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历史
发布时间:2017-01-20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中国日本历史篇一：为什么要读日本出的《中国的历史》？
为什么要读日本出的《中国的历史》？
这是一套“大家”写给大家的书，是日本讲谈社建社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每卷都由这个历史时段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学者撰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先生说：“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
书名：《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作者：宫本一夫等 译者：吴菲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2月
作者简介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原作均为日本中国史领域代表学者：宫本一夫、平势隆郎、鹤间和幸、金文京、川本芳昭、气贺泽保规、小岛毅、杉山正明、上田信、菊池秀明。内容简介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是近年来中国历史方面的重磅力作。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历史佳作。
丛书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国内学者许宏、罗运环、王子今、黎虎、阎步克、邓小南、姚大力、李伯重、步平为中文版作序推荐。
编辑推荐
●【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这套书是日本讲谈社建社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作品。每卷都是由这个历史时段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撰写。
●【“大家”写给大家的书】日本学者有大学者为大众著书的传统。这既是一套大众读本，读来让人不觉艰深，又兼具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是一套严谨、专业、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读本。
●【作者均为日本一流学者】十位作者均为日本中国史学界的一流学者：宫本一夫、平势隆郎、鹤间和幸、金文京、川本芳昭、气贺泽保规、小岛毅、杉山正明、上田信、菊池秀明
●【国内一流学者推荐】十位国内一流学者作序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中国先秦史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罗运环、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伯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共同推荐
●【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我们希望让国内的读者看到一套真正专业、前沿、有创见的中国通史。给大家提供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新角度——看看日本学界最优秀的学者是如何跟普通读者讲述中国历史的。我们也相信，专业的历史书不一定艰深晦涩，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联结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桥梁。
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说：“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先生说：“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
而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先生说：“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
●【历时五年，五次调版，十易封面】这套书从中方提出报价，日方不断审核出版资质，
到找寻合适的翻译者、合适的推荐学者、翻译、编辑、制作地图、选配图片、地图送审、重大选题送审、排版调版、设计封面，几乎用掉了五年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译者，有的本人就是这个领域内的学者专家，比如第八卷的译者乌兰女士，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元史专家。
●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每卷书含地图、照片上百幅，彩图若干。印刷精美，精装呈现。◎ 十问“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1.“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是怎样编撰出来的?这套书的分量和评价?
这套书是日本讲谈社建社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作品。每卷都是由这个历史时段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撰写。
日本学者有大学者为大众著书的传统。这既是一套大众读本，读来让人不觉艰深，又兼具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是一套严谨、专业、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读本。
2.理想国引进的中文版，对于今天国内的读者，又有怎样的定位考量及出版价值?
我们希望让国内的读者看到一套真正专业、前沿、有创见的中国通史。给大家提供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新角度——看看日本学界最优秀的学者是如何跟普通读者讲述中国历史的。我们也相信，专业的历史书不一定艰深晦涩，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联结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桥梁。
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所说：“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先生说：“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
而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先生说：“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
3.简要介绍一下这套书的分卷方式，以及单本书的内容结构。
这套书大致是按照从上古至近代的时段来分卷的：
第01卷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 宫本一夫 九州大学教授
第02卷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 平势隆郎 东京大学教授
第03卷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鹤间和幸 学习院大学教授
第04卷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 金 文京 京都大学教授
第05卷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川本芳昭 九州大学教授
第06卷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气贺泽保规 明治大学教授
第07卷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小岛 毅 东京大学教授
第08卷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 杉山正明 京都大学教授
第09卷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上田 信 立教大学教授
第10卷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 菊池秀明 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
因为整套丛书有十位不同的作者，出版社非常尊重每位作者学术上的独创性和行文风格。细读每卷，你会发现，每卷对材料的把握、叙述的展开、史实和观点的表达风格，都不尽相同，没有千篇一律之感。比如第八卷，从来没有学者把辽、西夏、金、元这几个跨不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权放到一起来写。这样写看似陌生，却又合情合理。
4.这套书10本中，哪几本，对于中国读者来有特别的价值?如运用新史料、提出新观点、作者权威性等?
这套书，每卷都可以给中国读者不同程度的启发。它们的话语体系、侧重点和视角原本就与中国学者不尽相同。不能说哪几本对于读者有特别的价值。特色相对更鲜明的，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作者是集中、日、韩三国文化背景于一体的专家，他把三国的历史与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比较着叙述历史的真实;并将三国历史放到整个东亚史中去解读，让人耳目一新。
再比如刚才说到的第8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作者没有像一般中国人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做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演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沿着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脉络，为我们刻画出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历史。
再比如，第9卷《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作者说：“从古代式的明朝为何能够跳跃到近代式的清朝?如果把从明到清的变化看做中国内在的发展来理解，我们会感到混乱。但是，只要从东欧亚这一更大的体系，把与大海相对的中国看做其中的一个元素，就能够描绘出这五百年的活力。这正是本书的意图。本书完全不用于以往的中国史。”这是一本把海洋贸易的历史与帝国的历史并行讲述的特别的断代史。
还有，10卷书中，第一卷是位考古学家;各种妙处，读者自己读后便知。
5.相对于日本版，中文版是否做过一些内容调整，如删改、增添?
对于日本原书，中文版几乎未作删改、增添。合同规定，原则上不允许增删，一切增删均需原作者同意。原来的丛书还有一卷“当代中国卷”，中文版未收;一卷“中日关系史”，中文版未收。
中文版图书以日本原书为模板，版式、要素、编排、呈现都力求接近;所有地图，中文版几乎重新全部依样制作;黑白图片以及彩插，中文版以日文原书为线索，在配图上有所更新。
6.为何想到给每本书增加一篇中文版导读?都请了哪些专家学者撰文?其中是否有值得提及的趣事?
在日本，原书是有一套总编委会团队的，所以，读者可以看到中文版图书扉页前，有四位“编集委员”，他们是史学界很有分量的人物，负责丛书的体例、构架、分卷等重大事项。因为这套书弥足
十位推荐学者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武汉大学教授罗运环、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伯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按卷册顺序)。趣事很多，难以展开啊。有几位先生从来不给任何人写序的。
7.这套书从计划出版到正式出版用了几年时间，为何如此耗时?翻译、编辑、设计的难点在哪里?
这套书从中方提出报价，日方不断审核出版资质，到找寻合适的翻译者、合适的推荐学者、翻译、编辑、制作地图、选配图片、地图送审、重大选题送审、排版调版、设计封面，几乎用掉了五年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译者，有的本人就是这个领域内的学者专家，比如第八卷的译者乌兰女士，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元史专家。
中国日本历史篇二：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王 屏
内容提要: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中,日
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3次大的变迁。
目前,正处于第4次大变迁的初始阶段。
这种变迁以其内部社会结构的动荡与重
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
实现前提,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
“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
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发现其规
律性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
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
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
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
的“实用主义”特征。
关键词: 中国观 东洋史学 实力主义 现
实主义
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漫长的中日关系
史上几经变迁。并且,这种变迁往往都伴
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
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
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
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
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它以历史、文化为
其出发点并最终归结为对各自国家利益
的认同与追求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其
变迁的各个阶段尤其表现为“实力主
义”、“现实主义” 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国
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
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
古代日本人有关中国的正式记载体现
在《日本书纪》(公元720年)当中。《日
本书纪》所提到的中国王朝的名字有:
周(2次)、汉(2次)、魏(3次)、晋(2次)、
隋(1次)、唐(96次)、吴(31次)①。日本
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607年,即从小野
臣妹子派遣“大唐”(实际上是我国的隋
朝时代)开始。《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
与日本有正式外交的中国王朝只有唐王
朝,唐朝以前的隋也被改成了唐朝。《日
本书纪》对唐朝国名的记载至公元696
年止。
日本直接参与东亚国际关系是从日本
初次派大军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
(公元663年)开始。本来,从魏朝到隋朝
日本基本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但到
了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
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
抗拒心理。据《隋书》记载,大业3年(607)
日本国王遣使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有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
述,令皇帝极为不悦。不过,从国书的用语
可以看出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意识的
产生。另外,日本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
时也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如,
日本称朝鲜为“西藩”,就表现出其优越
感。后来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
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另据《旧
唐书》(199上 倭国日本传 p5340)记
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
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时期日本人对华
认识的这种变化视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
1次变迁。
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
894年终止。进入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
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在日本民族文化
——“国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平安贵
族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意识并力图超越
“大唐文明”。9～13世纪,以中国长江中
下游为中心,民间通商活动迅速展开,人
员、物品的交流及金融业的发展已超出
国家的范围,导致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重
组。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基本没有什
么太大的变化,对外闭锁政策与排外意
识还在持续” ②。到了平清盛时代
(1118～1181年),以博多港为中心,日宋
贸易得到积极推动。宋朝货币大量流入
日本,取代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实物货币。
东方的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当日本人知道印度以西还存在着一个西方世界时,以往的三元国际观“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开始向“本朝、唐、西洋”新三元国际观转化。这一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3人不同的对外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织田信长为了获取武器实现国内统一而对“南蛮”文化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对西方基督教也能够容忍,因此,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外交方针。丰臣秀吉实行的是闭锁式的外交方针。但同时他又对台湾的鹿皮、东南亚的丰富物产垂涎三尺。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大明,并在对女真族钳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德川家康改变了秀吉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但他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德川家康废除了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位的含义”⑸。1616年是日本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村山等安率军攻打台湾,惨败后被满门抄斩;中日勘合贸易终结;长崎发生基督徒惨案。16世纪30年代,日本通过了5次“锁国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在“锁国”期间日本留出4个对外“窗口”,即对中国、荷兰的长崎;对朝鲜的对马;对琉球的萨摩;对阿伊奴的松前。
16～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在动荡中重组。明朝政府的朝贡贸易受到来自亚洲各国不断扩大的民间贸易的挑战,但为了维护华夷秩序并防范西方的入侵,明朝政府始终垄断着对外贸易。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于1717年开始实行海禁。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国状态。“锁国”既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也是因应东亚国际秩序变动所采取的对策。在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中,中国完成了明清的交替,日本的幕藩体制国家也业已形成。经过东亚各国内部的整合,至18世纪初,东亚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基本形成。新秩序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渗透在这一时期还无法触动东亚固有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此时的“西力东渐”还主要表现为俄罗斯对北亚以及荷、英对东亚的渗透上。西方势力在南北两方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与外交上基本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但在文化上与中
华文明仍有共识。
19世纪中叶,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东亚各国的民族危机感同时增加。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又面临着新的整合。1871年“日清友好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唯一的一个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的国家、民族建立起对等的关系,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展国权是同时进行的。攘夷需要联合亚洲,扩展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略。近代日本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中构筑着他的亚洲观与中国观。日本为何会形成这种分裂式的亚洲认识与对华认识,恐怕要从以下2点考虑:“第一,在幕藩权力所培育的国际秩序意识中不存在连带=对等联合的观点。第二,日本是通过屈服于有军事力量=?武威?的西方列强的方式而被编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对传统上习惯于以?武威?为轴来考虑国际秩序的幕藩权力及维新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感觉”⑹。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意识以及“尚武”精神,才使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在经过了甲午战争后发生了质的转变。
二、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与“东洋”概念的重新界定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东洋”(Orient),其地理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在古代西方社会,它主要指现在的近东(西亚)而言，即小亚细亚、波斯、埃及。而印度、中国则另外称呼。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远东”一词是后来才有的。随着西方人地理知识的扩展，东洋所指范围也在扩大。东洋一词最早散见于宋书之中。在中国人眼中，东洋除作为地理概念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最初,在利马窦与中国人编制的世界地图上,“大东洋”与“大西洋”同指单纯的地理位置。明朝人张燮著有《东西洋考》,其中有“东洋航线”与“西洋航线”的记载。东洋航线的起点在金门,终点在文莱。文莱既是东洋的终点,又是西洋的起点。东洋航线指出金门——取彭湖——达吕宋岛——再南下到爪哇群岛或文莱北岸的航线; 西洋航线指从文莱出发——向爪哇或苏门达腊方向行驶——沿印度支那东岸返回到彭湖——金门的航线。后来,东洋航线沿岸就被称作东洋,西洋航线沿岸就被称作西洋。其中,东洋的地理位置虽然包括在后来的东洋概念之中,但是,西洋的地理位置与现在的西洋概念截然不同。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与东方平起平坐的西方,甚
中国日本历史篇三：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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