筹备”的表白。

　　1928年12月22日，陶曾谷在致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大鉴：前上一函谅已收到。临接商务印书馆来函谓仁山稿件于本月底即将出版，敬求先生将仁山遗著以及先生序文可否转送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为感。谷拟于年假赴沪一行，艺文补助费事尚未有如何办法，上周赴财部访叶叔衡先生，谓此事或许可以设法，因数目尚小。曾闻仁山谈及先生与叶君颇相知，特此奉函敬恳先生代为致函转托。”

　　几年后，陶曾谷又在致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先生惠鉴：敬启者，艺文中学自开办之初即承赞助，恢复以后复蒙领衔呈请国府拨给补助费，嘉惠后生宁有涯矣。惟艺中经常各费虽足维持，而基金至今犹属无着，一旦发生变故，学校前途难免无停顿之危险。窃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每年以三分之二之款项，补助文化事业，艺中试验道尔顿制，似亦为重要文化事业之一，拟请先生于本年六月间该会开年会时，提议补助巨款以充基金，倘能通过则艺中将来基础巩固，发扬蓬勃，胥出先生之赐也。先夫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矣。先生在平课务忙否？暇时尚祈常莅艺中惠予指导。曾谷将于三月中旬赴平为先夫营葬，届时当趋聆教益也。”

　　高仁山被捕之后，奉系军阀以艺文中学是赤化窝巢的罪名，将设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大街72号的这所私立学校强行封闭，部分学生被迫转到天津南开中学。后经该校师生多方争取，1928年9月15日租赁西城府前街的清代“升平署”重新开学。陶曾谷信中所说的“开办之初”与“恢复以后”，就是由此而来。1929年冬，艺文中学为缅怀老校长的业绩，在新校舍内创办“仁山图书馆”。1931年，该校师生又刻碑纪念高仁山，碑文采用的是他生前常说也最能够体现他大无畏的英雄本色的一句话：“身世悲壮，一丝不挂，无瞻前顾后之忧，乃能言救国，做救国事业。”

　　信中的“曾谷将于三月中旬赴平为先夫营葬”，足以证明陈翰笙所说的“高仁山在北京天桥被杀后，他的家属不敢去收尸，还是顾淑礼出面去收尸，将他葬在西山卧佛寺的东面东沟村”，并不是完全属实。与高陶一样从小称陈翰笙为“寄爹”的孙小礼，在《延续一个世纪的血肉联系——我的前辈孙百英等与北大》一文中，另有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的回忆：“1925年秋，姨父为我的哥哥姐姐请过一位女家庭教师，名叫张挹兰，当时她在北京大学读书，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女学生。……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处绞刑的时候，同时遇难的还有我们的张挹兰老师，我们全家都非常悲痛。因为张老师的妈妈过度伤心，其弟妹年幼，就由我们的母亲代表张老师的家属去收尸，料理后事。不久，姨父的好友高仁山（也是我们的表姨父）又被逮捕和杀害，当时母亲亲赴天桥刑场，见到了高仁山英勇就义的情景，后来她又代替表姨母陶曾谷去收尸和处理后事。”

　　与此相印证，史建霞在《高仁山》一文中提供的说法就显得更加客观公允：“消息传来，他的学生们冒着生命危险与他的家人、亲友一道，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东面的东沟村。”

　　到了1934年3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梦麟夫人陶曾谷约我去谈艺文中学事，我提议她与我同时退出校董会，而委托妥人为校董，此意当可解除一切纠纷。”

　　所谓的“梦麟夫人陶曾谷”，是当年颇为著名却又一直在以讹传讹的情爱故事。2006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从台湾远流出版集团引进署名苏文的《民国趣典》一书，易名为《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公开出版。其中的《蒋梦麟：因爱亡友而娶其妻》写道：“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时，和教育系教授高仁山是莫逆之交。1927年10月，高仁山以参加政党、有反对北京政府之嫌，遭张作霖下令逮捕，不久遭枪决。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当蒋梦麟的妻子病故后，他便与陶曾谷结为夫妇。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高仁山被捕的准确时间是1927年9月28日。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已经是1933年的事情。据蒋梦麟的儿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及外孙女吴小燕回忆，蒋梦麟于1908年自费去美国留学之前，与元配妻子孙玉书生育有一子蒋仁宇，另有一女夭折。1917年留学回国后，夫妻二人又先后生育次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幼子蒋仁浩。1933年，蒋梦麟与孙玉书协议离婚后与陶曾谷结婚。正在读小学的蒋仁渊，见到《姚江日报》刊载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的新闻，匆匆回家告知母亲，母亲只是喃喃地说：“你爹变心了。”协议离婚的孙玉书，依然留在浙江省余姚县回龙乡蒋村的蒋家孝养公爹、抚养儿女。三子一女的教育费由蒋梦麟继续承担。陶曾谷再婚前与高仁山生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锦。蒋、陶再婚之后再没有生育，对于双方子女一直持平等对待的态度。

　　陶曾谷去世后，75岁的蒋梦麟于1961年7月与49岁的徐贤乐闪电式结婚。1963年，蒋、徐二人宣告离婚，成为彼岸台湾又一桩轰轰烈烈的情爱故事。

　　本文录自张耀杰图文新书《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

　　*文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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