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背景下教与学中的翻译跨文化语境研究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种活动的范围和地域都得到了扩展。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可以依托现代科技进行随时随地的沟通与交流。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单纯的语言文学教学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的需求了，因此英语的系统化学习成为了热潮。需要正视的是，当代的翻译活动大多是跨地域、跨语言的，其过程也是文化和语言沟通的过程。因此，在跨文化语境下对英语翻译进行研究成为了提升交际质量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全球背景；教与学；翻译；跨文化语境研究
　　1、翻译理论与实践新解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可分出三个范畴：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的工作基础是双语和双文化能力、百科知识和语际转换技能，工作方式是源文诱发的译文写作，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目的是促成和实现语际交流。翻译教学的工作基础是翻译实践能力加上教学能力，工作方式是包括讲解、示范和批改学生练习在内的教学活动，服务对象是委托人、学生或学员，目的是培养能独立完成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翻译人才。翻译研究的工作基础是有关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论知识以及对翻译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工作方式是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描写和阐释，服务对象是翻译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论爱好者和部分实践者，目的是加深人类对语际交流的认识，揭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规律和实质。与这三个范畴相应的人员即译者、教师和研究者三种角色。这三类角色应当也必须相互沟通。研究者研究的是实践者的具体工作过程和成果，教师讲授的内容也同样基于他人或自己的实践，没有翻译实践，翻译研究无从谈起，教学也会沦为空谈。
　　Hatim（2001）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说：“翻译研究力推这样的主张：研究不仅是针对或关于翻译实践者的，还是实践者可以做的。”他呼吁打破实践与理论的绝对边界，提倡所谓自省考辨（self-reflective enquiry），即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对当前我国翻译研究的现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但也应该预见到，随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随着有关文章著述的大量涌现，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分工势必会越来越明确。有专攻理论者，也有专事实践者。研究人员会无暇从事实践，实践人员也无意去读那么多文章和著述。“实践和理论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王东风，2002）。理论研究人员不应将实践人员贬为“翻译匠”，工匠干活其实自有其原则和方略，塑得一篇篇独具匠心的好译文，是很了不起的。实践人员也无须将理论斥为空谈，他们其实是以你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发现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也可以用自己丰富的实践为他们提供材料，对他们的看法进行批评。应该提倡理论研究者从事些翻译实践，也应提倡实践者拨冗读一点、写一点研究文章，在翻译研究发展的目前阶段尤其应这样做。但这两类人毕竟是在两个范畴内从事着不同性质的活动的。
　　研究者和实践者是可以沟通的，但他们是两种角色，研究层面和实践层面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Toury（1995）在谈论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关系时这样说：“翻译实践当然是翻译研究各个分支的目标层次，但却不是诸分支的‘实际应用’。这正如说话……并非语言学的实际应用样：但语言教学或言语矫治倒是语言学的具体应用。”
　　2、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
　　被移植的理论在翻译研究这个受体学科的新环境中能否存活并发展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被移植的理论至少要经历下述两种适应、演变和确立的过程。首先，要经受更多的翻译语料的验证，要经受不同翻译研究人员从各种不同视角的审视；其次，要经历与其他植入理论——尤其是从不同供体学科移植来的理论——的互动、合作和体系化的过程。翻译研究的发展表明，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很多，其中不乏有移植价值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理论植入翻译研究领域后绝不能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而必须经历一个相互影响、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供体理论的身份渐渐淡化，翻译学科的内在体系渐渐显露成型。
　　然而，翻译研究与供体学科的亲缘关系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如何处理好这种亲缘关系对翻译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供体学科的任何新发展动向都可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营养。而翻译学科选定某个理论进行移植，实际上也就是对供体学科的某一理论模式或概念的一次实际应用和验证，也会对供体学科提出某些新问题对其发展有所促进，并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翻译研究者移植了某个学科的理论，而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对翻译领域的某些问题产生了兴趣，想用自己的理论探索一下。前者是跨学科移植行为，而后者则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应允许这两种研究模式同时存在，并鼓励和提倡它们相互交流、交锋。这将对供体学科和受体学科产生双赢的促进作用。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为描写和解释同一类翻译问题而引进来自不同供体理论体系的一个以上的模式或概念的植入重叠现象。比如，语用学中的预设（presupposition）、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功能语法中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均可用以描写特定源语文化成分的翻译问题。
　　3、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
　　自从Toury（1995）将Holmes（1988）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整体设想化为一张图解以来，它一直是现代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最重要的蓝图，尽管有的学者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补充。比如Pym（1998）就认为这张图没给翻译史研究留下一席之地。随着这门学科的蓬勃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诸多研究范式的出现，学术界对这张图的描写和涵盖力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也出现了对翻译研究领域分裂趋势（fragmentation）的担忧。一个新的认识是：应采取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y）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自立学科的发展和其涵盖范畴（Duarte，2006）。McCarty（1999）在一篇文章中討论了人文资讯学（humanities computing）的学科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虽然Mccarty所论针对的是人文资讯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但他对学科间性的认识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翻译研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也处于十分相似的境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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