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认清危害,加速改革——关于改进当前评价机制的几点看法

发布时间:2020-06-15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当前以官方为主的评价机制,由于盲目性逐步上升、评价体系不合理,已经发展到一种让学界感到难以接受、甚至认为是一种“灾难”的地步。一件事发展到极致,就会引起强烈的震动,然后造成大面积的舆论影响,物极必反,也就离改变不远了。

  要改变目前的评价机制,首先要以诚信的态度说真话。有些人还在为目前的评价制度评功摆好,这比发牢骚还要有害。其实,国家机构的很多主管部门,不是不知道现今评价体制带来的问题,但是真要改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些困难主要来自评估活动不是纯科学的,它涉及评估者和一部分被评者的利益,集团利益比起国家利益,当然是后者为重,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前者的驱动性会更大。不过,到了不改带来的困难大大超过改的困难的时候,就非改不可了。我的感觉是,现在已经快到这个时候了。

  学术是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是由人的智慧和勤奋决定的,智慧——他聪明,勤奋——他努力,两者的相加就是积累,积累的后面跟着创新。一个人的智慧和勤奋是个性化的,根本无法进行统一的过程和阶段的比较。你要把这些无形的智慧和勤奋折合成一种有形的东西来排出先后,还用那么简单的量化办法,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但是要想完全取消评估,恐怕办不到。国家处在转型阶段,至今没有找到一种物质发展和精神进步的协调道路。学术在一步步商品化,人性在慢慢地物化。钱和权在主宰精神,泛政治化把与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推到一个不适合它发展的轨道,在研究领域里,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泛科技化的影响,出轨更加严重;
教育规律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些明显的规律已经被当成“保守”冲击完了。评价成为争取资源的工具,也就变相成为某些部门打造政绩的工具,而学术的发展需要资源,这就使学者的命运被权力操控。其实,不论官员还是学者,只要是清醒的、明智的,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也都并不希望它向恶性发展;
但是有一种自发的倾向,像一个重物遇到斜坡一样,不知不觉地往下滑。有些情况即使能够预见,也难以制止。

  我们现在处处跟美国学,评价办法也是从美国学来的。一个文明古国,自己有那么多处理各种关系的深刻体会和丰富经验不去继承,跟一个仅仅有三百年历史的新兴国家去学习精神创造,本来就是倒行逆施的。在经济、金融、硬实力成为“富强”同义语的时代,英国人的自尊,法国人的傲慢都没有用了,何谈中国的“古文明”!说到评估,美国人的那一套本来就不一定十分优化,他们自己也面临问题。但美国人有人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人家美国人教育的脉络,美国的教育制度已经比较稳定,有一定的秩序,它的评价制度在自己国内没有造成这么多的问题,而我们盲目跟它学,问题就成灾了。

  不合理的评估体制搞乱了对学者和学术团队的优劣评价,影响了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心情和意志,甚至扰乱了学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大家都在喊累叫苦,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评估搞得精疲力竭,有时候真是吃不好,睡不好,学不好,教不好,想不好,写不好……不要说学术自由,连学者自我也难以保全。你评我,我评你,闹得大家处在利益的怪圈里,真诚受到威胁,信任产生危机。评估的结果是与资源分配挂钩的,在一个处处都靠评估分数改善个人处境的环境里,看不透的学者只好放弃了兴趣,看淡了真理,不知不觉地追逐着评估条例的规定按图索骥;
但是,资源关系着生活的质量,谁又能要求多数人在生存条件面前“慎独”“固穷”与“看透”!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更为严重而又无形的后果:学者们的精神状态正在发生着这样的变化——读书和写文章不再是乐趣,朋友的相聚变成评与被评的交易,中国文人的清高没有了,在利益面前,尊严受到亵渎;
在权力的主宰力越来越大,大到可以垄断资源的情况下,年轻人的最高理想不是去揭示一个世界的奥秘,而是争着去当处长局长;
在那些不合理的评价指标的趋使下,是非、优劣受到利害的驱动,变得没有界限;
这样的后果已经存在,如果不合理的评估无休无止的发展下去,不良后果必然还会蔓延。

  但是,既然评估与发展相伴而来,不会被放弃;
而评估也不是完全没有合理的一面,我们的态度只能是,一方面把当前评估的问题无情地揭示出来,把不合理的评估产生的危害说足,对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不要回避,要不断讲,到哪都讲,跟谁都讲,有机会就讲。但是同时还要大家来关注这件事,争取尽快改造它、完善它,使它的不合理性逐步减少。操作要分步走,能够做的赶快做,暂时做不到的积极推动,不要悲观。中国的事情,自下而上是成不了的,应当去以理服人,反映真实情况,推动主管部门的领导去改变现实。有几件事我认为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首先是改变观念。评估的目的无非是分清优劣,激励进步。评价学术一定不能掺杂权力、关系等非学术因素,更不能为了提前排名的名次去迎合一些不合理的指标。定期评价不但不能成为推动工作和推动研究的唯一手段,而且也无法全面反映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其实,一个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研究课题的责任心,责任心又来自对课题的认识和兴趣,不在乎贴什么标签。夸大评估的作用,什么都要去立项,立项连着评估,评估连着利益,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垃圾成品。其实,优秀的人和单位各有各的优秀,不会符合统一的指标,靠统一的指标来排队去激励高校建设的结果,必然会抹煞学校特色。有些办了百年以上的师范大学忽然要改综合大学,原来师范的对口学科文、史、哲、数、理、化渐渐被淡化,也损害了这些与教师职业紧密相关的专业面向实践的机会。教育学科脱离了各门对口的专业,不再与第一线的实践联系那么紧密,也会失掉应用的最大地盘。结果是丢掉了师范特点又撑不起综合的架子,搞得不伦不类。这都是追逐“排名”带来的后果。其实,不同类型的学校即使排名也不能排同一个队,更不需要老是去追逐“国际排名”。教育是一种与国情紧密相关的事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我们和西方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科学技术可以“全球化”,可以“无祖国”,人文社会科学也能门门如此吗?都要去上SCI,发表英文论著,让外国人给我们排队,这些做法真的对我们有利吗?

  第二是加长时限,减少类别。文科科研周期本来就长,尤其是人文科学与基础学科,“短平快”出不来好东西。我一部书还没看完,你评估又来了;
一本书还没写一半呢,又开始“迎评”。整天跟着评估跑,今年评研究基地,明年评本科教学,后年又评优秀成果……评的对象其实是同一批人。积累了十多年,刚出了一点成果,马上又过期了,怎么能让人不心慌?其实,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规律,多少能看出一点研究的进展,起码要到五年以上,最可靠的时限是十年。说到影响因子——引用率,文科的影响既是长期的,又是滞后的,一篇文章刚写出来,谁去引用啊?总要等学界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或是当社会发生了一些事涉及这个问题时才有人引用吧。再说,基础研究常常是越高精尖,懂得的人越少,引用的人当然也越少,限制时间还限制范围的引用率可以用来衡量社会关注面,但能说明一个刊物和一个论著的水平吗?还有,一个小专业只有几百人,一个大学科可以上万人,能去互相比较引用率吗?要想讨论一种论著的价值,几十年还差不多,三年五载还要限定引用的范围,怎么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来呢?所以,把评估的类别合并合并,不要教育部每个司各行其是;
评估的时限加长几年,评一次管的时间长一点,给大家一个喘气的机会,就是功德无量了。

  第三是指标合理化。现在的评价系统有些真正是莫名其妙。比如说,评估研究基地,有一条是“你那儿有多少人给中央首长讲过课”。这不是一个纯粹“泛政治化”的指标吗?不是所有的学科都与政治直接相关,也不是中央不请去讲课的都不是一流学者,更重要的是,中央请谁去讲课,对一个研究单位的建设和发展是没有激励作用的。这种事你统计统计无妨,进入评价指标体系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在评价体系里,有些是成本投入指标,也有些是成果产出指标,按道理,前者是越适合越好,后者是越厚重越好,重要的是二者比例要恰当。现在是投入与产出的数量都要多多益善才是优点,不去研究何种比例是最优化的比例。这就会引导大家去浪费甚至去腐败,拼命立项而结不了项,不顾质量搞“学历高消费”“职称低水平”。

  要实现指标专业分类化。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与现实相关的科学,讲求的是现实性,要通过调查,讲求时效,年纪轻、知识新会有优势。人文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学科,必须普查中国古代文献,阅读文言文就是一个大关口,也要40岁就出大成果,根本不可能;
要到美国去引进人才,完全没必要。所以,评价指标没有专业化、分类化,常常会用适合这种学科的指标来损害另外一些学科。这就决定了,评价学科的指标体系,不能完全由权力机关来定,需要权力机关来组织制定时,学科专家的意见,一定要充分吸收。即使有了比较合理的指标体系,也要坚持小同行专家来评审,“隔行如隔山”,在评估时,这句话不说全能应验,也有七八分的道理。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提倡行业评估与民间评估在评价里也有一席之地。任何评估体系都不可避免片面性,民间和行业组织的评估,可以有不同角度、用不同思路、有不同重点,既是对官方评估很好的补充,又是对官方评估极大的促进。尤其是对同一学科的评估,谁第一、谁第二,官方的评估如果跟学界的印象接近,那就更能使人信服。如果使学界大吃一惊,甚至引起哗然,就一定会产生副作用。当然,民间的评估也必须严肃、无私,不能是“恶搞”式的。

  评价体系能不能彻底改进,很大的成分要看教育的科学发展;
教育是否能尽快进入按规律发展的轨道,很大程度要取决于在国家的转型期,是否能更加重视精神的层面;
是否能转得顺利,真正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高校的老师应当在这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争取学术环境日渐改善。我的想法是不要急躁,也不要用浮躁的心情去面对浮躁的环境,困难肯定是有的,但应当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情况可以逐步好转。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摆在面前,不抓紧不行了。

  

  (本文作者王宁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感谢王宁教授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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