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投稿
发布时间:2017-01-22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历史投稿篇一：美文杂志投稿方式
一、本刊主要栏目简介及稿件要求
小说
?小说家族?
刊登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为主，反映青年人的生活风貌。爱情、校园、社会、成长等。有青春气息，有完整情节。文字流畅好读。偶尔也采用出色的小中篇。类型小说：如武侠、幻想、悬疑、成人童话等形式，也属本栏目内容。
散文
?校园清泉?
校园清纯故事，明快而温馨。
?校园江湖?
边缘和非主流，另类和反叛，有生动的事件和个性张扬的人物。
?青春心事?
青春期免不了的心事，或明丽，或忧伤，或隐晦，浸润在一个个小情节和生活细节中，不是空泛的倾诉，而是具体入微的描述。
?青春物语?
青春故事。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并不着力于故事的曲折与文字的铺陈，要求更小的叙述视角以及更为精短的篇幅。情感真切。
?成长记录?
成长过程中最难忘珍贵，富有启迪性的场景，应该是这个栏目中最需要的内容。 ?第一类接触?
游历文字。避免表面化，要有深入的描述。
?异域传真?
来自异域的第一手资料，与青春、成长有密切的关联。
?虚构之刀?
想象在此可自由飞翔，可变形，可荒诞。但故事的构建和形式的表达需有一定的新锐性，实验性。
?我说我在?
议论和叙事相兼，或以议论为主。观点鲜明犀利，事例准确有力。忌空泛，杂乱，似是而非。
?咖啡吧?
有点小资，有点情调，可供咀嚼，回味悠长的心情故事。
?幽默小站?
漫画或文字，风趣恢谐，轻松快乐，令人一笑。
纪实
?纪实风?
本栏目主要由本刊编辑特别策划、采写或约稿。也欢迎作者主动投稿。稿件包括两种形式。１．完整的纪实作品。２．提供素材或采访线索。稿件要求话题性、真实性。纪实作品既可以是全景式的描述，也可以小角度的开掘。社会现象，校园内外，人生百态，历史钩沉，时尚前沿，重大事件，凡人小事，题材无边界。文字叙述生动，畅达，平实，有表现力。拒绝太过华丽和文艺腔。若是素材提供需具备请专人采写的可操作性。
长篇
优秀的长篇小说用于本刊的 “小说连载”栏目，以及《萌芽书系》的出版。
二、投稿方式
１．纸张稿邮局投寄：
邮寄地址：上海市巨鹿路６７５号萌芽杂志社，邮编２０００４０。请在信封上标明稿件体裁（小说、散文、纪实、长篇四类选其一）以及所投栏目。 ２．网上投稿：
投稿邮箱：mengya@mengya.com 。请务必在邮件主题一栏里注明“投稿”字样，同时标明稿件体裁（小说、散文、纪实、长篇四类选其一），如有明确的投稿栏目，也请在标题栏内注明，以便于系统自动识别分类。
３．因为投稿邮箱存在难以预料的不稳定性，因此如果一旦遇有网上投稿障碍，还请作者及时以纸张稿邮局投寄。
三、要约
本刊向投稿者要约如下：
１．自投稿稿件自发出之日（以邮戳和电子邮件发送日为准）起，三月内未收到本杂志采用通知，可转投其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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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羁绊，难耐我透向星空寻觅空灵的双眼。
深邃的蓝，明净而高远，从孤寂轻浮的云中，仍见他的悠闲；满色金黄，有飘零的淡淡忧伤，落叶的心伤，不是远离了曾经充盈快乐的生活，而是失去了想象的梦。深秋给了我一片蓝，我就用这蓝去感怀曾经，感知现在，感遇未来。
或许那蓝是落在流年的悠远与柔软，深深浅浅不是足迹在 时空背上的辗转，而是心思的疏密与透明的难辨。
而你我，终在各自的汪洋或醒或梦。
你说生命是浪花尖上的微颤，我说生命是被一种春天伊始的黄暖绿。
绿如蓝，蓝在心里之际，花是素净的风帆，宁为他人世界芬芳温婉。
绿如蓝，蓝再指尖之际，海是彼岸的融光，护着一个人的途返。
更多的时候，蓝是我视线外的庄重，是一朵在耳畔的安然，宛人生的无数次相遇，是为那一次促膝的铺垫。
比更多还多的时候，蓝是是一个意外的涟漪，在渐丰渐盈中，清澈，宁静，走远。
当静静的对着天空，深情的望去，蓝中的淡淡的忧伤，不是远别的苦痛，而是思念的痛彻心间。
那是一种凝视远方而认定方向的守望，那是一颗恬静的的心坚守的信念。
那一刻，吹向你的是我掌心的纯净与晶莹。
那一刻，只为你交出流火的七月，只为你的晨昏搁浅或淡忘心里的疼痛，只为你默默期待着明天。
蓝色，是天堂里的颜色。当那一天，把书本仍向了空中，欢呼着没了约束或心烦，呼喊着去游玩、唱歌、通宵的聊天，严肃的发誓，要永远不再回去校园。尔不知，离开的，正是天堂。 无数可得的，都在你蔑视的或是无谓的向往的眼神中失去，失去时如流水，只在你心中淡淡的流过，然而当后悔时，却又是千万遍呼喊：我的逝去的，你还会回来么？
别在失去时哭泣。
蓝色的依恋，承载着千万的梦，无畏的，面向生活，感谢每一刻，每一秒。
历史投稿篇二：投稿——王欣超
1839年之前林则徐处理外事述论
王欣超，男，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邮编210094 联系方式：18252036095
摘 要 本文关注的是林则徐处理外事方面的活动。通常上，1839年至1841年林则徐在广州处理的外事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而较少重视他在1839年之前的这方面活动。因此通过探究1839年之前林则徐所处理的外事则能够更好的理解林则徐在广州时处理事关外国人的事务。总体上讲，林则徐在1839年之前曾处理过驱逐进入到江苏沿海的英国商船、抚恤遭风漂至江苏沿海的朝鲜和琉球国难民以及接护越南贡使这三类外事，本文将以他处理这些外事的原因、经过和影响为中心展开讨论。
关键词 林则徐 外事处理 外事制度
时至今日，已经有许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林则徐其人其事，包括人物生平传记，探讨人物活动的某一方面，搜集和整理林则徐生前文献，召开纪念性质的学术会议等等，在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上都是数目庞大的。这些努力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林则徐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历史地看，在近代中国的林则徐的研究大体上有较为清晰的时代侧重点，以对林则徐做符合时代要求的解读。另一方面林则徐在禁烟和抗英期间的活动，对晚清直到今天都有意义，所以研究林则徐这一时期的成果较多。放眼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和林则徐的活动及其所处的时代，研究林则徐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为此来新夏先生就倡议将林则徐研究“作为专学研究”。与林则徐研究的成绩斐然伴随的是研究所遇到瓶颈，“从论点创新或史料发掘等方面，都缺乏进一步开拓的空间”[2](p213)[1]①。历史人物有其生活的时代，我们要理解历史人物的活动需要回归到他所处的时代，否则过去将会和现在形成冲突，因此“把林则徐研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2](p213)是一个进行人物研究的有效途径。
林则徐“由翰林、御史出为道员，?洊膺封圻重任，如两江、两广、湖广、陕甘、云贵五处总督”
[3](p2240)。他为所在地方兴利除弊深得百姓爱戴。除了在地方上的卓著政绩之外，他一生所涉及的关于外国的事务同样是引人注目的，特别是他在广州时期（1839年至1841年初）广泛收集外国信息，组织翻译外国文献等方面的活动具有开创时代先河的性质。相关研究成果已经为我们呈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和思想。与此相对应的是广州时期之前也即1839年之前林则徐曾处理过涉及外国事务的研究较少提及或者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将林则徐1839年之前处理外事的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从而为理解他在广州时期处理外事活动提供一个基础。
林则徐处理涉及外国的事务多见于他的奏折之中。以1839年之前而论，他处理的外事分别有1832年及1835年江苏巡抚任内驱逐英国商船闯入江苏沿海事件、1835年江苏巡抚任内抚恤朝鲜和琉球两国①关于林则徐研究的时代特点，详见傅乐吉《外国历史学家论林则徐(一)》，福建学刊，1995年01期，第74页。
遭风难民漂至江苏沿海事件以及1837年湖广总督任内接护越南贡使过境事件。由于这是三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因而本文将按最先处理事件的时间先后，分别对这几类事件展开描述和分析，最后将对林则徐处理这些事件做综合的比较探究，进而期望能够从总体上对林则徐这一时期的外事处理有所把握。
一、1839年之前林则徐处理涉外事务的背景和措施
（一） 驱逐闯入江苏沿海的英国商船事件分析
1832年和1835年英国商船出现在江苏沿海时林则徐命令下属予以驱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选择驱逐？他采取何种措施驱逐英船呢？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些措施？
1.驱逐英国商船的背景分析。
选择驱逐英船说明了当时英船符合被驱逐的条件。为此我们需要了解当时中国沿海贸易政策。首先，清代中国在“1757年之后广州成了唯一对洋商开放的口岸”，也即是在广州通商的诸国只有在广州的经济活动是受到清政府的认可和保护，任何企图在广州之外的中国沿海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通商诸国船只都属于非法行为。沿海督抚在面临此类事件时，要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回到广州，以维护法度给不守规矩者以震慑。
其次，如果说1759年的洪任辉（英国人）事件促成了清政府下令只准许广州作为沿海唯一通商港口，但因英国对华贸易远在其他在广州交易的各国之上，英国人一直试图突破广州的限制，政府方面先后有两次不成功的使团活动。随着鸦片贸易的剧增，在广州的英国鸦片贩子就设法在广州之外寻找港口②①[4]。因此英船出现在广州之外的中国沿海地区并不是偶然。
清政府制定的广州贸易政策“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缔结方才改变”，因此在这一政策有[5]
效且无法修正的时间段内，有违政策要求的举动必将得到制止。尽管清政府不能确定英国船只会在何时何地出现，但一经发现即会用驱逐的原则来应对。林则徐的选择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做出的。
2.驱逐英国商船的措施及其效果。
英船三次出现在林则徐（时任江苏巡抚）所辖的江苏沿海的时间分别是1832年6月、11月和1835年8月，这三次中以1832年的两次影响最大，1832年先后至少有两艘英船几乎都沿着中国沿海航行，从道光帝5月接到福建地方的上报到次年1月两广总督的回复历时9个月，此事暂告结束。既然英船到广州之外的中国沿海港口是相背于清政府的禁令，林则徐和其他的沿海督抚一样要采取措施以维护政令的有效。从总体上来看，他所采取的措施包含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官兵做好防护以震慑英船，因此“兵船堵截森严，岸上又有官兵布列”[3](p126)③。其次，向船只传达政府的禁令，敦促其离开。若船只不能开行，在停留期间不许销货和不许船只进入内河以免滋事，若需补给只能由政府提供。第三，管束内地民①②有关清代中国广州贸易的介绍和分析可参阅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中国近代史（上）1600-192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七章。
③以下行文中的月份指的是农历月份。
人和海口商人不与英船联系。第四，在船只离开时，由专门人员负责押护到与邻省交界处，完成交接，同时咨会相邻省份的督抚做好防范。第五，指示沿海水师做好以后巡查工作，要严厉堵防。
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英船在苏停靠期间确实没有发生任何触及政府法令的事情，而英船最终离开了。这似乎是英国人明白政府禁令和沿海督抚严厉堵防的结果。但我们看到由于这些措施是通过间接严格管制和约束沿海地区的中国国民来达到目的，可以说几乎没有对英船造成多大的影响，因此英船的到来和离开是不受林则徐和其他沿海督抚的控制。1832年6月中旬在他与总督向皇帝奏明英船已被押往浙江洋面的情况，不过英船在几天之后到达山东。由于当时的通讯落后，近一个月后，皇帝要他们解释为何声称南返的英船能够北上，他们答复是英船在浙江的外洋窜逃向北。当十一月另一艘英船从北而来又到江苏时，尽管后来才辨别清楚不是前一艘，这一次他们采取了似乎更有利的措施，“海口行商铺户因奉严谕公立议单，同诣天后神前焚香设誓，盖不与夷人交易”。 [6]①
（二）抚恤琉球和朝鲜遭风难民事件
1.抚恤琉球朝鲜遭风难民的背景。
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间段内，朝鲜、越南和琉球是清代中国的藩属国，日本虽不属于中国设定的秩序之内，但当时的日本幕府奉行闭关政策，从而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而各国共处于较为稳定的环境之中。另外不在清代中国藩属之内却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葡萄牙和英吉利诸国被要求只能在广州贸易。故当时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往来较多的船只多属于朝鲜、日本和琉球的。受制于造船技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的遭风侵袭的船只被吹到中国沿海也是意料之中，中国船只由于同样的原因到达他国沿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如何处理这些遭风而损船的他国民人，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到北京朝贡的使团成员或者肩负政府使命的重要人物而可能仅仅是他国普通的民人。清政府出于基本的同情和作为诚心归化者所仰慕的对象，怎能不承担起救护的责任，因为这会加强藩属国对清的认同。最早在乾隆二年（1737年）闰九月批复地方上报的处理琉球遭风难民的上谕中“命恩恤难夷?永著为例”。随后的乾隆四年（1739年）上谕指示“嗣后凡朝鲜民人被风漂入内地者，俱给赀护送归国”，这一政策“迄至光绪朝，抚恤如例”
嘉庆元年（1796年）上谕将抚恤日本遭风难民“著为令”[8](p4617)[8](p14588)[7]。。所以在《清实录》中不难见到“抚恤朝鲜国遭风难夷如例”和“抚恤琉球国遭风难夷如例”的记载。
2.抚恤琉球朝鲜遭风难民的措施。
1835年8月，仍在江苏巡抚任内的林则徐分别接到有琉球国和朝鲜国民人因在海中遭风浪，船只损毁先后漂到江苏沿海的报告。林则徐“即批司行令妥为安抚，查照向例，分别委员护送”。[3](p604)下属①有关林则徐驱逐英船的措施和经过的详情见于他在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日、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一的奏折中，这些奏折可查阅《林则徐全集·奏折》，海峡文艺出版2002年版。另外关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的驱逐英船的经过可参阅《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四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版，第304-305页和第306-308页。
的相关官员向他说明处理此事的办法即“琉球难夷遭风漂至内洋，例应护往浙江，由内地赴闽，附搭便船归国”，[3](p604)还需“给予口粮?已坏原船优给价银?加赏资斧”，“其朝鲜难夷?优加抚恤?原船变价
[3](p604)给领?委员护送进京，遣归本国”。在这些难民离开江苏后，他“分别飞咨闽、浙、直隶、山东督
[3](p604) 抚臣，饬知地方官逐站支应接护前进；暨咨吏、礼、兵三部查照办理”。
抚恤他国难民既要上报皇帝还需咨会相关督抚和吏、礼、兵三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林则徐或许是首次接触这类事情。这类事情什么时候出现虽无从得知，显而易见的是，一旦出现，处理起来有以前的惯例可以参照。1830年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也曾办理过一起朝鲜国遭风难民事件，陶澍当时的处理办法与林则徐的并无多大的区别。如果考察其他有处理过此类事件的沿海省份，彼此的措施都较为一致。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难民是否携带了违禁物品，以及保护这些人受到损失的财产以免受到不法之徒的侵害，这事关国家的法度和政府的形象。 ②①
（三）接待越南使臣事件
1.促成接护使团的因素。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在朝贡制度之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管理和规定，“贡道的规定就是一项重要的内容，顺治四年七月规定‘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10][9]。另外使团所经各省“长吏给邮符，遴文武官数人伴送，有司供馆饩，遣兵
[8](p2675)护之，沿途更代，以达京畿”。1837年6月已是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省城武昌接见了进京朝贡途
径此地的越南使臣，并负责使臣过境两湖时的接送事宜。所以综合以上因素，此次林则徐接待越南使臣应是以上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2.接护越南贡使的环节。
本年三月鉴于给事中陈功奏报上届越南贡使进京的地方接送中出现铺张浪费和不符规定的现象，于是道光上谕指示此次护送各省“不得稍有浮冒?照例办理，以肃驿政而杜弊端”[11]第五册(p577-578)。林则徐接到广西巡抚的咨会及其转达的上谕即派遣有关人员“驰赴入境首站探明迎护，饬沿途地方官妥为预备照料”[3](p913)，同时“恭录谕旨，札司转饬道府一体钦遵稽查”[3](p913)。六月初七使臣到达武昌，初八林则徐接见使臣和护送使臣的他省官员，初九他与湖北巡抚及相关人员在官署接见使臣一行，随后设宴招待，宴中“捐各绸布食物，分别犒赏”[3](p913)使者，初十送使者离开，他“饬旱路各站照例供应，妥为
[3](p913)③护送”，但还要“稽查随从人等不许有私带货物，随途附搭等事”
境时“沿途甚为安静，并无骚扰”[3](p913)。在林则徐的安排下此次贡使过。后来越南使臣返回和暹罗使臣过境往返，他都同样要求沿途①由于在陶澍和林则徐处理这类事务之前已有中央政府的政策对此有规定，所以处理这类事务的措施难有太大的差异。陶澍和其他督抚在道光朝对这类事务的处理部分记载详见《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四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版，第233-234页、第249-250页、第252-253页、第271-272页、第275-276页。
②关于违禁物品见于林则徐处理此事的奏折中。保护这些难民则见于《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四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版，第275-276页。
①林则徐接待越南贡使进京的日期详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海峡文艺出版2002年版，第284页。
的供给照例妥办，贡使的过境日程没有延误且没有出现扰民现象。
二、1839年之前的外事处理对林则徐的影响分析
在1839年之前林则徐处理的外事基本上包含上文提到的三类，他所采取的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英船离开江苏、难民得到抚恤、贡使顺利过境。可是我们需了解的是参与到处理这三类外事的督抚中，林则徐只是其中之一。他所做的与其他人大同小异，这样一来他在外事处理上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不过当我们把目光转向1839年之后，林则徐处理的这些外事对他的影响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
（一）驱逐英船事件对林则徐的影响
在1832年至1837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期有关驱逐英船的奏折共计4折4片，近五年之中英船有三次到苏，因此处理这一事件更显偶然性。尽管如此这些事情对林则徐的影响不可忽视。首先体现在他对英船到苏的意图判断之中。从中央到沿海督抚对英船意图的判断有相似的一致即为了获利而违背清政府的法令，林则徐在相关的奏折中也持相似的判断即便是1835年也如此，虽然在1832年解释英船北上原由中他和陶澍的推测可能英船带有鸦片，其前提仍是“往来游奕，无非希冀销售货物”[3](p148)。因而要从政府到民间采取各种有利方法使其意图不能得逞并示以威严，这样一来逐利的英船自知其趣回到广州只是时间的问题。若从英国人的真实目的来看，1832年6月的中国沿海之行是另有所图的，这次“中国沿海的航行是一次有计划的侦查活动?完成了对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水道的探测工作”[12]。
其次，增强江苏沿海的防卫意识。当时皇帝的旨意是“此事总以不准停泊销货为正办，该夷船定例只准在广州口岸贸易”，又告诫相关的督抚在具体处理驱船时“抚驭外夷尤当遵守旧章，示以严肃，彼无得借口启衅”，不可“率逞私臆，不顾政体”[11]第四册(p225-226)。在当时的环境下皇帝的上谕是处理事情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限制了地方上的自主发挥，对地方督抚来说，驱船行动更像是完成一次任务，只不过驱赶的是外国的船只，而为了避免启衅，所谓的驱逐也并不严厉，因为谁也不愿此事而受到伤害。但林则徐不将此予以应付。1832年的第二次驱船之后，他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夷船幸已开行，明岁南风来者闻有数十，此时不敢张皇，但当密为之备耳”[3](p3355)。英船何时到来只有英国人知道，这样沿海地区在被动的前提下尽可能做积极部署，1836年接到浙江方面报道有英船出现时，他立刻催促宝山县“趲修沿海炮台”[3](p2383)。
最后，英国船只留给了林则徐负面的印象。在英船为何到江苏的问题上，林则徐似乎一贯认定其是为了获利而来，相应的措施也是围绕阻断获利而来。他在奏章中用“夷情狡诈”、“野性难训”、“此逐彼窜，踪迹靡常”，这些传统名词来描述面临的夷人，除去官文中的行文，有多少是对这一情况的判断我们不能做准确推测。但“夷情究不可测”或许是真实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实际指挥操作驱船，林则徐或许会加深对英国人中的不法人员的印象。
（二）抚恤难民事件对林则徐的影响
遭风的难民其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任何遇此情景的人都应不会无动于衷的。同时他们又是清藩属国
历史投稿篇三：历史的犹豫(投稿)
历史的犹豫
失脚闲人
翻开中国历史，有一个特殊的时期令人十分着迷。它始自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终于隋王朝的统一，历经魏、西晋、东晋、南北朝，时间跨度近400年。
大一统的秦汉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似乎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在秦汉帝国通往隋唐帝国之间的断层处，做了一次深呼吸。历史似乎在犹豫，是继续走集权的帝国道路，还是回到先秦的封建邦国时代？这一犹豫，在政治、经济层面上，造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乱世。然而，在文化领域，却催生出了一种迥异于历代的气象，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气象。建安风骨、正始名士、竹林七贤、晋人风范，这些闪光的词汇无不脱胎于那个乱世。魏晋风度便是这个时代文化与精神的高度凝炼，它与晚唐诗歌，宛如两朵奇葩绽放在中华文化花园中。 这以后，虽然中国历史以乱世为背景，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文化繁荣，如五代的山水画，元代的文人画、元曲等，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思想等级，都远远不能与魏晋相比。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时代，需要走得尽量靠近一些，仔仔细细地打量打量。
一
魏晋文化的万千气象，必须要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说起。这个人就是三国的曹操。 不错， 曹操的一生都在征战，一生都在权谋。他曾在徐州城外制造了尸横遍野的屠杀，也曾让孔融、杨修这些文化大家作了刀下之鬼。因而，他在戏台上的脸被涂成了白色，是白脸奸贼的代表；他在书场的醒木折扇间，被刻画成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势利小人。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虚假的道德判断和民间过度故事化的重重迷雾后，会看到一个堪称文化巨人的曹操，他的生命格调是那么雄健，他的文化光芒，让所有的政治对手都黯然失色。在那个有名的乱世中，他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存在。
是他，首开文风之先，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他身前的两汉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还从属于政治、经术等，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文的自觉”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在我们今天看来，贾谊的《过秦论》固然结构精妙,笔带锋芒,理切辞畅,气势豪迈，但在当时，却只是一个政治文书。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皇皇大赋，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并承担着“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治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属于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汉赋大师也不过是皇帝弄臣而已。无论是汉赋还是乐府诗，主题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功利世俗的事功。
跳下马背的曹操，改变了这一切。他厌倦了兴亡成败，看空了身前身后事。在征战的间隙，转而对浩渺的宇宙，对转瞬即逝的生命，对难以捉摸的命运发出了探询的声音。他满眼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看到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他在疑问“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他感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不信命运的无情，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的慷慨之声。 他轻轻落在纸上的这些字句，一扫汉代的世俗功利，雄浑朴茂，刚健大气。他英雄主义的人格使他敢于直面人生，直抒胸臆，深发感喟。他在文化领域的横空出世，标示着人的觉醒，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整个文坛为之一振。
仅这一点，就足以让天下所有的对手都匍匐在他脚下了。然而更让当时的英雄气短的是，他还有两个出类拔萃的儿子——曹丕、曹植。如果对照一下那位扶不起的阿斗，暴戾乖张的孙浩，就知道曹氏在血统上的胜利是如何彻底了。
曹丕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政治事业，也继承了父亲的文化事业。他的《燕歌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替代。弟弟曹植更了不起，政治上的失意造就了他人生的诗意，落寞孤寂的诗意，他于是在字里行间，开始寻找一种完美的意境，他的《洛神赋》，更是将华美的文风呈献给世人。如果说，建安文学人的主题是在曹操笔下复活的话，那么，美的主题就是被曹植确立起来的。
建安风骨，正是围绕曹门三杰的一批文人，兴起的文坛新风尚。汉末，占统治地位的儒学被一帮“乡原”们改造成了经术。当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后，人们开始了对权威的怀疑，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以此为思想基础，建安年间的文人们，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在时间和空间中弥散开来，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
正是这种时代精神，宣告了魏晋风度的到来。
二
魏晋风度，总是与竹林七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竹林七贤成了魏晋名士的代名词。
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美术史教材，都会看到一幅古墓出土的画像砖，内容就是竹林七贤。这些人既不是天上的神仙，也不是阴间的鬼阎罗，更不是帝王将相，可死者却愿意与他们在地下长相厮守，这足以说明他们是何等深刻地进入了人们的内心。
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魏晋风度。可这样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如何肯轻易地让人读懂？即使是在今人看来，他们的行为也是那么的怪诞不经——
你看，好酒如命的刘伶，竟对那些非议他酒后在家中赤身裸体的人辩说，天地是我的家，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这些奇怪的人为什么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
阮籍为了躲避与司马懿结亲，居然两个月里天天酩酊大醉，让提亲者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终于使机智不右于诸葛亮的司马懿无奈作罢。
还是阮籍，听到母亲亡故的噩耗，居然要继续将棋局走完，过后却因悲痛而大口大口地吐血。
风姿绰约的嵇康居然跑到洛阳郊外去打铁，向秀还要帮着他拉风箱，而当当朝重臣钟会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随从前来拜见时，他们竟连白眼都不给人家一个。
更有甚者，嵇康居然在砍头之前，在刑台上安详地抚完一曲《广陵散》，而后从容赴死。而他死前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将此曲传于他人。
李泽厚先生说，药、酒、姿容、神韵，再加上华丽好看的文章，构成了魏晋风度。 他们有很多人吃一种叫“五石散”的毒药，大约类似于今天的大麻等毒品，以求刺激。他们几乎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后也会狂癫不羁。他们的姿容秀丽，也是天下闻名的。他们拥有独特的内在气质，这内在的气质更以神韵的方式外化于人。他们的文章更是惊世骇俗，《大人先生转》、《思旧赋》、《酒德颂》至今余韵绕梁，不绝于耳。
这只是魏晋名士的外在表象，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远比这些要深刻得多。如果说建安文人从文学的角度对两汉的世俗传统进行了反叛的话，那么，竹林七贤则从更高的层次，从人的精神的层面，对两汉的思想核心——名教进行了全方位的反叛。
名教要求人们遵循孝道，这孝却是淹没在一片繁缛的礼节当中，难见真情。阮籍偏要突破礼教的束缚，而以真悲切的吐血凸现孝的真谛。名教要人们以天子为天下的家长，一切唯天子利益马首是瞻，嵇康偏要退隐山林，宁愿打铁，也不做官，甚至不惜与最好的朋友绝交。他们酒后的放浪不羁，也是对名教虚伪的行为规范的反叛。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在大声呼唤着泯灭在名教酸腐皮囊深处的人性之光。如果你仔细品味，会发觉他们与欧洲文艺复兴
的精英们，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只不过，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早了一千多年。
竹林七贤整体上是避世的，他们的避世，虽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抗争手段，但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的无奈。这是一个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他们这些贵族唯有躲避才可能免于一死。他们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他们外表尽管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一面。”（李泽厚语）也只有在这样的深度上，才能真正解读魏晋名士们惊世骇俗的举动。
假如说建安风骨还有一些“慷慨多气”的建功立业的成分的话，那么，到竹林七贤，人和人格本身，已经成了这一时期文艺和哲学的中心。
人的觉醒从曹操到嵇阮，终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
如果要为魏晋找寻一个关键词的话，我以为，“气韵”二字至为恰当。
当铜钟被敲响的一刹那，巨大的声响爆开了空气，人们不禁为之一惊。然而，凝神屏息后，在弥久不散的袅袅余音中，一种美的感受会从心底款款升起，与我们的精神形成共鸣。这就是“韵”的感觉。“气韵生动”是华夏美学的核心原则。对气韵的追求始自魏晋，这标示着，美终于在魏晋独立了出来。
在我们今天看来，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自然是美的，他们的线条充满力度，气势逼人，造型狞厉而摄人心魄。然而，这些纹饰在当时，并不承担美的功能。人们需要纹饰狰狞的气势，需要纹饰营造的恐怖气氛，却唯独不需要它的美。它的美学价值是依附于它的社会、政治、宗教价值之上的，没有独立的身份。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汉代，两汉的画像石、漆器和人偶雕塑，都是在极力复现琳琅满目的现实世界，虽有朴拙稚气的美感，但并没有对美自觉的追求，美依然附着在事功之上。
这种现象到了魏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成了晋人有意识的追求，人们不再为美添加社会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功能。华夏美学的各个艺术部类，几乎都滥觞于这个时代。假如人们要问历史上哪个时代最美，我想答案一定是魏晋。
对美的自觉追求，始于晋人对人物的品藻。古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健美的男子如果上街，身后会跟随一群少女，她们会追随着他，赞美他。对这一幕我们似乎很羡慕，其实不必。我们的晋人同样有此风尚。那时洛阳街头如果有美男子坐车经过，女人们会纷纷将水果投放到男子的车上，以示倾慕之情。
其实，正是在竹林七贤代表的人的觉醒之上，人们开始了对人外在姿容和内在品质的评判，而且蔚然成风。诚然，魏晋对人物的姿容极为重视，史书上都有对人物外表的详细描述，如说王羲之“飘如游云，娇若惊龙”，说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甚至他的醉态也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然而，晋人的关注点，却是透过秀美的姿容，直达人物内部的生命格调，他们欣赏的是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来的高超的内在人格。这使晋人对美的最求脱离了形式，上升到精神层面，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
中国第一个画家，诞生于这个时代，他就是顾恺之。在他之前好像有一个曹不兴，是三国东吴人，可惜没有画作存世。值得注意的是，从顾恺之开始，画匠成了画家，再也不是汉代作坊里埋头作画的匠人，而是对美有自觉追求的个性化的画家。这比西方人又早了一千多年。他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是中国绘画的奠基之作。
然而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美的自觉的，是晋人书法。秦小篆尽管很有金石韵致，汉隶尽管朴拙大气，但是，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对汉字写法的规范，重共性而轻个性，是一种收敛的精神。然而，到了魏晋，人们不再满足于被束缚手脚，在对追求美的强烈欲望驱使下，晋人优
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行草。这种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宗白华语）这是一种将内心的自由和外部的规范完美结合的艺术，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等级的艺术。把这一精神体现到极致的，便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同一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塑像艺术成熟了起来。云冈石窟的雕像艺术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北魏石窟雕像的“秀骨清相”成了一个时代艺术风貌的代表，也成了一个遥远的绝响。寺院建筑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艺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陶渊明的山水诗。他是一位真正的出世者，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的山水诗，把人的精神追求寄托到了拟人化的山水林石之间，让精神脱离了人的肉体，不滞于物，这正是风韵之美的内在核心。他把人的觉醒和美的追求这两个时代主题提升到了一个远远高于同代人的高度。陶渊明的价值，当世并未得到重视，到了唐宋才被人重新发现。是他，从精神上启迪了唐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更在精神上导引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典范——宋代的苏东坡。
从曹氏父子
四
对魏晋文化，我们在惊叹之余，禁不住会追问这灿烂背后的思想原因。
佛教的传入理应成为众多理由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正是汉末佛教的传入，让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一次质变，也使魏晋文化相比于前代，具有了“异质”的特性。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文化史上，能与先秦诸子百家相提并论的思想文化现象，只有佛教的传入。它的到来，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华文化的成分，更为重大的作用，是弥补了中华文化的漏洞。
死亡是宗教的终极命题，灵魂命题是附着在死亡命题之上的。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没有对死亡形而上的解决方案。儒家思想对死亡，是避而不谈的，所谓“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认为只要精神自由了，就无所谓生死，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却并非人生解决方案。道教倒是认真地面对死亡的课题，但它的解决方案很蹩脚，将生无限延长，以长生不老来隔离死亡，这就需要当世成仙——自然是不可能的。法家的死亡是形而下的，他们更乐于制造死亡，用以警示活着的人。这说明，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在宗教信仰领域存在着巨大的空缺。
这种疏漏在大一统的太平时代不易察觉。然而，进入乱世，死亡成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命题。战祸、饥荒、疾疫接踵而来，人世间充满了杀戮和毁灭，“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饿死衢路，无人收识”，现实生活如此悲苦，生命宛如朝露，身家毫无保障，命运不可捉摸，生活无可眷恋。世人的精神世界崩塌了，迫切需要来自灵魂层面的支撑力。这时，人们才突然发现，从传统文化中无法找到这样的支点，没有人能告诉人们如何超越死亡。于是，悲惨世界被迫呼唤宗教的力量。
在这个背景之下，佛教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华夏大地，不太费劲地到达了中华文化的主干部位。中华文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高等级的死亡解决方案：现世的苦难，会在来世得到福报，死亡，不过是因果转换的节点而已。这样，好人好报的简单法则被扩展到转世轮回之中来验证，乱世中不安的心灵得到了抚慰，他们在对来世美好的憧憬中，忘却了身处的苦难，绝望终于转换成了希望。
恰如器官移植一样，外来器官总会引起机体的排异反应。佛教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的产物，必然会与中华文化固有的成分产生碰撞，并引发一系列重大思想文化现象。
碰撞首先发生在佛道之间。佛教一开始是借助道教传播的，早期老子、佛陀被合并供奉。甚至有“老子西出函谷关而化为浮屠”的二教合一的说法。但两者的精神差异很快让它们分道扬镳。其后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现象，几位信奉道教的皇帝，发起了灭佛运动，对佛教的传播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最终，佛教凭借其高深的宗教理论打败了道教，并将其打入了二流宗教的行列。
事实上，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真正的对手是儒家，他们的冲突在当世而不在来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按照儒家忠孝伦理构建的，佛家因超越生命而对当世的鄙夷，出离尘世而对家庭结构的破坏，与儒家社会结构形成了重大的现实冲突。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必须予以调和，否则会造成社会的解体。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构成了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直到唐代禅宗的出现，才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禅宗以为，证得佛果关键在于心灵的超越，无关乎外在的形式，只要心有顿悟，不离滚滚红尘，一样可以立地成佛。这就将佛教导引到纯精神领域，限制在人的内心，从而将世俗世界留给儒家去打理。这就在精神上使二者得到了协调，不过此时的佛教，早已是中国化的佛教。二者角力的结果，终究还是儒家占据了上风。
然而，正是儒释道相互之间的斗争、妥协、吐纳、整合，才让中华文化的内部结构充满了张力。这也正是中国化文化焕发青春、保持活力、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由于魏晋处在儒释道多元对峙的初期，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更加富有活力，更加个性鲜明。
五
伴随着佛教进入中国，另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也在同时发生着，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血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两个重大的历史进程，其实源于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大举入侵。佛教因军事征服而大大加快了传播的步伐，中华民族的血统，也因为异族的征服，被注入了一股强悍的马背上的雄风。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汉王朝确立的汉民族，其血统的纯洁性止于秦汉。魏晋开启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巨大历史进程，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始自魏晋。
黄巾之乱后，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连年征战，生灵涂炭，人口锐减，经济衰退，汉代雄风不再，中原元气大伤。东晋短暂和平后，司马氏家族内部纷争再起，八王之乱又一次把中原推入战祸。此消彼长，汉族实力大减，北方游牧民族乘势而起，向中原发动了接力式的进攻。匈奴人，鲜卑人，羌人，氐人、羯人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形成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此后，汉人的东晋政权，与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隔江相望，各自画地为牢。
这时，一个叫苻坚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是一个游牧部落的首领，却有着难得的世界情怀，他坚持多民族和平共处，不搞民族差别，这情怀比起几百年后的蒙古大汗、满清皇帝，实在是高明了许多。他在世界情怀的鼓舞下，立志要一统天下。于是，他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陈兵于淝水之滨，力图一战而宇内定。
历史在这里做出了不合常理的选择，东晋名相谢安之侄谢玄，竟以区区八万之师，大败前秦，苻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仅以身免。其实，历史的非理性往往蕴涵着真正的理性。苻坚所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尚未做好接收天下的准备，假如苻坚成功，天下必将陷入更大规模的、更为持久的混乱。
淝水之战使南北朝对峙的态势稳定了下来，也为后来融合了胡人血脉的新汉人一统天下预留了机会。这以后，北方胡汉相融的进程加快，胡人在先进的汉文化熏陶下，迅速由野蛮走向了斯文，汉文化也敞开怀抱，大剂量地吸收着异族文化的新鲜成分。百余年后，不仅文化上难分彼此，血统上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内混一。
南朝的东晋，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永嘉之乱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始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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