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邓玉娇事件评论之十三：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

　　发表邓玉娇事件系列评论以来，一些对法律不熟悉的网友们认为这些文字对他们理解法律很有帮助，但是，却有法学界的朋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不懂法——正如他们这次对夏霖、夏楠律师的批评甚至谩骂。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不懂法，不懂他们认同的那些无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狗屁法律，那些法律只是徒具法的外形，而无法的实质，是典型的恶法。

　　这些所谓的法律人士没空关心一个弱女子的自由、生命的基本安危，却有空骂律师——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你骂得有道理当然很好，如果没道理，还要硬争，甚至谩骂，那又有什么意思？

　　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一种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不懂法的精神。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法律也走向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的修订方向，但不可否认，法律条文中还是良恶同在、泥水浑浊。因此，这种情况下，案件中具体操作的律师固然无奈受制于那些恶法，难施拳脚，而作为社会，尤其是懂行的法律界学术群体，最该做的是批评恶法，推广良法，推广人权保障精神、宪政精神。当有些律师有意识地以自己的代理活动突破恶法之际，法学界更应该挺身支持，即使不同意或者认为律师做得不当，只要想一想律师的做法是为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那就不应该批评他们，至少可以做到沉默。如果不但不支持，还以恶法亦法的思路批评身陷危局的当事人和律师，则无异于落井下石，例如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批评夏霖、夏楠律师，一副讨好官方、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嘴脸，真叫人恶心，这是此次事件中法学界最耻辱的事情——秋风先生对他的批评和驳斥已经十分到位，免我费力，不再赘驳。这种人可能人格发育有问题，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不应该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正如他们可能往往也不适合从事与医疗相关的职业。

　　这些年来，我在法学界见识了无数这样的法盲，从教师到学生，从所谓的大牌法学家到所谓的大牌律师，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他们在顺便推进一下中国法治进程的同时，常常更是破坏法治的力量。至于有些什么十大法学家之流（我并未全盘否定，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我十分钦佩的人物），为专制论证合法性的，或者头上顶着一堆头衔——为将来的十大之类做准备的，在夏霖、夏楠律师艰难工作之际落井下石的（前述高一飞教授，有些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原还曾向一些媒体推荐过他，没想到推荐他的速度远赶不上他堕落的速度），除了令人作呕之外，更是等而下之。

　　这些法学界的法盲们比不懂法的普通公民害处更大，因为他们占着忽悠大众的专家位置，却没有稳定而明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价值观混乱之际，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就会因现实处境而见风使舵。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一是混淆视听，他们比政府更有号召力，更容易蛊惑一般脑子不清的人；
二是败坏公义，使得还在艰难起步的公民社会雪上加霜。如果在国外，为自己的名利而出卖基本公义和学术良心的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必定会将他们剔除出去。

　　逆于主流舆论者的言论，不但有与任何言论平等的发言权，同时还有它们应负的责任伦理问题。也就是说言论得有底线，正如德国法律不允许宣扬纳粹与共产主义思想。在一起涉及公民是否被冤枉的事件中，不明真相之际，最低底线是不能做任何支持断言其有罪的事情，否则即为突破言论伦理底线的恶行——虽然法律可能暂时还管不着你，但言论的公共道德管着你！他们这些突破言论底线的言论与一般的不同意见性质上完全不同，后者是在“保障基本人权”这同一平台上的异见，十分正常，而前者则是直接摧毁“保障基本人权”这一平台的行为。

　　近二十年来，我从一个厌恶法律的文学愛好者成为一个热愛文学的法学愛好者，完全因为法学是专门的正义之学。我想说正义是美的，正义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我甚至敢断言，任何一个学法之人如果不能感受到正义的优美，那么一定还没有入门。

　　在一个公民权几乎四面楚歌、恶法环伺的艰难境遇中（例如《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这样的恶法），如果法律人认同这一格局，并且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刑事案件中，空谈什么控辩平衡，我以为是扯淡。正如纳粹时期的纳粹法官，他们越恪守恶法，他们的罪恶就越大。

　　最后，我要告诫法学界的法盲们，你们之所以是法盲，是因为你们首先是心盲，你们失去了对弱势者最基本的同情心——其中严重者甚至以此为“净身”之阶，就像一个大夫开始厌恶生命，你们可以不以正义为志业，但希望不以出卖正义为业。

　　正因为此，建议社会各界在每次重大的刑事公共事件中，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法学界主流精英，鉴别他们的方法很简单，三条：

　　1.【是否坚持“无罪推定”原则】

　　这是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基本原则，例如邓玉娇事件中的邓玉娇，在案件获得正当程序审判终结之前，都不可以认定一个公民是有罪的，普通人不懂对人瞎定罪尚可原谅，但如果是法学教授或者律师之类的职业就不可原谅——这次许多专家教授在这一关前都没通过，包括杨支柱。

　　2.【是否坚持“正当程序”原则】

　　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财产、自由和生命。这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精神，也是最基本的宪政原则之一。那么什么是正当程序？它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例如司法独立、控辩平等的案件调查权、证据共享、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警方侦查时的律师在场权等，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这一原则，因此，只能依靠舆论和律师从这些重大案件的突破中去推进这一制度，如果法学教授们不能坚持这一原则，甚至还在实际行动上反对它，那就专业不合格——高一飞教授就是典型。

　　3.【是否具有“人道主义”常识】

　　简单说，也就是站在弱势者一边，还是我那句话：“真相不明之际，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用这三个方法鉴定面对公共刑法事件的法学家，大致应该不会错。不过，有些事情，也不是绝对的，还要看具体情况，甚至可能出现前后态度的变化，但只要是在这三项原则范围之内的就是正常的，因为这种平衡也是动态的。朋友们也可以用这三项原则来检验我本人。再者，我有时候在写时评过程中，因为过于急切，所以有时候会出现法条征引不一定准确，等发现后去修改，文章已经被转载了，这类也算一定程度上的“盲”，不过这种技术“盲”补起来不难，而且我也会永远补下去的。最可怕的是那些法学技术高超，而法学理念混乱甚至邪恶的人。所以，写作此文请朋友们睁大眼睛，适时鉴别出法学界的法盲，以免被他们误导。

　　2009年5月29日於追遠堂

相关热词搜索：法盲 法学 警惕 事件 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