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居扬：车改、赎买与权贵主义

　　这一阵子，各地政府的“车改”触动了百姓的神经。先是杭州车改，每位局级干部每月补贴2600元；
接着就是辽阳车改，区长和书记每月补贴竟然达到了6333元。这不得不让人惊叹，在如今的中国，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车改有没有必要？近几天传得沸沸扬扬的是，重庆某区级机关三年公车消费达6071万，平均每年3000万。推至全国，保守的估计，每年的公车消费也高达4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3％。联系到宝马进了公务车的目录，估计费用还得节节攀高。

　　这样看来，“车改”绝对是有必要的。可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正宗的改革，而是对权力的一种“赎买”。长期以来，干部免费享用公务用车成为一种天然的权利，你要剥夺它，对不起，拿钱来换。如果这样的逻辑是合理的，那么，今天把公车给改了，明天就可以把办公室给改了，大家伙一起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然后大家一起发办公房贴；
后天把年休制给改了，不休者发年休补贴；
大后天把机关食堂给关了，大家发午餐补贴（好象工资中已经有午餐补贴了）。这显然是荒唐的。秦晖先生指出的“黄宗羲定律”又在当代上演，只不过对象从农民变成官员，结果从损人变为肥己。

　　赎买，从本意上来说，是对个人私有物品强行购买。194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工商业主的生产资料的有偿国有化就是一种赎买。与公务用车相比，公私合营的赎买对象是私人财产，而公车却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非个人私有物品，一般只有使用权。所以，严格说来，不能用“赎买”一词。打个比方，我把我家门口的楼道给占了，要邻居出钱来赎买，我不被人家劈死才怪呢。现如今，我们却频繁使用“赎买”，实际上是不得不承认，享用公车是一种公务员天然的权利，具有十足的合法性。

　　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项职业都要付出一定成本，工人上班、农民下地、教师上课、医生出诊，要么骑车、要么步行，要么挤公车，要么开私家车，从来没有听说有过什么汽车补贴。那么，凭什么公务员的工作需要汽车补贴？如果你真正出公差，单位不是有出差补贴吗，车费不是可以报销吗？所以，这样的车改，简单地变成车贴，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回避矛盾，是不合理的，消极后果很大。

　　首先在于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据说，杭州车改的宝贵经验就是把补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的市民卡，可用来叫车、乘公交、打的、加油等，但不能取现。然而，傻子都知道要把这些卡内几百元几千元的东西变现，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相形之下，现在城市低保标准提高了好几年，也没有超过400元。

　　第二，容易滋生腐败。公务专配车没有了，但是拥有实权的官员用个车还是很简单的，有些下级单位、相关业务单位巴不得有机会用车迎来送往，结果会出现类似“市民卡基本不动”的可能性。比较麻烦的是孙立平先生说过的一个故事，有一位搞企业的朋友，很严肃地说，不要提倡什么公车改革。原因就在于公车要真的改掉了，他们企业就遭殃了，企业就要准备很多的车子让这些官员来借。

　　在这些利益独自分配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魅影。只要这个权力还是不受控的，他的逻辑就是不断制造利益变现空间。今天是公车，明天就是房子，后天可能就是出国考察、桑拿按摩、吃喝玩乐。于是，特权永远也“赎买”不完，改革则沦落为不断赎买官员特权、权力的不断变现的游戏。

　　从各地的车改折射出的正是当代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作为一项政府改革，或者说，作为对权力拥有者自身的改革，几乎一开始就偏离正确的道路，既没有公民的参与，也没有人大的监督，装模作样的改革却成为权贵集团切分蛋糕的外衣，成为一场财富分配的狂欢。真正的改革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缺乏社会基础和精神动力。难怪郑也夫先生在天则所的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改革）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
不是开放，是半开放”。

　　广大的百姓对这样特殊权力支配下的改革很是无奈的，然而又充满了忿恨。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前群体性事件中，利益无关者的参与越来越多，激烈程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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