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曲折的抗战历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围绕如何实现合作共同抗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重要谈判，最终在1937年9月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在狱共党可由国方开始分批释放”，同意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1937年9月，党组织将我从国民党南京军人监狱营救出狱。出狱后，我就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接受审查。当时，凡是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或被捕过的，到了延安都要接受组织审查。经过陶铸证明我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叛党，又经中央政治审查委员会讨论，恢复了我的党籍。很快，我就投身到国共合作的抗日战场。

在国军两任政治教官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我因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先后到国民党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任政治教官。
　　张自忠第33集团军的参谋长是张克侠。张克侠是中共特别党员，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同冯玉祥是连襟，长期在冯玉祥部担任重要职务，掩护中共组织在该部的工作。1937年11月张克侠随冯玉祥到达武汉，并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1938年2月，重返第59军任军长的张自忠函请冯玉祥派张克侠回到该军，“二张”重新合作共事。经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并取得冯玉祥同意，张克侠立即返回第59军任职。
　　张克侠带着冯玉祥的亲笔信奔赴鲁南战场，先后任第59军、第33集团军参谋长，协助张自忠取得了临沂保卫战的胜利，并率部转战鲁豫鄂等地。

　　由于在临沂保卫战中部队伤亡过大，张克侠建议成立干部训练团（简称干训团）。张自忠同意由张克侠筹办，招收一部分学生并选拔一部分士兵受训。在选拔教职员时，为了提高军官的政治素质，张克侠致函叶剑英，请长江局派教员并代招一些学员。
　　长江局决定派我和曹荻秋去张自忠部。我带上冯玉祥的介绍信，去到张自忠那里，他安排我在干训团当政治教官。干训团驻地在河南驻马店，我们招了79名学员。
　　8月上旬，干训团正式开训，董升堂负责日常管理，张克侠负责教学管理。中旬，第33集团军调湖北武胜关、横店一带，准备参加武汉会战。张克侠随军襄助，干训团由董升堂负专责。
　　9月7日起，张自忠和张克侠率部与日军第10师团激战，予敌重创，坚守潢川12昼夜，完成了战区赋予的坚守阻敌任务，奉令向光山、经扶转进。当时，日军第二军广播称：“皇军在潢川方面曾遭华军极强烈之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损失。”22日，张自忠受到蒋介石通令嘉奖，为西北军同僚所称慕。
　　张克侠再获襄助之功，甚为张自忠赏识。会战期间，董升堂从干训团来电，称团内有异党活动，请示处置。董所谓“异党”，即为张克侠推荐的我和曹荻秋等人。董升堂反共甚为坚决。张自忠不反共，但决不允许共产党在所部发展组织，即电复董升堂，将我们除名离团，不追究责任，为张克侠留了面子。
　　10月，我和曹荻秋从国民党第33集团军出来，打算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走到老河口时，才知道武汉已经失守。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去重庆。到达襄樊的那天下午，曹荻秋就碰见了熟人，知道钱瑛等同志在襄樊。于是，我们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当时，钱瑛是中共鄂西北特委书记，我们原來在洪湖就认识。见面后，她叫我不要到重庆去，这里有许多工作需要人。
　　经过中共鄂西北特委的介绍，我在第五战区文化委员会担任军事干事。后来，第五战区筹备成立干训团，又介绍我去干训团担任政治教官。
　　不久，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企图以政治手段把共产党解决掉。后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草店给我们讲话时，口口声声称我们是左倾朋友，施展了一套“溶共”手段。于是，我们就离开了干训团。据李宗仁后来回忆：
　　在抗战开始之后，平、津、京、沪学校泰半停办。青年人请缨心切，纷纷投入军旅报效。我于1937年11月抵徐时，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学男女学生、教授、教员不下数千人。无不热情兴奋，希望有杀敌报国的机会。为收容这批知识青年，我便命令长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徐州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共有学员四五千人。但是当时中央没有这笔经费，我便商请广西绥靖公署汇款前来维持。经过短期训练后，毕业学员都分发至地方行政机构或各部队担任组训民众和宣传等政治工作，以提高军民抗敌情绪，成效颇著。徐州撤退时，在该团受训学员尚有两三千人，遂迁至潢川继续训练。各地青年来归的，仍络绎于途，朝气蓬勃，俱有志为抗战效死力。无奈为时不久，委员长忽有命令将该团停办。而陈诚所主持的“战干团”，那时却正开班招生，何以独独将潢川训练团停办，殊令人不解。然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办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训练机构，便无端夭折了。这批青年学生后来投效延安方面的为数甚多。

拉起川军“特工总队”

　　在国军两次出任政治教官期间，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川军将领。后来，还通过国民党开明人士李范一结识了川军45军副军长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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