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20-06-19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
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
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
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
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相关热词搜索:知识分子 放大 季羡林

版权所有 蒲公英文摘 www.zhaoq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