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走在了原本是它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承认风水轮流转，赶紧派人向日本学习——藉此，晚清中国留日学生就成为老大帝国一景。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
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
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
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
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
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
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样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极其强劲的“文化反哺”并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或者用汪向荣先生的话说，“并没有将中国导向一个健全的地位，使中国的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在近代化建设中取得成功”。汪向荣先生多少有些遗憾地承认了这一点。从他的论述中，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也算顺理成章：中国之所以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并没有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真正“近代化”，并没有成为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力度还不够，作用还欠缺。而我以为，这里的因果也许应该反过来思考。清末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之所以异常艰难，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坎坷曲折，中国的自由、民主之所以难以实现，或许正因为日本的影响过于强大，换句话说，或许正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误投了师门、错找了奶娘。

　　如果说，张之洞们当年把通过日本学习西学视作事半功倍的终南捷径还情有可原，今天的人们再这样看就未免有些肤浅。一个让人不得不想的问题是：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所谓“近代化”，在政治、法律、教育方面是以其时的德国为蓝本的，英美一系的自由、民主思想则受到压制和排斥；
与此同时，日本传统中的某些本质是反现代文明的东西则与德国输入的观念一拍即合，终使军国主义成燎原之势，快速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国家。大量的中国学生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大量的中国游历考察者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受到启发；
而众多的日本教习也是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完成学业后到中国来执掌教鞭……如果把自由和民主视作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相反，在以军事为先导的物质力量快速强盛的同时，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的十分前现代和反现代。这就意味着，从日本“反哺”过来的乳汁中，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民主的成分．而指望这种“反哺”能把中国导向一个“健全”的、自由利民主的现代国家，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今天面临种种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我们都可以从留日学生从日本输入的日本近代文化中找出端倪，这或许就是我们应该留意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影响的原因所在。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近代 影响 学生 信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