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
发布时间:2017-01-17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真实历史篇一：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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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在内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4]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5]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6]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
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7]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8]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9]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自己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1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于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二、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
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2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做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10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11]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12](559)。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12](561)。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13]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15]，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做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次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
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蒋、张却斤斤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10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10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三、“西安事变”问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但是，《张》书并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做出回应。
试举两例：
其一：“西安事变”后期，在放蒋问题上，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中共方面、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周的莫名惊诧。
其二，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只是由于张、蒋在对日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根据是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其实，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其实大抵不出“敷衍”范围。正因此，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书信，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
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这些，蒋当然也不是毫无所知，1936年9月，贺衷寒向他报告：“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20](143)两日后，蒋在日记中对此作出反应：“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20]对张的戒心灼然可见。
贺衷寒所说的张学良与苏联接触传言，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1936年间，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等频繁接触，酝酿西北大联合，虽然以中共及张学良为基础，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在西北发动反蒋的设想未得到苏联的认可，但中共和张、杨等接近，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对苏友善的实力集团无论从苏联与中共关系抑或本身国家利益上，都是其乐于见到的，而得到一个实力大国苏联的支持，也为许多地方实力派梦寐以求。正如中共致电共产国际时提到的：“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得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21](232)张学良更曾明确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
立。”[21](143)注意到这一以往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的背景，对全面认识“西安事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对“西安事变”发动背景的判断。研究者分析指出，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近，导致其对与苏联这一实力大国接近的期望，而中共的抗日态度，又可能导致中国的抗日运动“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共和反对日本占领东北而支持他张学良收复东北的斗争。”[21](228)其实，不管表面承不承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与中共的接触，都包含着寻求与苏联接近渠道的潜在动机。毕竟，实力的因素往往更能进入政治家的视野。
注意到苏联这一无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对“西安事变”发动与解决，研究者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从具体的事件经过看，苏联并没有鼓励张学良的行动，在致中共的有关电文中，对张学良也没有表示出多少信任，从防范日本北进威胁其本身安全角度出发，苏联十分强调保持中国集中的抗日力量，其对蒋介石的重视要远远超过张学良。但当时只通过中共与苏联接触的张学良不可能有机会知道这一点。因此，如果张学良推断苏联可能支持他的话，这并不奇怪。
与中共的接触，对苏联的期盼，为张学良的反蒋之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导致冲突最后爆发的还是蒋介石的顽固“剿共”之举，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对东北军的监视姿态、调离东北军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控制，使张学良一触即发的利矢终于在双十二离弦。而事变爆发后的苏联因素，又对事变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及心理影响，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再加忽略的。出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在自述中对一些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记载就是空穴来风，从更清楚、更准确把握历史真相的目标出发，更有进一步加以厘清的必要。
真实历史篇二：历史是真实的吗？
真实：
真实的东西有真实的感受，无论外界情况如何，无论享乐，还是受苦。感受的不在是现象，而是本质，因为本质也是同样的存在，理应能让人们感受得到。
而根据词典，真实有以下几个意思：跟客观事实相符合，也既”不假”；真心实意；确切清楚。
虚构:
虚构是指凌空构作；凭空捏造。捏造创造，并不代表不存在，被人知晓也是一种存在。 小说：
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小说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小小说）。按照表现的内容可分为科幻、公案、传奇、武侠、言情、同人、官宦等。按照体制可分为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按照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如果说小说是虚构的，那是否意味着历史就是绝对真实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看看历史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根据词典，历史总共有三个意思：
1. 过去的事实。
2.沿革，来历。
3.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
扩充解释：
1，过去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成为历史事实
2，人们知道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和对已知事情的评价。 这个是一般所说的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而只是人们根据自己所了解的进行想象后在脑中形成的概念。
3，历史学，追求客观历史并试图解释已知历史的学问，之所以成为追求客观历史，是因为没有绝对的客观历史，只能尽量去”还原“真相，构建更加”符合“客观的历史。
历史就是决定真实?我认为不是。因为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好，历史总是由胜者写的。拿中国来说，每个朝代都有负责编写历史的部门，比如元朝的翰林兼国史院、清朝的翰林院。由当代的朝廷为前朝编写历史，你认为会有多少是真的呢？官员们在编写旧朝历史的时候，自然得删减掉一切对现今朝代有不敬、不好的东西的，要不然他们的脑袋可就不保了。在删减的同时，他们会增添一些东西来美化现任的朝代/政府。
比如，如果翻阅中国的历史书，你会发现里头的很多人物都有着“非凡”的出身情景。比如清朝晚期的重臣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事实上，这不过是替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的曾国藩给予掩饰罢了。汉高祖刘邦，史书里也记载着他斩蛇的故事（这个故事指刘邦是赤帝之子）。至于曾国藩是否是巨蟒转世、刘邦是否是赤帝（神）之子，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此外，由官方所编写的历史书在一定程度上会丑化前朝并美化自己。这里以清朝所编撰的《明史》为例子。《明史》，顾名思义就是明朝的历史，而现在作为颠覆并接管了明朝天下的清朝来为他修史，那就可以肯定里头所写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比如，《明史》里就隐瞒了满清在建国前臣服于明朝的事实。清朝的建立者为满人，满人在明朝时又称为女真人，直到明末前都臣服于明朝，会定期派人入朝进贡，这项“黑历史”被清廷忌讳，于是《明史》里根本找不到有关于“女真”的记载。同时，隐瞒了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对于明朝的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去其在辽之事。如赵辅、彭谊、程信等人，在《明史》里虽然都有立传，但他们在建州的功绩都被省略。对于一些避不开的人物，清朝干脆直接让他们从历史记录内人间蒸发了。比如顾养谦，因为其生平活动都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于是《明史》里就没有他的身影，收到同等待遇的还有赞理征东军务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等人。同时《明史》里篡改了多处史料，比如明朝建文帝之事，由于清廷忌讳其出亡之事（据说郑和下西洋就是要找他）因而在《明史》里主张其已自焚而亡，以表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
在编辑和篡改史书的同时，官方对于前朝留下的史书进行了销毁程序。在编辑完
《明史》后，乾隆皇帝就下令将记录明朝真实历史的《明实录》销毁，以图让这些关于前朝真实的历史事件消失。丑化前朝美化自己的其实不只是清朝如此，大凡篡得前朝江山来得及修史的王朝，都要对所篡前朝大书坏话，以便站在道德上的致高点，如果没有太多坏事，那就夸张甚至添油加醋。比如，汉修秦史，将秦始皇黑得桀纣不如（《史记》基本可除外），汉后吕雉的暴虐残忍恐怕就比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修隋史，将有志做千古一帝的杨广黑得一无是处。
相反，某些朝代则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后世过度称颂。比如，周因世代有恩于秦，也因其时诸国相争开放自由，是知识分子的空前绝后的美好时代，更是后世缅怀的一大批学派始祖生活的时代，成为后世一相情愿的精神寄托，故不被抹黑反被颂扬。但对于人民百姓来说，那可是个战乱无休止的看不到天明的黑暗时代；汉因军功强盛尽驱胡蛮，也被五胡乱华时深陷地狱
欺凌入侵，经济上亦表现平平，只因同样开放自由，文化氛围较好。及后军阀纷争黄巢搅乱五代更替，无论各阶层人民都深深怀念起大唐安宁的时代来。但是，唐朝真有那么强盛吗？？清朝则是自始至终自说自话了，清末民国开始追求务实史观，再无人对其自录的史料进行篡修。虽然清朝的确是古代较为强盛的一个朝代，至少比明朝军功上要强，打下大得多的疆土，中国才有今天的继承，经济总量上或也强些，毕竟人口都翻了倍（但有西洋人见闻史载清后期人口剧增，却连北京民众与士兵也清苦潦倒；同样有西洋对明朝北京的见闻史却说百姓衣着华贵。这当中的缘故，除了清时欧洲人生活水准的提升外，是否还有清朝后期经济并不发展，但人口无节制增长的可能呢？），但是谁又知道它没有美化自身其它历史的成分呢？
网络上看到一则笑话：
一个教授刚走进教室准备上课时，突然从门外冲进两个歹徒，他们不由分说，三拳二下就把教授打倒在地。满堂学生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歹徒已经逃跑了。但这位教授站起身来，装作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学生说，请每个同学拿出一张白纸，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当做作业叙述交上来。
同学们写完后交给教授，全班几十个学生，竟有几十种不同的叙述。有的说歹徒打倒教授后，教授跳起来把他们打跑了。有的说教室冲进了两个神经病影响教授上课，被教授赶出去了。有的甚至说冲进了三个人，教授左脚踢飞一个，右脚踢飞一个，一拳又打倒一个在地上，后来他爬起来逃跑了。
教授把学生的描述一一念出来，学生都为他们不同版本的杰作而哄堂大笑。最后，只见这位教授抖了抖手里的作业纸说：如果你们要问什么是历史，那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历史！
这则笑话里头的故事是否是真的我不清楚，但是我对于故事里这个教授感到敬佩，因为他不需要讲一大堆东西就教会了学生们历史的含义。我想写到这里，“如果说小说是虚构的，那是否意味着历史就是绝对真实的？”这个问题，答案已经出来了。历史是绝对真实的吗？不是，因为记录历史这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而且我们对历史的记载和认识从史事发生起就有无可弥合的偏差，在加上真实标准的缺失，你说历史是百分百真实的我可接受不了。
总而言之，用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历史没有真理。只是从众多的考古、史料中选择一条最可信的而已。因此，历史不是绝对真实的。
?美国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喬治：“你想成為管理人才嗎？必須去讀《孫子兵法》！”
-美國福坦莫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北大國際MBA美方院長楊壯說：“《孫子兵法》是戰略理論領域的傳世之作，是世界兵法史上的經典之作，是一本企業致勝之道的巨著。”
真实历史篇三：甄嬛传背后的真实历史
甄嬛传背后的真实历史
看过《后宫甄嬛传》第五十一、五十二两集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下面的情节：齐妃眼见儿子与皇后亲热的情景，深知自己的罪行会连累儿子前途。齐妃托付皇后照顾皇长子弘时，绝望自杀。这里，就有个问题：齐妃是谁？弘时又是谁？
齐妃李氏，知府李文辉女。三子，弘昐、弘昀，弘时，只有弘时活至成年，其他两个皆殇；一女，下嫁星德。这里，我们要注意，雍正皇帝共得十子四女。
长子弘晖(1697年)，母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生于(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殇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实际上的第二子弘昐，因早殇而未序齿，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六月初二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二十九日殇。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二子弘昀，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八月初七日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二十日殇。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三子弘时，雍正削其宗籍。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二月十三日，殇于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日。四子弘历，清高宗，乾隆皇帝。母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时为雍亲王格格)；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知道吧，从1697年夏开始，直到1704年为止的这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日后的雍正皇帝生育过儿女的，就只有齐妃李氏了。附带说一句，齐妃李氏为雍正皇帝所生的女儿也是在这一时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齐妃李氏受宠的程度。
雍正皇帝第一子弘晖逝年8岁，第二子弘昀逝年11岁。此后，弘时成为雍亲王府邸的大阿哥。弘历(乾隆皇帝)出生前，年已八龄的弘时，还是雍亲王的独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皇帝宣布秘密建储的决定时，却以“诸子尚幼”为理由，认为不可举行(公开)建储。当时弘时已20岁，绝非幼龄，况且其子，雍正皇帝的长孙永珅，也已3岁。雍正皇帝的上述话语，透露他在考虑皇嗣人选时，实际上已将弘时排除在外了。按常理而言，弘时应是雍正皇帝择嗣时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既在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时已是侧福晋，其名份仅次于嫡福晋乌拉纳喇氏。弘时的上述优势，都是弘历所不具备的。可是，雍正皇帝建储时却弃长而择幼，选中比弘时小7岁，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钮祜禄氏在雍邸时并无正式位号的弘历。雍正皇帝为何不喜欢弘时呢？
弘时20岁以前，先后经历了康熙皇帝两废太子，诸皇子为谋取储位拉党结
派，明争暗斗，皇十四子允禵率师西征，收复藏地，康熙皇帝猝死，胤禛获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皇帝称弘时“放纵”、“不谨”，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尽管尚无史料予以证实，但根据雍正皇帝其后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一情况，似可判断早在雍正皇帝继位前，弘时对于允禩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对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的看法，具有与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皇帝秘密建储时，当然要将这位怀有异志之子，排除在外。尽管如此，雍正皇帝继位前，他与弘时之间并无明显的利益冲突。当父子两人分别完成从皇子到皇帝，从皇孙到皇子的角色转换后，由于具有居长、生母地位较高等优势条件，弘时对储位怀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皇帝秘密建储后，这对父子的关系逐步恶化，双方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储虽然做得十分缜密，但仅3个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机。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周年忌辰，雍正皇帝并不亲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仅13岁的爱新觉罗?弘历代其前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对于雍正皇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他的疑虑再一次被证实。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皇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祭景陵”。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皇帝的反对派允禩一方，对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为然的态度。
雍正皇帝的继位，使允禩等人所拥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梦成空，他们做为新帝的反对派，受到皇权的制约和打击。雍正皇帝在秘密建储中以弘历为储嗣，弘时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永远丧失。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一共同原因，使弘时与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并对雍正皇帝产生极大不满。从实质上看，雍正皇帝与弘时的矛盾，具有维护或削弱皇权的性质，随着弘时与其父关系的恶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权的对立面，为皇权所不容。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皇帝继位后与弘时之间矛盾的发展，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从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储之
举以及雍正皇帝对允禩等人的打击逐步升级，对于他与弘时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雍正皇帝继位初始，对弘时尚怀有父子之情，为其择师一事，颇费心思。元年(1723)冬，56岁的安庆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见，授翰林院编修，“命在三阿哥书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苏宝应，自幼师从叔父王式丹，“刻厉笃志，耻为标榜声誉，精研朱子之学，身体力行。”雍正皇帝特从千里之外，找来一位惟谨惟慎，具有浓厚封建正统思想的宿儒，专门辅导弘时的学习，用心可谓良苦。这说明他对弘时尚抱有一定希望，认为后者或许能够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有所长进，改弦更张，使父子关系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远被雍正皇帝选做弘历与弘昼的师傅之一。史载，王懋竑上任后，与蔡世远“同侍内廷，卯入酉出，敬谨奔走”。看来，雍正皇帝继位后，即阖家迁入紫禁城皇宫，弘时虽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宫内，并未分府另居。雍正皇帝所称弘时“断不可留于宫庭，”即指此而言。
清宫每年岁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颁赐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皇帝“命书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亲诣养心殿”。适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书房，不得与赐，而蔡公独得之。次日，三阿哥言当请赐”，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请”，与户部尚书张廷玉相商，张廷玉对他的态度深表赞赏。这件事中，弘时的率直性格与王懋竑的谨小慎微作风，都表露无遗。弘时的“奉差”则表明，此时雍正皇帝与弘时的关系尚未破裂。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丧还乡，雍正皇帝令其“治丧毕即来京，不必俟三年满”。说明在他看来，王懋竑对弘时的规劝与教育，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是年冬暮，有从京师至江南办事的官员见到王懋竑，“促来春进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属望之意。”足见弘时对师傅王懋竑颇有感情。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时的情况还属正常。雍正三年(1725年)八九月间，王懋竑扶病返京，但“养疴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后休致归里。有关史籍记述他返京后的情况时，都只字未提三阿哥，表明弘时这时已出事，雍正皇帝勒令他做允禩之子，当发生在三年
(1725年)八九月之前。王懋竑的养疴与休致，同他为避祸端而生急流勇退之念，或许也有一定内在联系。
促使雍正皇帝与弘时关系急剧恶化的具体原因与过程，已无考，但看来与清除反对派的进程，息息相关。雍正皇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翌年二月后，因“三年服阙”，雍正皇帝不再有所顾忌，打击力度随之加大。所以，雍正三年(1725年)春夏之交，弘时因储位落空而与皇父的矛盾迅速激化之际，也恰是雍正皇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正是在此期间，弘时的立场完全转向允禩等人，同雍正皇帝的关系彻底破裂，按照他的禀性，甚至还可能公开表示对允禩等人的同情，以及对雍正皇帝的非议。这自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允禩等人也会以各种方式，予以拉拢。弘时在受到被逐出宫、勒令为允禩之子的严惩后，并未退缩，依然故我。因此，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皇帝将允禩、允禟等人从玉牒除名仅仅一个月后，对弘时也予以同样惩处。三年(1725年)春夏之间，雍正皇帝公开表示与弘时父子之情已绝，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不仅是为“教导”其他皇子，更重要的是为了警告仍“以允禩为屈抑”的诸王大臣们，“使知儆戒”。弘时被除宗籍，交与允祹“养瞻”后，其心情与处境皆可想见。仅仅挨过一年半，24岁的弘时便郁郁而终，也是不难预料之事。
弘时事件，不仅是雍正皇帝个人家庭生活中的一幕悲剧，而且是那一特定
历史条件下，满族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产物。雍正皇帝在清除反对派的斗争中株连甚众，打击面过宽，以致遭到众多皇室、贵族成员及朝臣们的抵制与暗中指责。这一不满情绪与舆论势头之大，甚至冲击到雍正皇帝本人的家庭，连其亲子也加入反对派营垒，站到了他的对立面。雍正皇帝对弘时的严惩，只是可以泄愤于一时，却无法改变他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孤立处境。乾隆皇帝继位后，立即着手解决宗室成员所受惩处问题，释放允禵等人，恢复弘时的宗籍，并辅以其它一系列纠偏措施。这固然是为了促进宗室内部团结，以巩固统治，但也间接表明，即使是雍正皇帝所选定的嗣皇帝，对于他的有关做法，同样怀有异议，只是隐而不露罢了。
弘时事件发生在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由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向秘密建储制嬗变的转型时期，是两种皇位继承模式交叉碰撞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弘时对储位的希冀，表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观念，对他已有较深影响，使之不自觉地以此做为要求雍正皇帝立己为嗣的根据。他在价值观等方面，同清朝入关初期的皇子(如顺治皇帝之子，实际为皇长子的福全以及康熙皇帝长子允禔)相比较，已有明显不同，受到汉文化熏陶而留下的印记，在他身上更为突出。
秘密建储的实施，并不能完全消除皇子对储位的希冀，更无从根绝他们的权力欲望。弘时在雍正初年政治风云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生动实例，此后清朝的历史，也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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