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城历史
发布时间:2017-01-22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州城历史篇一：容城县历史及遗址
旅游资源 独具特色，古有“容城八景”。而今，“华北明珠”白洋淀驰名中外，“磁山文化遗址”、“燕都城”、“剧辛墓”、“宋八王衣冠冢”、“杨六郎晾马台”等历史遗迹，引发后人思古之幽情。
10大洼地 全境有多处古河道，多西北－－东南走向，东南部有大片低洼地。受洪水冲积影响，形成了三条缓岗格状隆起，同时形成了大小不等的10个低洼区。即大碱厂、鸭子圈、龙王跑、天约河、大麦洼、午方洼、胡村洼、大河洼、李郎洼、郭村洼。10大洼地共计 117000亩，占全县总面积33.8%。其中龙王跑面积最大，约25000亩，李郎洼较小，约7000亩。
地貌 全境西北较高，东南略低，海拔标高（黄海）7.－19.米，自然纵坡千分之一左右，为缓倾乎原，土层深厚，地形开阔，植被覆盖率很低。
地质 基底构造属于牛驼镇凸起的西南部分，为地震比较活跃区，裂度7度，但境内基底层未见断裂。第四纪上厚约400－500米。地表以下18－147米，是亚沙土、亚粘土及沙层；地表以下254(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英文 摘:州城历史)－430米，是粘土、亚粘土及沙层。以上诸土、沙层的水平构造，呈由西北而东南方向的不连续性条带状分布。从剖面看，土层和沙层的连续性也差。县境北部沙层厚达70米，南部在50米以下。
历史沿革 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始置容城县。后频繁封侯建国至东汉末年。晋时重置容城县。北齐废之，入范阳县。隋为遒县地。唐武德五年（622）县境内置北义州，贞观元年（627）载撤。武周圣历二年（699），契丹入侵，容城军民奋起抵抗，得以保全，因而赐名全忠县。唐神龙二年（706）复名遒县，唐天宝元年（742）恢复容城县。大历二年（767），容城属雄州。五代时容城属契丹易州。后周世宗收复容城南境，移县治于雄州城内。契丹于拒马河以北侨置容城县。自此南北容城并存。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南容城属雄州。金灭辽、宋，南北容城归一。金大定六年（1166）析容城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定兴县。金承安四年（1199）析容城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渥城县，属安州。金大安元年（1209）割容城属安州。后仍属雄州。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容城属顺天路雄州。至元四年（1267）废渥城县并入容城。至元二十三年（1286）属保定路雄州。明初雄州改县，废容城入雄县。明洪武十四年（1381），复置容城县，属京师保定府。景泰二年（1451），县治由古城（今城子村）迁往现址。明朝容城辖境，约为东西40里，南北30里。除现在容城全境，还有白沟镇南部分，雄县西部部分村庄。编为6个里社。清属直隶省保定府。1913年属范阳道。1928年直隶河北省。抗日战争时期，冀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根据抗战的需要，先后与邻县设置联合县。1947年土地改革时期，也曾一度划分为容定（兴）县和容新（安）县。1949年初恢复原建制。1949年属保定专区。1958年划归徐水县。1962年恢复容城县，辖城关、贾光、野桥、南张、小里、东牛、八于、晾马台、平王、张市10个公社。1994年保定地、市合并为保定市，属保定市。据《畿辅通志》记载：自西汉始建容城县起，至元代，容城县县治一直在城子村。唐初曾地此置北义州。城回七里，为土城。明景泰二年（1451）迁今城址。岁久坍塌。明景泰、成化年间曾重修。并命名西门为迎恩门，北门为镇朔门，南门为景阳门。隆庆二年（1568年），奉文增高二尺，加厚三尺，壕池阔三丈五尺，深一丈五尺。隆庆三年（1569年），于三门外各置木桥一座。万历时始建城楼。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容城县志》载：“城周围三里一十五步，高二丈，下阔一丈六尺，上阔八尺，池深六尺，阔一丈二尺。”根据县志所载县城图看，容城县城只有南、西、北三门，无东门。东门处修一文昌阁。城内有两条大街，即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西大街。两街相接处，清初曾建有一木质牌楼。纪念明朝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牌楼雕梁画柱，横匾书“匡国之臣”。南北大街南头多商铺。县衙在县城正中略偏西，建有大门和仪门，仪门两侧有小门，大堂三间，二堂三间，东西有吏书房各6间。城内东北有忠愍祠和文庙，西南有静修祠和征君祠，西北有宁国寺、城隍庙和养济院，县衙西侧有关帝庙。共有各类祠堂寺庙11处，分
布于各个街道。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以石灰、砂石铺平了各主要街道。1968年县城内主要街道先后建成柏油路。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建设日新月异。1985年古城路拓宽为24米。路旁新建了人民银行、邮电、新华书店等大楼，同时新建了东城根的新容市场，南北长568米，东西宽27米，路面宽12米，占地面积15858平方米，建筑面积14367平方米，全部为二层楼，从此容城县城有了新兴的市场街道。县城街道建设步伐加快。1987年开通板正南大街，1990年建成开通板正北大街、豪丹路和罗萨大街，1996年为连接保津高速公路，拓宽了奥威路。金台西路和正义路也进行了拓宽和重修。2001年招商修建金台东路和金容南街的商贸大街后，商业、餐饮、娱乐、文化融为一体，大大提升了容城县城城容城貌的档次。随着县城街道的建设，一片片生活小区也相继建成，如金苑小区、南苑小区、交通小区、双乾小区、鑫园小区、城建小区、心安小区等。特别是2003年后相继建成的新容花园小区，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并附设新容文化广场，是县城建筑面积最大，入住户数最多、功能最完善的小区。
极大的改善了县城居民的居住环境。县城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不足1平方公里发展到21世纪初的6.5平方公里。县城街道形成五横，即奥威路、和平路、金台路、团结路、豪丹路；八纵，即冿海大街、平安大街、罗萨大街、板正大街、永贵大街、澳森大街、大水大街。道路交通畅通发达。城区的绿化、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公益基础设施建设相应配套。居民生活更加舒适，出行更加便利。县城已建成辐射带动全县发展的区域中心城镇。西汉置容城县。县以城名。据《河北通志稿》 ：“容城故城在容城县西北十五里城子村。”汉置容城县,唐曾赐名全忠县。唐天宝元年（742）复改容城县。治设城子村。明景泰二年（1451）迁今治。1958年底并入徐水县,1962年5月复置容城县。2000年，容城县辖4个镇、4个乡。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总人口244167人，其中各乡镇人口（人）： 容城镇 61639、小里镇 24766、南张镇 43197、大河镇 23588、八于乡 19533、贾光乡 24056、 晾马台乡 24045、平王乡 23343。 2002年底，容城县面积314平方千米，人口24.7万。辖4个镇、4个乡，127个村委会。县政府驻容城镇古城路46号。
行政区划 工厂 容城县辖4个镇、4个乡：容城镇、小里镇、南张镇、大河镇、八于乡、贾光乡、晾马台乡、平王乡。容城镇 镇政府驻上坡村。面积75.9平方千米，人口6.36万。辖24个村委会：上坡、沟西、后营、城内、东关、南关、西关、北关、东庄、南庄、西庄、东牛、北城、白龙、王果庄、大楼堤、小楼堤、小白塔、马家庄、谷家庄、午方东庄、午方南庄、午方西庄、午方北庄。南张镇 镇政府驻南张村。面积53.8平方千米，人口4.42万。辖13个村委会：南张、北张、沙河、西牛、段庄、李茂、沙河营、野桥营、小野桥、西野桥、东野桥、苏李庄、小北张。小里镇 镇政府驻西小里村。面积35平方千米，人口2.55万。辖10个村委会：西小里、东小里、新庄窠、河北庄、黑龙口、西牛营、胜利庄、许家园、王村、师庄。大河镇 镇政府驻大河村。面积32平方千米，人口
2.29万。辖15个村委会：大河、王路、西里、东里、张市、留村、胡村、北郑、南郑、西孙、东孙、河西、南文营、南文、罗河。平王乡 乡政府驻平王村。面积30.5平方千米，人口2.30万。辖14个村委会：平王、赵村、羊定、古贤、 政府大楼李郎、郭村、留通、昝村、沙窝、大先王、小先王、高小王、李小王。八于乡 乡政府驻南八于村。面积29.2平方千米，人口2.09万。辖20个村委会：南八于、大八于、大张堡、南张堡、西张庄、大南头、小南头、北河照、南河照、东河、西河、西堑、李庄、朱庄、龚庄、薛庄、东陈杨庄、南陈杨庄、西陈杨庄、北陈杨庄。 贾光乡 乡政府驻贾光村。面积23.8平方千米，人口2.42万。辖13个村委会：贾光、沟市、城子、西四庄、东四庄、张楚营、西张楚、东张楚、高家庄、刘家庄、王家庄、南后台、北后台。晾马台乡 乡政府驻王家营村。面积33.8平方千米，人口2.25万。辖18个村委会：王家营、刘合庄、北王昝、南王昝、东王庄、西北阳、东北阳、复兴庄、崇明庄、猛通庄、晾马台、北剧、南剧、南阳、辛庄、
张庄、东李家营、西李家营。
经济发展“八五”时期以来，容城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21.7%。农业连年丰收，粮棉油等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工业初具规模，形成了以轻工、纺织印染、食品加工、机械电子、建筑建材、羊绒梳纺为主的十几个行业门类。容城服装闻名遐迩，有北方“中国服装之乡”“中国男装名城”的美称。重点企业有：容城县灯泡厂是华北地区唯一原轻工部定点生产汽拖灯泡的专业厂家，产品质量居国内领先水平，正与日本来福公司洽谈合资以图更大发展，容城县机械厂，自动和半自动电脑带锯床设计生产能力可达200台，产品远销南美、北非、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中国精品1个、省级名牌18个，省著名商标25个；产品远销亚洲、南北美洲、欧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产品交货值50亿元人民币，直接出口创汇2亿美元；年产各类服装4.5亿件(套)，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60亿元。2011年，容城正式成为中国唯一的“中华国服生产基地” 容城投资环境优越。交通便利，西距京广铁路16公里，京港澳高速公路（G4）8公里， 东距京九铁路30公里，津保公路、保津高速公路横贯全县。通讯快捷，容城县程控电话总装机容量已达3万多门，可直接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电话联系。电力充足，境内有220KVA变电站一痤，35KVA变电站8座，组成科学合理的电力供应网。可为各行业发展提供优质可靠的电力保障。容城经济发达，特色产业明显。2002年，容城县国内生产总值为19.6亿元，人均7840元；容城县各项存款余额17.4亿元，人均7000元。容城县以服装生产为主导产业，是中国较大的服装生产基地之一，素有“南石狮，北容城” 之称。容城县共有服装生产企业3000多家，其中成规模的400余家，从业人员5万多人，年产西服、衬衫、针织、童装、羽绒等服装制口1.5亿件（套），年实现产值32.59亿元。容城对外联络广泛，经济外向度较高。全县共有外资企业29家，累计引进外资1180万美元；服装出口全世界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兴建办事处32个； 2002年，全年外贸出口创汇4600万美元，人均出口创汇184美元，经济外向度50%，均为保定市第一位
景观文化 明月禅寺 明月禅寺 位于晾马台乡晾马台村西北角，晾马台遗址的土台上，高出四周地面约4~6米，面积约有4公顷。相传此高地曾为尧舜祭天的地方，名曰工谢台。商、周时的天子都曾到此祭祠。至唐武则天时，在此台上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使用印度佛教艺术修建的大寺庙，并亲自题名“明月禅寺”。并把释迦牟尼佛祖生前所用之物红檀香木放在明月禅寺，见此如见释伽佛祖。至明成化年间，宪宗朱见深为超度他的父母升入西方极乐世界，在全国遴选讲经僧人。当时已败落到只有一个僧人的明月禅寺的净普奉旨进京讲经，留下了明成化三年（1466）的一通碑。现存明月禅寺为20世纪90年代重建。由赵朴初题写寺名。千年古柏与万年石 均位于晾马台遗址上，传说是唐朝修建明月禅寺时种植。相传，北宋将领杨延昭打败辽军凯旋，曾驻扎于明月禅寺，把战马拴于此树上，马动树长，转眼该树粗了很多。抗日战争时期，一伙日本兵对这棵古柏颇为好奇，欲锯倒运回日本，谁知锯不到两指，古柏竟流出了鲜血。吓得日军跪地求饶，狼狈逃窜。该古柏长有两种不同的树叶，开红花。万年石也是唐代建寺之物。历经千年，上面雕刻的花纹与字迹已模糊不清，但它却不时能涌出水珠，成为千年不解之迷
容城古八景 据《容城县志》记载：容城八景为：“古城春意”、“易水秋声”、“玉井甘泉”、“白沟晓渡”、“贤冢洄澜”、“忠祠松雪”、“古篆摇风”、“白塔鸦鸣”。古城春意位于容城县城北7.5公里。据《容城县志》载：“在城北十五里。土壤肥饶，草木畅茂，每春早发，比他地异。”易水秋声 容城县境内的南拒马河，全长12公里，发源于涞源县，古称涞水或易水。此为南拒马河秋景。《容城县志》载：“树本荫翠，禾稼繁盛，暑退风清，水声嘹亮”。玉井甘泉 位于容城县城正南。唐高宗三年[652年]，帝李治东巡，驻跸午方大寺，乐饮寺外井水，赐额“玉井甘泉”。据《容城县志》载：“在城南午方村。泉清水甘，回异他所，金宗驻跸，名曰甘泉。”、白沟晓渡 位于容城县城东15公里。当时高碑店市的
白沟镇属容城县所辖。为当时的水陆码头，每日清晨，水运如织，一派繁忙景象。据《容城县志》载：“地当孔道，烟树苍茫，朝露未晞，竞渡绣错”。贤冢洄澜 位于容城县贾光乡沟市村的拒马河畔。相传：当年洪水泛滥，独先贤刘因之墓未冲毁。据《容城县志》载：“刘静修先生墓，地拒马河南岸。河水冲决，地多圯坏，独此三面，萦洄无虞”。忠祠松雪 位于县城内金容中街北段。当年为祭祀先贤杨继盛所修。据《容城县志》载：“在学宫东。堂庑严整，栢桧森然，每当风雪，清翠亭秀”。古篆摇风 位于县政府院内。“在明伦堂前。每遇微风，碑座摇动，尘埃徐出，见者惊异”。白塔鸦鸣 位于容城县城东侧，现已划入城区。据说：人立于塔侧拍手，即有乌鸦的鸣叫声。应为塔身产生的回声或共鸣，但当时传之以神。该塔已毁于文革时期。据：《容城县志》载：“在城东白塔村。伫立塔下，拍手相击，鸦声即应，神异莫测
古县由来 容城之名始见于汉代。据《容城县志》记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是为容城侯国。据《容城县志》记载：“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置容城县。”容城一名的由来，盖从“有容氏”与“成侯国”各取一字衍变而来，后来“成”渐变为“城”）。又据传说：道家始袓名叫容成子，道号易家，他曾脚踏龟背，观日月星象，受龟纹启示，绘成阴阳道纹。后周丞相姜子牙在此基础上绘成八卦。文王演《易》后，感容成子之功，追封容成子后代。封号称“易家”。封地之内，不纳税赋，不服徭役。后秦皇“焚书坑儒”，此地渐渐荒芜。后代感念始袓恩德，此地改叫容成子，后衍变为容城。
上坡遗址 位于容城县城南上坡村南的台地上。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遗址为长方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20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1981年4月至1982年5月，省、地、县文物工作者对上坡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988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一般在1~3米左右，共分四层，从上至下依次为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出土文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500多件。磁山文化层出土有陶盂、支架、磨盘、磨棒等。器物形制和组合特征均与磁山文化遗址相同；仰韶文化层出土有彩陶钵和双耳褐陶罐；龙山文化层中出土有折腹盆、篮纹陶罐和双耳罐；商代文化层陶器有鬲、簋、豆、盆、纺轮、网坠等。骨器有骨锥、刀、匕和鹿角锤。石器有刀、镰、斧、凿、杵、磨盘、磨棒等。此外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2座房址和83个灰坑。房址为长方形，有门口、门槛、顶柱（仅存柱洞）以及门口外的排水设施，房内门口均有做饭用的灶，并有烟囱通往室外，这些遗迹揭示了3000年前商民居住和生活的背景。上坡遗址的发掘，把磁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由豫北冀南扩大到保定以北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该遗址也是保定地区首次发现的磁山文化层。1982年7月，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晾马台遗址 位于容城县城东17公里的晾马台乡晾马台村。为商、周时代遗址，周围地势平坦，遗址为一长方形台地，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00米，面积15000平方米。高出地表2~4米，文化层厚2~3米。197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此进行调查时发现了该遗址。199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在晾马台村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暴露的灰坑遗迹和遗物，其中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为粗绳纹，可辨器物有罐、鬲、豆等，还有牛、羊、猪，鹿等动物骨骼、鹿角。较完整的器物有燕式筒状两件麻光球型盖豆两件、陶罐一件、鱼梭标、蚌刀各一件。1958年曾出土“燕侯职”铜戈，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属于商文化的文物有绳纹陶鬲、鹿角鱼梭和双孔蚌刀等，属于周文化的遗物有陶鬲等。目前尚未进行考古发掘。台上现有古柏7株，其中一棵较大者，高10米以上，粗细三人合抱不拢。1982年7月，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南阳遗址 位于容城县城东14公里的南阳村南200米处，其西、南、东三面均有古河道，遗址东西长600米，南北宽700米，总面积42万平方米，文化层0.3~1米。1981年春，容城县文化局在晾马台乡考古调查，在此征集到曾出土的铜鼎、铜壶、陶钵、陶罐。此外，这里还出土铜镞、陶鼎、豆、燕国刀币等。在该处遗址范围内，近20年已征集到刻有铭文的
“西宫”铜壶、“左征”铜壶盖、“燕王职”铜戈、内有“易市”字样的陶文等一批重要文物。这些器物都具有燕文化风格，其地理位置也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燕国都城“临易”相近，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由于遗址尚未进行考古发掘，无法确定文化层的详细情况。2006年5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牛遗址 位于容城县城关镇东牛村。遗址面积3万平方米，东西宽100米，南北长300米。从出土的彩陶钵和红陶罐陶片分析，应为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9月，省文物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部分发掘，发掘面积22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彩陶钵片，红陶罐陶片，资料全部由省文物研究所保存。现在遗址的南面、东南建起了民房。1987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白龙遗址 位于容城县城关镇白龙村西500米处，东西宽200米，南北长200米，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遗址地势比较高，四周均为耕地。1985年11月6日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1986年11月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省文物研究所等试掘发现一处窖穴（灰坑），编号为土路东H1，椭圆形，南北宽3.6米、东西长2.8米，深0.55米，圆底，灰坑北侧被一条沟破坏。灰坑内有灶，灶底处有3块不成表的红烧土。灰坑东南有一深0.12米、直径0.2米的柱洞，柱洞东侧露出一件早商残尖足陶鬲。以上情况表明，H1 是一处早商时期居住址。1987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午方遗址 位于容城县城南1.5公里的午方村西。遗址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比周围耕地高出3米。现为耕地，保护完好。1982年和1997年省文物研究所两次试掘。发现此遗址文化层厚0.5~2米，可分为三个文化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和商周文化层。仰韶文化层出土器物有彩陶钵、彩陶碗、彩陶罐陶环、陶纺轮、网坠、陶罐、陶支座、陶釜、陶甑、陶盘、石斧、石凿、石磨盘、石磨棒、石锛、石杯、刮削器、双翼石镞、石刀、骨刀、骨剑、骨鏠、鹿角铲、骨镞、骨凿、鱼骨饰件等等。较为重要的发现，是露出一眼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井口于耕土下露出，椭圆形，长2.5米、宽1.8米、深4.5米。井壁陡直，上小下部稍大，井壁有可供上下时使用的“凹槽”，井底部有用木棍做成的井盘，井盘呈“井”字形。内有多件当时先民们提水时掉下去的陶罐，陶罐少数完整，多为碎块，有一件陶罐颈部还系有绳索。1987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庄遗址 位于容城县容城镇东牛北庄村东。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四周均为耕地。1984年春文物普查时发现，后经省文物部门多次勘察，对此遗址有了初步的认识。1986年秋，修容城至小里公路时，经过跳进区发现灰坑很多，而且在遗址内发现很多遗物，有骨针、带坑窝石器和陶器等。据采集到的标本分析，北庄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陶支架、陶盂、三足钵、磨棒均有磁山文化内涵，“红顶”器物是仰韶文化时期遗物，袋足鬲等为商、周时代的遗存。由此可见，此处遗址延续时间很长，大约经历了4000多年。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很深。1987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黑龙口燕长城 位于容城县城西南13公里的小里镇黑龙口村东200处。此段长城当地人称“界堤”。据考察，系战国时燕国南长城的一段，残长200余米，高0.5~2米。夯土筑成，每层厚约17厘米，顶宽4米，底宽6米。1984年7月，容城县文保所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此段长城。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和北张村一古碑记载，这段“界堤”是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分界线，也是燕国长城的一段。燕国南长城的黑龙口、赵北口、张青口等处，均为当时关隘。《历年通鉴辑览·卷九》载：燕昭王元年（前311）秦使张仪说楚、韩、齐、燕连衡以事秦。张游说燕昭王：“赵以效河间，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攻燕，易水长城非王之有矣”。据此可知，在燕昭王时，已有易水长城之称，建筑年代要早于公元前311年。1987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杨庄城堡 位于容城县八于乡西陈杨庄街中。城墙层高2~3米，顶宽3米，底宽5米，东西长180米，南北宽74米，系夯土筑成，每层厚约14厘米，北距南拒马河500米。据《容城县志》载：西陈杨庄有一“堡子”，是宋代边境南境城堡，据传，宋太祖第四子、被
州城历史篇二：寿县历史
建置沿革
夏禹定九州，寿地属扬州，殷商如制。周为六、蓼国地，襄王三十年(公元前622年)楚灭六、蓼，地入于楚；景王十六年(公元前529年)吴略州来，并占寿地；敬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93年)蔡避楚求吴翼护，迁都州来，州来改称下蔡，寿地属蔡；贞定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灭蔡，地复入于楚。
秦王政六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破楚克郢，虏楚王负刍，楚亡；越二年秦划江淮及其以南地区为九江郡，置寿春县，为郡治。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封英布为淮南王，都于六，寿春为淮南王国地；英布叛死，高祖立子刘长为淮南王，都寿春；刘长废死，文帝立刘长子刘安为淮南王，仍都寿春；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安谋叛死，国除，寿春为九江郡治所；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置十三州刺史部，寿春为九江郡治所。九江郡属扬州刺史部。
三国时，江淮为战冲，寿春为魏淮南郡治所，兼扬州治所。
西晋初，徙扬州治所于建邺(今南京)。永嘉时划扬州西部地区为豫州，寿春为淮南郡治所，隶于豫州。
东晋孝武帝时，因避帝后郑阿春讳改寿春为寿阳。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将兵攻占寿阳，淝水之战晋师大破秦兵，收复寿阳。
南北朝时，宋改寿阳为睢阳，为豫州治所，兼南梁郡治。南齐代宋，复称寿阳，为豫州治所。北魏略淮南，再称寿春，为扬州治兼淮南郡治所。梁克寿春，为南豫州治所兼南梁郡治所；并析寿春南部地置安丰县。东魏据淮南，寿春复为扬州治所。北齐代东魏，扬州刺史镇寿春；及陈，复以寿春为豫州治所。北周拔寿春，为扬州治所和淮南郡治所。
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置淮南行台尚书省，治所寿春；次年灭陈，改行台省为寿州总管府。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置淮南郡，寿春为郡治所。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改淮南郡为寿州，隶于淮南道，领3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改寿州为淮南郡，领5县。乾元初再为寿州，隶于淮南节度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唐封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为吴王，都扬州，寿州为吴国地。五代初，吴王天祐四年(公元907年)置寿州忠正军节度使。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南唐代吴，以寿州置清淮军节度使。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世宗拔寿州，置忠正军节度使，徙军治、州治于下蔡，称北寿春，原寿州地称南寿春。宋太祖时，寿州(治下蔡)隶于淮南西路。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升寿州为寿春府，府治所在北寿春(下蔡)，领5县，南寿春为其一。
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金兵渡淮陷寿春、安丰，下庐州，宋军克之。次年，宋金相约以淮河为界，淮北属金。金以下蔡为寿州，置防御使，隶于汴京路(后改称南京路)；宋则置安丰军，军治在安丰县，寿春隶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复置寿春府，隶于淮南西路，寿春为府治，领4县，兼制安丰军。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改寿春府为淮南西路安丰军，治所寿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复下淮南，占寿春等地；嘉定初，宋金议和，仍以淮水为界，寿春归于宋。
元初，置中书省与11行中书省，淮南各府、县均隶于河南行中书省。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置安丰路总管府，治所寿春，领5县。次年改寿春为散府，
领3县。二十八年复为总管府治，领1州、5县。至正二十四年、宋(韩林儿)龙凤十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据江淮称吴王，以寿春为寿州治，隶于临濠府。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寿州直隶于京师中书省。四年，省寿春、安丰、下蔡三县，合并为寿州，领2县，隶于中都临濠府(后改为凤阳府)。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成祖迁都北京(顺天府)，凤阳府直隶于南京。
清初，寿州属江南省凤阳府，领2县。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置江南省左、右承宣布政使司，凤阳府隶于左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析江南省地置安徽省，原江南省左布政使司改称安徽布政使司，仍驻江宁(今南京市)署理安徽各府、县政事。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定寿州为散州，不领县。十一年，析寿州所属故下蔡县地暨州城北门以外地置凤台县，并划州城东北隅6坊为凤台县治；其界：自宾阳门北侧西行入箭道巷，沿东侧向北经准提庵巷入西大寺巷，沿北侧向西入北大街，沿东侧向北越街入紫城街，沿北侧西行至街尾向北止于城垣。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置寿春镇总兵署于寿州城，制两淮军事。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自江宁迁省会安庆，为抚院的属衙(称藩台衙门)，州、府均听命于抚院。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徙凤台县治于下蔡镇，原治所辖州城6坊还属寿州；同年，安徽置3道，寿州隶于凤颍六泗道(后改为皖北道)凤阳府。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道府，改寿州为寿县，直隶于安徽省。3年，复置道，寿县属淮泗道。17年撤道，复隶于省。21年10月，寿县划属安徽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驻寿县；27年12月改属第三区，专员先后驻立煌(今金寨)、六安；29年冬，第三区改为第二区。
1949年元月，寿县和平解放，军管时期受中共江淮区党委二地委领导；同时，以寿县瓦埠湖以东与合肥、定远县毗连地区建置寿合县。2月，军事管制委员会撤销，民主政府成立，寿县改隶于皖西行政公署；同时将凤台县所属的城北各山村划归寿县，置八公、北外2乡。6月，撤寿合县建制，原划出的瓦东地区仍归寿县；寿县隶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六安专区。1952年8月隶于安徽省六安专区。1954年2月将县东北的二十店乡与隗店、北外乡的部分行政村划交淮南市；10月，肥西县土山区斗镇乡靠近吴山庙的3个自然村划归寿县，入三义区吴山乡。1958年12月，析寿县真武庙至正阳关一线以南、瓦埠湖南部以西地区建置安丰县，县治设石家集，隶于六安专区；其余地区仍为寿县，改隶于淮南市。次年4月撤安丰县，地复入寿县，寿县再隶于六安专区。1965年7月将寿县东部的下塘、杨庙、水湖、杨公4区划交合肥市长丰县。
钟楼巷
在寿县城东街、小街头西侧。楼上一侧悬一大鼓，一侧悬一巨钟。但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知州彭汝贤彭汝贤题其名曰“声远楼”。钟为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十一月所铸，抗日战争时曾用为防空报警，建国前后又用为火灾报警。1979年，钟楼拆除，钟遂移于县博物馆。据《寿州志·古迹》引《天下名胜志》记载：“春申君故宅址在州治西钟楼巷内。
州城历史篇三：合川历史文化
合川是长江上游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合川的历史文化，先后经历了原始文化、土著文化、巴文化、唐宋文化以及元明清文化这样一个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历史源远流长，传承脉络清晰”、“巴文化和唐宋文化特点鲜明，地位突出”、“山、水、城合一，历史地理条件优越”、“民风质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是合川历史文化有别于周边城市的四大特色。
（一）原始文化
合川的原始文化，发端于距今约200万年的新四纪早期。2004年底，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为配合渝南高速公路合（川）武（胜）段建设，在沿线考古调查勘探中于合川涪江三桥右岸一、二级阶地上发现了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唐家坝遗址。2005年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市文物保管所对唐家坝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通过对2.5万平方米的大面积钻探和325平方米面积的发掘，探明该遗址地层分为5层：第一层是现代至秦代文化层，第二层是战国文化层，第三层是全新世堆积层，第四层是第四纪堆积层，第五层是砾石层。采集到石片刮削器、石片砍砸器、石核砍砸器、砾石单刃砍砸器、砾石刮削器、石核等22件早期石制品就全部出土于距地表15米的砾石层中。与此同时，考古调查人员还在位于合办处大坪村地处涪江左岸二级阶地的第四纪地层中，采集到1件刃口使用崩疤明显的石片砍砸器标本。这批古老石器显示，“此地（嘉陵江、涪江汇合处沿岸）从第四纪的早期至第四纪晚期，都应有人类在此活动。唐家坝遗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长江上游原始文化，建立长江上游地域的旧石器文化序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由此可见，唐家坝遗址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处于相同的地质时代。生活在唐家坝的古人类与巫山人一样，也是早于元谋人的远古人类。
合川原始文化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继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之后，还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沙梁子遗址。沙梁子遗址位于盐井镇糖坝村（原合川市东津沱办事处糖坝村四社），地处嘉陵江右岸的二级阶地上，靠北有名为大溪沟的溪流汇入嘉陵江。遗址高出河漫滩35米左右，地势宽阔、平坦，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该遗址由重庆市博物馆在1987年初的三江考古调查中发现，经过1989年、1998年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商周时期的陶器和明清时期的瓷器。其中，“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耜、斧等，多为农具，仅刮削器可能与狩猎有关，说明沙梁子先民们过着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生活。”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耜、石锄、石镰、石斧、石锛、石球、网坠等器形。陶片之可辨器形者有罐、釜、盆、缽、尖底角状杯等类。”制作年代大约在距今6千至7千年前，与重庆巫山大溪文化、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相当。
此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嘉陵江流域最早的人类痕迹是距今2万5千年的铜梁文化。而以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沙梁子遗址为代表的合川原始文化，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结束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叶，起源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在嘉陵江流域人类文化中仅此而已。
（二）土著文化
继原始文化之后，是合川的土著文化。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这里指的是“巴”进入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后，大致以秦汉巴郡为巴国时，境内的民族成份。也即是说，“巴”是在这些“蛮”族的地盘上建国的。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指出，在这一记载中，常璩将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整个西南地区的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也就是说，巴国之属的濮有别于其他。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邓少琴先生曾经考证说：“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2]唐家坝和沙梁子遗址商周文化层出土的、具有明显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早期陶器，证实了邓先生上述结论的正确，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合川远古时期先民，从原始人类向土著民族进化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由此而言，合川古代的土著文化，是以居住在三江流域的原住民——濮人为代
表，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有部分学者亦称此类文化为“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时间跨度大致有3000多年，相当于中国传统历史纪年中的“夏、商、周”时期，即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结束于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时期。
考古专家通过对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罐、釜、盆、尖底盏、尖底杯、平底器等晚期陶瓷器物组合与四川、重庆等地，如：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的相同器物的比对，认定为商周时期常见典型器物，这也足以说明，商周时期合川的土著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三江流域的经济基础相近于蜀而优于江州（重庆），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川土著文化，除了与周边的他地文化有着联系之外，自然也有着一定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沿袭到东汉以后还是继续存在的。合川的土著文化是一种与周边他地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域文化。
（三）巴文化
西周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洛邑，楚国便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张。在此背景之下，春秋之际，随着巴人的大量迁入，以及战国后期巴国都城在铜梁山下的建立，合川成为了巴国的腹地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原来的土著文化在这一时期与巴文化融合，进入到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巴文化时期。
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垫（褺）县于合川，合川历史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垫江县是合川2320余年建置史的开始。《四川郡县志》载：垫江县辖“今合川、武胜、铜梁、安岳、岳池等县”。《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县治在今合川县城关镇”。即垫江县治已在今合川区合阳城，为当时巴郡可考的5个县之一[1]，亦为秦代在西南可确考的19县之一。
垫江县城的选址和修筑，体现了中原文化“山（瑞应山）之南称阳；水（涪江）之北称阳”的风水学说和“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的建筑理念，是中国古代依照“天人合一”选址建城的典型范例。由此而下，朝代更迭，垫江县由县升郡，由郡置州，但治地依旧。由于城址的不动迁，合阳这片热土，始终保持了它作为三江两岸广大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中心的重要地位。清《合州志》这样描述：州城地脉，来自龙多，有高望、纯阳绵亘而入，豁间平壤，周环六、七里，东西迤长如凤伸颈，如鸟舒翼。旧志称其龟龙。瑞应拱峙，四围涪、宕、嘉陵交会城下，屹然一名都会。
近二十年来，合川狮子坟砖室墓、白鹿山砖室墓等数十座汉墓中出土的陶质水田模型，以及南屏白鹤林汉墓中出土的碳化谷物证明，秦汉时期的垫江是稻谷的主要产区。特别是陶质水田模型中“鱼”、“龟”、“蚌”等专用养殖池塘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的稻谷种植已与水产养殖相结合，多层次、立体型的种养殖技术的运用已经十分普遍。“县北有稻田，出御米” 。江州县以今渝中半岛为中心，北与垫江县接壤。这种作为贡品的上等稻米，自然也出自垫江县。当时的垫江的三江两岸不但是稻、黍、稷、麦、豆等粮食作物产区，同时还以桑、蚕、麻、茶叶为农副产品之大宗。
东汉，是垫江县在巴文化时期经济形成较大发展格局的重要阶段。“东汉砖室墓一般分布于土层深厚的沿江台地及平坝，其规模较大而又保留有封土遗迹者当推合川南津乡汉墓群（即：南屏汉墓群）。在该乡白鹿、中南、上南、下南、牌坊等村东西1.5公里，南北2.5公里范围内，大小封土冢星罗棋布，基建及农耕中，历来有几何纹汉砖、陶器及陶俑、陶模型残片出土。”这种大范围、密集性汉墓群的发现，在巴渝地区仅此一例，说明当时垫江县的城市建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居住人口相对密集，三江之地的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迄今保存的汉代青铜笔洗工艺精湛，濮岩东汉画像室石墓浮雕图案精美，南屏汉墓中出土的侍俑惟妙惟肖，抚琴俑神形兼备，彩绘舞蹈俑装束华丽，大陶马、陶猪、陶羊和陶狗造型生动，以及
草树土汉代遗址中“豪宅”遗址的高档规格等等，无不展示出了汉代垫江在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获得的较高的成就。尤其是在草树土汉代遗址中出土的朱雀纹饰瓦当，精美绝伦，在重庆地区极为罕见，是为巴渝文化受到楚国文化熏染的例证。
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宋文帝元嘉（公元424年——453年）中，分巴郡垫江县置东宕渠郡，属梁州。”这是合川在古代由县升郡的开始。1987年，重庆市文物普查队在合川七间孙家坝首次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为川东地区早期青瓷生产过程、工艺特点以及产地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同时也展示出了合川古代陶瓷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巴文化在合川历史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巴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敢于拼搏的民族性格，对合川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合川的历史上，宋蒙、元战争时期的钓鱼城36年抗战，以及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金子沱武装起义，即为继承发扬合川文化传统最应当称道的典范。
（四）唐宋时期的文化
唐宋时代，合州经历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即从封建政治军事性质的州城，开始向封建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是合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1.水陆交通
合州“贯江、沱，通汉、沔，控引众川”，具有“巴蜀要津”的重要地位。自古以来，嘉陵江就是沟通四川东、北部地区及联系外界的水运交通动脉，是川西、川中和川北地区与巴渝、峡路紧密联系的纽带。汉唐时，金牛道、嘉陵故道、米仓道和荔枝道是川陕交通线上的4条主要干线，合州在嘉陵故道、米仓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宋代巴渝地区得以长足开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合州成为了成渝北道水陆中枢站，特别是南宋绍兴年间转漕川米，经常将川西眉山、乐山、泸州等地的粮食从长江水道通过嘉陵江运入抵阆中、广元，合州是漕运的中转仓重地。宋·任逢《垫江志》载：“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都转运司于东西两川敷对籴米，岁六十担，即合州置转运船仓，舟船篙挽，悉从官雇，凡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长江之古称）至重庆，溯内水（嘉陵江重庆至合川段之古称）至合寓于仓，又自合溯西汉水（今合川嘉涪口以上嘉陵江之古称）至利、阆州，谓之转搬。”这样的迂回“转搬”，从商人射利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其重要性在于稳定军心及边务。由此可见这条水道在宋代的重要意义。
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合州经济的繁荣。合州作为唐宋时期巴蜀的水陆交通枢纽，起到了促进巴渝地区开发和辐射川中、川西和川北广大地区的重要作用。故《方舆胜览》等文献称合州为“巴渝要津”、“蜀口形胜之地”。
2.城镇建设
合州城——唐代的合州城，宏伟壮观。宋·晁公武在《清华楼记》中说：“其水曰涪、曰嘉陵，合流于城下。”[3]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合州子城的修筑，开合川历史上提高城市防洪功能之先河。清光绪《合州志》卷4《建置志·城池》记载：“唐治子城，《图经》云：天宝三年筑。大历八年圮于水。”两宋时期，为提高合州城防御洪水的能力，修筑子城或江堤成为了当时维修城池的重点。任逢《垫江志》载： （宋修子城）西京作坊使知州事瞿美（乾德三年，即公元965年）筑，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圮于水，太守李大中（嘉泰三年至四年，即公元1203年至1204年以朝请大夫的身份任合州刺使）重修。 其间，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知州单熙在“州治东北嘉陵江”岸修筑了单公堤。
明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十月，知州唐珣奉旨在合阳原址上重筑合州城。条石砌筑的城墙高5.7米，上阔4.3米，下阔5米，东南滨江，西抵濮溪（即：落阳溪），北据瑞应、纯阳二山，由城东朝阳门到城西落阳门2里，由城南小南门到城北迎恩门3里，周长16. 2里。计有石卷城门11道。状元黎淳在《修合州城记》中有“即故址砌为石城”之句，说明代合州城与唐宋时期合州旧城的规模基本相当。殊不知就此规模，在明代时也仅次于成都城，位居西南第二。下面，就是当时西南地区主要城市的城围数据：
成都城22里3分，合州城16里2分，江北城15里，重庆城12里6分，嘉州（乐山）城11里，遂宁城10里，南充城9里7分，顺庆城9里7分，内江城9里3分，阆中城9里3分，潼川府（三台）城9里，资州城5里；昆明城10里7分，大理15里；贵州城9里，遵义7里。
草市镇——合州便利的交通条件、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兴旺发达，促进了州境内农村场镇的迅速兴起。由于农村场镇是在草市（农村定期集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称草市镇。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又称为阂市。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统计，四川有农村场镇779个，尤以嘉陵江下游分布密集，合州、普州居第一。《元丰九域志》载：宋代巴渝地区共有场镇103个，而合州所置的场镇就有45个。当时，这些农村场镇已具有一定规模。小城镇的兴起，促进了农村商品的流通，加快了农副业和合州商业城市的发展。
3.农业经济
唐宋时期合州是巴渝地区农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丘陵地区的开发、梯田的开垦和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是唐宋时期合州农业发展的主要体现。合州三江流域一带的台地，地暖肥沃，水源丰富，普遍种植早稻和中稻。早稻大约在每年的5月底、6月初成熟，中稻在7、8月亦可收割。在合州境内的丘陵和山区，从唐代就开始出现了梯田。到了宋代，梯田已得到普遍发展。梯田建于山坡之上，随山坡的斜度筑埂，层层开发，主要利用塘堰灌溉，种植水稻。 “合州等处无平田，农人于山坡起伏间为防，潴雨水，用植梗糯稻，谓之赠田，俗名雷鸣。盖言待雷鸣而后有水也。”这里所谓的雷鸣田，即指没有塘堰灌溉的望天田。雷鸣田由于有田埂可以蓄水，也可以种植水稻，只是没有水源保证，一遇天旱，收成也就很难说了。正如宋人庹所说：合州巴川县一带“五日不雨枯，十日不雨稿，丰年常少，而凶年常多。”但是不可否认，丘陵地区的开发、梯田的兴建，尤其是梯田潴水种植水稻，使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利用，促进了合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唐宋时期，合州的名优特产有“水南茶”、“牡丹皮”、“白药子”、“补骨脂”、“荔枝”等。
合川地区种茶、饮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西周初年，巴国向周王朝纳贡的土特产就有“丹、漆、茶、蜜”等。虽然古人在文献中未说明巴国茶叶的具体产地，但合川为其主要的产地之一是肯定的。唐代，重庆地区沿长江流域的山区、丘陵地带，成为茶叶的主要产区，主要分布在合州（今合川）、渝州（今重庆）、南平军（今南川）一带，并制作出优质茶叶。合州的水南茶为巴蜀四大名茶之一，由于产量不多，时为珍品。 “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补骨脂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夏秋之交开花，荚果含一种子，扁圆色黑，中医用以入药，功能补肾温脾，壮阳因精，明·缪希雍《本草经疏》说“补骨脂，能暖水脏，阴中生阳，壮火益土之要药也”。从唐代开始，合州的补骨脂是贡奉朝庭的珍品，种收由官方直接管理。“补骨脂园，在钓鱼山下（今钓鱼城西小白塔附近），方二亩，立园丁八名种收。”
牡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汉末《名医别录》载：“牡丹生巴郡山谷及汉中。”由此可见，今合川地区的丘陵山谷自古是山牡丹的生长地，是牡丹的故乡。唐宋时期的合州是唯一贡“牡丹皮”和“白药子”的地方。 “巴川郡贡牡丹皮十斤、药子二百颗。今合州。” “合州，……贡牡丹皮、白药子。”牡丹皮是牡丹的干燥根皮。具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的功能。白药子为防己科植物金线吊乌龟的块根。具有清热化痰，凉血解毒，祛
风止痛的功效。
在唐代，荔枝是四川名产。合州嘉陵江东岸的学士山麓，从汉代开始就有荔枝园，该园中曾因有荔枝树“异本合干”，生意盎然，在合州传为佳话，渡江前去一睹奇异之貌者络绎不绝。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知州何麟还曾前往观赏，并作有《荔枝赋》赞之。此外，城北的濮岩（今派斯学院附近）建有荔枝阁[12]。唐时合州是四川荔枝的主要产地，但在数量和品质上排位较后。故有“蜀中荔枝，泸、叙之品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之说。
4.手工业与商业
唐宋时期合州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纺织方面，唐代合州就产贡布、筒布和斑布等著名纺织物。到了宋代，种桑养蚕、缫丝织缣得到了普及，使宋代合州成为了巴蜀纺织业的中心之一。[1]
合州自古以盛产铜、铁矿而著称。《〈华阳国志〉新校注》云：“铜，盖产于巴郡垫江县一带。”经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定：今涪江南岸的铜梁山一带，是巴蜀最早开采铜矿的地方。[2]唐代合州的冶铜和铸造技术已驰名巴蜀。唐武周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合州庆林观曾为武则天皇帝铸造了一口铜钟。这口钟通高79厘米，厚2.5厘米，虎纽、直腹、圆口，顶部作莲花瓣纹，钟身四面作双层方井纹，分上下两段，其中有一边上段铭文：“维大周长安四年岁次甲辰拾月癸丑朔贰日甲寅，合州庆林观观主蒲真应等，奉为圣神皇帝陛下敬造洪钟一口，重肆百斤，普及法界苍生，并同斯福。朝议郎行合州司马高德表。”后此钟在运往京城途中的阆中时，中宗即位。该钟至今仍保存在阆中市文管所。
到宋代，合州的坑冶（即：冶铜、冶铁业）蓬勃发展。宋初，四川产铜、铁之地有合州和渠州，设有铜冶、铁冶和铸钱监。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四川产铁地为合、渠、资三州。当时，合州的小铁矿星罗棋布。这些小铁矿出产的铁，大量用于铸造铁钱和兵器农具，铁钱和兵器由官府制造。迄今，市文博单位已收藏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宋代铁制器物。如：今存于文管所的宋代铸铁转轮经藏座、钓鱼城奇胜门出土的铁质旗蹲，今陈列在钓鱼城历史文物陈列馆中的宋代铸铁犁头、铸铁手雷、铁质箭镞、石工工具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钓鱼城出土的数把宋代手刀、朴刀表明，宋代合州所产之铁，品质优良，经千锤百炼打造而成的钢刀，锋利无比，至今依然如故。
唐宋时期合州的造船业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一大产业。北宋嘉陵江主要转输川米，并一度转输马纲之后，进一步促进了合州造船业的发展。到南宋时，合州已成为四川重要的造船中心，四川各府、州、县的官船，主要在这里打造，有时一次便打造二百艘。在南宋晚期的宋蒙、元战争中，钓鱼城筑有南北水军码头，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钓鱼城守将张珏就曾一次调集了一千余艘战船，载石沉入嘉陵江款龙溪，横江筑成水城，将蒙古军阻于江中，大败蒙军。咸淳八年（1272年），元军为顺江东下，在合州调集造船工匠，于金子沱设造船场，打造了大批战船。这些史实说明了合州造船业的发达。
合州是宋代巴渝瓷器的重要生产地，主要生产黑釉瓷，以供民间日常为主，器物种类繁多，有食器、陈设器及玩具等。釉色以黑褐二色为主，其纹饰有釉中装饰、釉下绘画、胎胚刻画、压印纹装饰等。唐宋时期合州是井盐的产地。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为了增加财税收入，实行了食盐榷管政策，划定巴蜀为井盐销售地区，限制外盐进入，促进了巴蜀地区井盐的发展。当时，合州石镜、汉初等县都有盐井。北宋中叶后，合州已成为巴渝地区井盐的产地之一。
到了宋代，商税成为了宋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各地的商税数额，也在历史上有了具体的记载。宋代的商税，主要在州、县城及重要关隘或部分场镇征收。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合州征收的在城商税为137206贯（铁钱数），而当时的渝州城为48365贯，涪州为71320贯，昌州为51507贯。熙宁十年，渝州城为31615贯（铜钱数），涪州为28385贯，昌州为11456贯，而合州为37597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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