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角度解读电影《红高粱》

　　【摘 要】在人类学视角下，电影《红高粱》的红色原型符号与血崇拜构成电影主要基调。婚嫁禁忌在“颠轿”、“高粱酒消疫”等情节中禳解，女性命运在“灰姑娘”形象的解构和重构之间得以剖析。这种极富人类学意味的影像表达，使得《红高粱》具有了读解多重性和多解性。
　　【关键词】红色；禳灾与禁忌；“灰姑娘”原型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5-0082-02
　　电影《红高粱》讲述的是年轻女子九儿被迫嫁给患麻风病的酒厂掌柜的故事。在出嫁途中，九儿与英武彪悍的轿夫激情相爱，几经挫折一起经营着烧酒作坊，后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日军杀害。整部电影以红色为基调，向观众宣扬了一种血性的民族生命力，在红色的渲染之下，民众对血的崇拜得以显现。九儿在出嫁途中经历的“颠轿”，又是少女成年礼仪实行时的人生过渡，彰显了民间婚嫁的礼俗与禁忌。从人类学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变形式灰姑娘嫁入豪门改写命运的中国本土化故事。
　　一、《红高粱》红色原型与血崇拜
　　红色的血对人类有最直观的视觉冲击，鲜红的血液是生命的象征，人的生命在红色血液的流动中得以存活。在《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独具匠心地将红色与血液结合，营造出一种热血沸腾的氛围，红色成为《红高粱家族》中最重要的角色，其影片的色彩构局表达了人类对血的崇拜。电影《红高粱》中首先是一大片随风狂舞的红色高粱地，九儿和轿夫在高粱地里激情相爱。后酒厂伙计们准备炸掉日本人的汽车时，九儿不幸被日本人的子弹射杀，她挑着的红色高粱酒洒了一地，高粱酒的血红顿时给人视觉上的冲击，它成为最刺眼、最令人生畏的颜色。当罗汉被残暴的日本人要求扒皮时，原本“贪生怕死”的肉铺老板拿起刀进行反抗，这是民族反抗精神的觉醒，也是人们对人血的敬畏和惧怕：人血异于牛血，牛可扒皮，我们同胞绝不可以。此场景在电影中用血红渲染，给观影者心理上造成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们甚至难以分清哪些是红哪些是血。
　　红色的高粱酒具有“消疫”的功效。当麻风病人死后，大伙儿烧掉病人生前所用之物，再洒下红色高粱酒以消病毒，达到禳灾的作用；红色的血又具警醒作用，彰显的是民族旺盛的血性生命力。早在《风俗通》所记的人们用狗血涂在门上驱邪事中，就凸显了先民对血的崇拜与禁忌；后于《礼记》又记庙盖好后人们用羊血和牛血涂在台阶上以避不祥。这种崇拜与禁忌是对血的敬畏，血的辟邪禳灾功效来源于人心潜在的血崇拜意识。此部电影由小说改编，在原著中也涉及血崇拜书写。小说中九儿为躲避日本军的侮辱，用死人的血液涂满面部，这是发挥了血的另一个功效：血可致邪，可招致不祥之事。当敌人见九儿涂满红血的脸时顿生畏惧，这是人类最本真的惧怕，是在红色血液的视觉冲击下产生的直接心理反应，因为血具有招灾的禁忌作用，需要远离以保自身。
　　同时，血崇拜中还包含着盟誓的寓意。甲骨文记载的“血”中，表意为将一滴血盛入杯中，喝下以示盟约，（中国春秋时期之后始有歃血为盟记载）纵观古代沙场战争，将士们会痛饮下滴血之酒以示报国誓死之心，这与酒厂伙计们喝酒盟约极其相似。在抗日战争时，酒厂的伙计们一起喝下了带有鲜血的高粱酒，喝尽之后摔碎酒碗，就算是完成了盟約的仪式，从此开始一同踏上了“同生共死”之路，血与盟誓在高粱酒中发酵，是豪情的期盼与生命的鼓舞。红色与血液在整部《红高粱》电影中当担着重要角色。
　　电影中关于红色原型的建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禁忌与祈福的表现，而将红色与血液的巧妙结合，正是再现了人类潜意识的血崇拜，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表现，也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象征。
　　二、《红高粱》女性命运选择与婚嫁禁忌
　　电影《红高粱》以九儿和轿夫的爱情为主线，以抗日救国为辅线，真实地唱响了一曲顽强不屈的民族赞歌。影片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开场时演绎的一场“颠轿”游戏，又可称为是一种仪式行为，①在这场令人激动、令人兴奋的“游戏”中，轿夫们都是欢呼雀跃的，他们乐于“捉弄”即将出嫁的新娘子，认为娱乐之后才能使新娘获得婚后的幸福生活，这种新奇、有趣、兴奋的游戏，具有视觉、听觉上的魅惑力与冲击力。
　　婚嫁当天，新娘穿上红色礼服，盖上红色盖头，坐在红色轿中，由轿夫抬到夫家，这里的轿子成为一个密闭空间的缩影，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保护新娘的作用。这种花轿的密闭空间作用早在芬兰社会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简史》中就有论述，“防止新娘遭遇外来邪魔的影响，特别是遭遇邪恶眼光的注视，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接亲时把新娘关入箱笼之中。”②将新娘装入箱笼之中，防止外界的侵害和危险发生。坐在轿内的新娘也有诸多禁忌之事：掀盖头、嬉笑、走出轿子……这些禁忌的存在意味着新娘婚后能否获得幸福，一旦禁忌打破，婚姻便可能会陷入不幸。正如影片开头所言：“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禁忌作为民间习俗的一种特殊观念，“并不限于某一民族或国家，它只是带有种种不同的具体情节散布于世界各地。”③
　　当坐在密闭空间的新娘被禁止做很多事后，轿夫们就有了更多机会来“戏弄”被禁止的新娘，这种“戏弄”有历史源流，《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燕地婚夕，男女无别”，《抱朴子·疾谬篇》中也写到：“俗间有戏（新）妇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这些比《红高粱》中轿夫在迎新娘的路上进行的“颠轿”可严重得多。在电影中，轿夫们敲锣打鼓地抬起新娘，随着唢呐声响颠轿歌脱口唱出：“客未走，席未散，四下新郎寻不见。急吼吼，新郎倌，装进洞房盖头掀。我的个小乖蛋！定神看，大麻脸，塌鼻豁嘴翻翻眼……”这看似是对新娘的嘲弄，实际上却是一种男性话语权的再现。轿夫们抬的美丽新娘不属于自己，是即将送往麻风病人家中，借此心中不快之感需得以消解，而作为与一头骡子交换的“我奶奶”而言，她宁愿与轿夫相爱，也不愿献身给麻风病人，这是女性话语权逐渐强大的表现，是女性命运的自我掌控。当九儿和轿夫“疯狂相爱”时，电影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随风舞动的红色高粱，在轿夫随着唢呐声响仪式般地跪倒在九儿面前时，这是九儿在经历了“颠轿”、戏弄、不安之后的“接受命运”、“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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