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后

历史背后篇一：一九四三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背后

一九四三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背后

从叩开中国大门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列强们的每一次侵华战争都要导致一件至数件血写的条约，中国从此进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时代。至1918年，连欧洲小国瑞士也与中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

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曾在1980年代指出：“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低下。”

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中国真正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奋争，废约运动全面兴起。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署。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给予了在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很大的精神鼓励，至少中国在法理上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虚远大于实亦是不争的事实。知名历史学家金春明称其为一出“喜剧”，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

1943年的废约事件，如果放在整个那段历史中观察，就会发现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蒋介石对战略势态的误判，因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1943年废约后到1946年，为了保存和壮大自身实力，以便在战后能够迅速地消灭共产党，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不惜满足美国和苏联的那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陆续与美、苏签订一些新的不平等条约。

国民政府那些罔顾民意一意孤行的错误行径，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民心，使人民解放军以更快的速度在国共内战中取胜。新中国的成立，终于真正结束了不平等条约时代。

英美两国率先于1943年1月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并签订平等新约，魏道明在华盛顿签字。

汪伪政权的废约加快了国民政府废约的步子 台湾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李敖在谈到1943年废约

时指出：“就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无论事实上或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

从1938年开始，日本以所谓放弃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这两项为当时废约的主要内容）来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主要对象是领导人蒋介石和汪精卫。在诱降汪精卫集团时，日本妄言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它还嘲笑中国没有平等地位，被西方国家“不是当做一个盟国，而是当做一个工具使用。”

汪伪政权建立后，1940年11月30日，汪日签订《中日间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政府表示：随着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将“撤废”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专管租界。

1942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一小时后，日本即与之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3月30日，汪伪政府“接收”杭州、苏州、汉口、天津等日租界，5月28日，汪伪政府“收回”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6月5日汪伪政府“收回”天津、汉口、广州3个法租界。6月30日，汪伪政权外交部长褚

民谊与日本大使谷正之订立《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了解事项”，并就有关事宜互换照会宣布该租界将于8月1日由汪伪政府“收回”。

至此，除重庆日本租界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其余11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均被汪伪政府“收回”。

由于汪伪辖区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区，因此，汪伪政府“收回”的外国租界，实质上是从“国中之国”变成了沦陷区。显而易见。日本“交还”租界及“撤废领事裁判权，无非是为了”笼络中国民心”和“企图拆散盟国团结”。

汪伪政权的这些废约行为一般都被认为是一出“闹剧”，但当时的美、英等中国的盟国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说李敖的评价并不完全是调侃之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美、英、法等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各国在华依然拥有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日本侵华期间，在占领区执行“军令高于一切”的政策，宣称任何外人必须服从日本军法。1937年12月27日，日军在上海宣称：日本无意否认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这完全是各国与中国的问题，但中日间的敌对行动，日本从军事方面考虑，认为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因此上海公共租界、天津

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不断受到日军的骚扰。

1939年前后，美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大片国土已沦陷于日军之手，大量美国侨民已在动荡期间撤离回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究竟有无实际意义？基于以上情况，美国终于向中国表示，愿意在战后恢复法权谈判，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而此时，英国的态度也有同样转变。

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士，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对这段历史的论述，可以看出美、英等西方列强对废约一事的不关心不热心，均打算到战后再进行谈判。

郭在书中写道：“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国惟望中国无条件追随，英国对中国的轻蔑与妒忌，兼而有之。”“中国沿海沿江条约口岸及要城，为日本占领后，美英在中国原有的特权实际多已不能享受，复以日本声言愿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间，英美亦宣布，战后将与中国商谈取消在华特权，尚不肯立时废止。中国要求改善在同盟国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辉主张中国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宋子文反对，胡适不甚热心。六月，熊改向白宫行政助理居里献策，谓美国对华援助物资有限，正应取消不平等条约，给

历史背后篇二：记忆与历史理解

记忆与历史理解

2016-05-03 14:51:15 《史学理论研究》 阿兰?梅吉尔

“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

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定。①这一点似乎是一切如实记述的历史所具有的不能解决的纠结的一个表现。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普遍性维度植根于历史学家对一套方法的追求中，这些方法旨在使获得合理历史解释的机会最大化，使错误的机会最小化。由于历史特殊论经常在记忆的语言中得到表达，历史与记忆之间便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历史”是作为一种凌驾于特殊记忆之上的伪客观性话语而出现的，它宣称具有一种经验上的实在和历史所缺乏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记忆是作为一种不可度量的话语而出现的，它服务于欲望，要求拥有自己的不能被证实的合法性。面对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历史学家将持何种态度？本文将对这种关系的某些显著特征进行考察，但并不意欲解决问题，而是指出捷径之所在。

当前，在“记忆”所表达和确认的事物亦即主体性的需要与对证据的需要之间，存在一种可悲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冲突。而在今天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乃至研究领域有着一种文学批评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称之为“不再重视证据的认识论反而去强调对证据的欲望”的冲动。②这里的“对证据的欲望”指的是，人们不必去追求一种观点在实际中的真实性，而只是希望它是真实的，以便有机会去支持或攻击这种观点。显然，证据绝不会客观地为自己说话：它总是在一个由多个主体建立的论辩背景中，从主观的立场上去说给其他主体听。简言之，没有“纯粹”证据这样的事物。此外，对证据的欲望必然是更大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因为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建构或重构过去的冲动--兰克、米什莱、布克哈特等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正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如果不对欲望有所遏制，人们所设想的过去就只会变成主体性所想象的过去的一个投影。但根本说来，我们从这种做法中什么也学习不到：只有对主体性有所遏制，它才能学会让自身参与到与之对立的主体性中，参与到主体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中。

让我们换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认为我们应当记住过去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并不能记住过去，我们记住的只是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记住”的是现在依然存留于我们情境中的东西。所谓我们思考过去，意思是我们以某些批判方法为基础去建构或重构过去。与之相关的格言应当是“记住现在，思考过去”。魁北克的官方格言“Je me souviens”（英文为I remember，

意思是我牢记在心）涉及的就是当下的主体性，不是被思考的过去。③当历史理解被描述为“记住”时，我们可以推断，我们正面对一种提升当下某种可能令人满意的集体认同的尝试。这一点几乎是不变的。

不假思索地摒弃主体性是很容易的，但也是完全错误的。而声称拥有绝对客观性的视角则是不能被证实的。但是，将历史仅仅变成当下为认同而战的衍生物同样是错误的。近来的历史哲学著作对历史理解给予了许多严肃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没有解决与特定认同相联系的主体性的需要和对证据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但还是对这种冲突进行了定位。就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而言，近来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有两种对比鲜明的趋势。一种趋势在柯林武德和保罗·利科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另一种趋势则在海登·怀特和米歇尔·德塞托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第一种趋势认为过去从根本上来说是可知的。这一趋势出现在利科的在一种综合中涵盖各种异质现象的历史叙事观念中，利科称之为“异质综合”（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④不过，这一趋势在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特别是在“历史的证据”这一节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表达，该节几乎一半篇幅是用来讨论“谁杀死了约翰·道埃”这个问题的。⑤柯林武德用一种侦探小说的风格详细叙述了詹金斯探长对修道院院长隔壁邻居约翰·道埃谋杀案的调查。调查在发现院长本人就是凶手中达到顶峰。多年以来，道埃一直在秘密敲诈院长，威胁说要公布院长死去的妻子在多年前，也就是刚刚结婚前的一次越轨行为。道埃的敲诈吸干了院长全部私人财产，现在他又想得到院长已故妻子的那份定期存款，那是她托付给院长以备女儿结婚之用的。当院长看出探长正在逼近他时，就服用了氰化物并瞒过了行刑人。

柯林武德对解决约翰·道埃谋杀案的记述（他将之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范例）是以一种明显的缺失为特征的。他完全忽视了给院长和院长一家带来巨大痛苦的创伤

（trauma）。很明显，本案中的痛苦和隐情是非比寻常的。在院长为敲诈而付钱的整个期间，他都不知道那个引诱他妻子的人正是敲诈者本人。他的妻子可能也不知道她的丈(转载于:wwW.zHaoQt.NEt 蒲 公 英 文 摘:历史背后)夫在支付勒索以保护她。同样，他那婚后六个月出生的女儿也不知道她的生父不是院长而是约翰·道埃。柯林武德对院长与其死去的妻子、院长与其女儿，死去的妻子与邻居之间等等极度痛苦的关系根本不感兴趣。简言之，他将这个家庭全部的文化史抛诸一旁。柯林武德实际上并不认为创伤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完全将创伤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

柯林武德将历史性的过去描述成某种由遵循历史研究法则的历史学家所建构的东西。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研究只能产生一种真实而客观的结论。柯林武德确实宣称，历史论证应当“不可避免地跟着证据而来”，它证明了它的论点“就像数学中的证明一样是结论性的”，但这完全是错误的。⑥同样，对探长来说，只有一个故事对谋杀案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一

旦他发现了这个故事，他就会完全自信地坚持它的真实性。但对历史学家式的侦探来说，只有将所有与创伤相关的事物排除在外，他才能得出这种确信。

历史哲学中的第二种趋势认为过去是不可知的。德塞托在《书写历史》中坚持认为，与死亡和他者的对抗是西方现代史学出现的关键。他认为，对将要被书写的历史而言，过去和现在之间一定有一种断裂。他还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义务去承认那些它不能理解的东西--无法弥合的分歧和缺失，也有义务去承认那种尽管很难但仍要去努力表现的他异性。⑦对海登·怀特来说，真实的历史不可更改地以崇高为特征--也就是说，以那些过于恐怖而不为人所知的事物为特征。海登·怀特与柯林武德所坚持的历史学家在其头脑中重演过去完全不同，他对过去当中太恐怖而无法被重构的事物留有余地。正如怀特指出的，那些受到错误引导的“美化”过去的尝试“使历史丧失了那种无意义，单凭这种无意义就可以刺激活着的人去创造对他们自己及其后代来说全然不同的生活，也就是说，赋予他们的生活某种只有他们自己可以负全责的意义”。⑧在怀特看来，“历史性本身既是一种实在也是一种神秘”⑨--这种神秘是无法回避的。换句话说，怀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本体--也就是说，一种关于历史知识限度的概念。

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但却是相互关联的方式来思考这种历史本体。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历史本体可以被视作我们当前所知事物背后的一个不能被理解的地带。在此意义上，这种历史本体等同于一种史学撰述的谦恭原则。它与希罗多德的谦恭很相似，希罗多德经常重复由他的消息人讲述给他的故事，但却让自己与那种认为此处所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观点保持着距离。不过，怀特的观点只是与希罗多德的相似而非相同：因为他的这种历史本体观念暗示了，在这些故事、证据、记忆等类似的东西背后的确存在一种真相，尽管人们可能受到阻碍而不能认知它。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这种历史本体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领域，它充满了：（1）创伤太多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物；（2）过于陌生而不能被当下理解的事物；（3）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不能被建构和重构的事物。

不能被理解的地带这一观念提出了另外一种处于记忆与历史背后的视野，它能够帮助我们阐明记忆与历史之间棘手的关系。认为记忆与历史彼此勾连是错误的，比如，认为记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同样，认为历史仅仅是所有可能之记忆的总和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托尔斯泰先生，将所有记忆组合在一起是不能重建滑铁卢战役的。但是，认为历史与记忆只是彼此对立同样是错误的。一方面，记忆远不是历史的原材料，记忆是时常萦绕在历史之上的一个他者。记忆是当下的主体所建构的过去的影像。因而，记忆在定义上是主体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和前后矛盾的。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义务成为客观的、统一的、有规则的和合理的。然而，历史不能完全如此，因为在已知的背后总有不可理解的残余，总有无法消除的主体性的参与。

凭借“上帝已死”的宣言，现代主义者尼采试图勾勒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尼采的意思似乎是说现代性已然成功或即将成功，因为现代性将自身从他者，即信仰、天启、玄学、超然性等其他理性的对立面中分离了出来。不过，尼采在一句经常被忽略的话中也承认了排斥他者所引发的焦虑：“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这凶手中的凶手？”⑩在某种程度上，记忆的出现或许是对现代性的失败所导致的焦虑的回应，因为记忆的重点在于求新，它为依然萦绕于当下的过去之物提供了足够的记述。

比如，可以思考一下历史这门有着西方、基督教和一神论根源的学科，与它的一个他者，即那些不属于“西方”之一部分的世界和经验的关系。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指出，历史学家所记述的非西方的历史“通常是一部史前的、原始的和前科学的历史”，它“只有一种选择--将非历史带入历史”。南迪认为，这类历史的目的“完全是在一个精心表达的参照系基础上，彻底剥去过去的外衣”。这种关于过去的观念，当然是十足的柯林武德式的。南迪继续说到，“启蒙运动的敏感??假设了历史与对过去的建构之间是完全均等的；它还假设了历史之外没有过去”。（11）在这种意义上，非西方人的集体记忆就变成历史的他者，被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

但在实际上，这个他者却非常接近历史，或至少非常接近历史学家。南亚“庶民学派”的一位历史学家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曾经指出庶民是如何进入到西方化的中产阶级自身的形成当中来的。这些来自庶民阶级的人民以奴仆这一实体出现在中产阶级的家庭和空间中，并因此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经验已经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到史学撰述之中。印度中产阶级里的许多人在还是孩童的时候，就遭遇过庶民那令人着魔的故事，这些故事对这个世界作出了解释并提供了对它的全面理解。南亚庶民阶级的集体记忆虽然是作为与历史对立的他者而出现的，但这个他者却是南亚历史学家在他们成年时可能非常希望理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记忆是历史的他者，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是记忆的他者。记忆提出的诉求只是有可能真实。在对证据的需要上，历史与记忆是尖锐对立的。历史提醒记忆需要来自目击证人和存留之物的证据。记忆虽说是不明之域：它不能被信赖。但人们不应由此就认为历史是光明之域，因为在历史的相对光明和记忆的相对黑暗之外，我们必须承认还有一个巨大的关于历史的不可知领域。这一经验来自我们时代认同的不确定性，因为在削弱下述观念即存在一种我们可以接近的唯一的权威视角时，认同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历史与记忆的傲慢：一方面是确定性的傲慢，另一方面是真实性的傲慢。

历史与记忆的界限或许在20世纪一个重要的现象中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达，那就是对所谓犯下国家支持的暴行罪的罪犯的审判，审判的目的是既要达到真理和正义，又要通过形成集体记忆以帮助塑造新的集体认同。人们为审判所构想的这种双重计划，其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同时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它怎样才能做到？又怎样无法做到？那些在同时为发现

历史真相和重构集体认同而努力的法院和军事法庭都与当下的语境相关，这种语境表现的是某些普遍的理论要点。我试着将这些理论要点以命题的形式表达如下：（1）历史、认同和记忆的不确定性是相互的；（2）历史与记忆截然不同，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不同民族或群体所“记住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中；（3）尽管如此，历史与记忆的界限却不能得到精准的划分；（4）缺少一种唯一的和无可非议的权威或架构，就不能解决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历史的在场意味着历史能够永远征服记忆：也就是说大写的历史（History）吞噬了“各种小写的历史”（histories）。而在一个宏大叙事崩溃的时代，就不会如此。所以，我们很难知道怎样才能克服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记忆的总和并不等于历史。我们同样能够确定的是，历史本身并不能产生一种集体意识，也不能产生一种认同，当历史被用于认同形成和认同提升的计划中时，麻烦就会来到。因此，历史与记忆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条界限，我们可以时不时地穿越其间，但我们却不能也不应希望消除它。我们时代更让人烦恼的趋势或许是以可信的记忆去消除压抑的历史。但是，如果真理和正义（或它们留给我们的无论何种幻影）对人们还有所要求的话，它们至少还需要大写历史的幽灵。否则，留给我们的就只是此刻感到美好的东西，或用来去满足邪恶的东西。

注释：

①Eric W.Hobsbawm,“The Historian between the Quest for the Universal and the Quest for Identity”，Diogenes,Vol.42,Issue 168（December,1994），pp.51-64.②Eve Kosofsky Sedgwick,“Against Epistemology”，in James Chandler,et al.eds.,Questions of Evidence:Proof,Practice,and Persuasion across the Discipli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36.

③“Je me souviens”这句格言来自一首诗的第一句，后面两句是“生于百合底，长在玫瑰下”。百合与玫瑰分别象征着法国和英国。这句格言就是让加拿大魁北克的居民牢记他们的现在。--译者

④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trans.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ix.

⑤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ed.W.J.van der Dusse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66.

⑥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pp.262,268.

⑦Michel de Certeau,The Writing of History,trans.T.Conle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p.xxv-xxvi,5,39,46-7,85,94,99-102,218-26,246-8,and passim.

历史背后篇三：全面揭秘神话背后

这篇文章有点长， 因为要从多个角度来阐述，还要结合中国的历史。这还得感谢有史书记载并且有传承，王岐山都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绵延不断，从甲骨文开始就有记载一直到今天，但像地中海文明的古希腊语，根本没记录下来什么，因为古希腊语是拼音，是表音的，而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就更别提什么玛雅文明了。他说的这一段话有视频可查。好，废话少说，下面开讲。

因为是想到哪写到哪，可能会觉得有点乱。此外有些理论出自于个人观点，大家不喜勿喷，尤其是无神论者。古代奇书众多，不过大都被禁，或者用半真半假的冲，最后变得没有正本，半真半假的再由历史幕后的神秘力量指派出外围的组织把他们变得全假，就像前面帖子说过的，历史进程是被控制着在发展，这很恐怖。

远古的兵法不叫兵法，叫做“屠学”，有专门习承者，现在民间流传的道术，法术，修灵术，算卦，祭祀，风水，还有很多旁门左道，大都源于远古“屠学”，就像是现代的罐头，饮料，纤维制品，现代医学，机械，化学，无线电，等等几乎都出自战争或在战争中极速膨胀发展。你要觉得“屠学”是为了统治和杀伐就大错特错了，那只是兵法的目的，“屠学”服务于战争，可是战斗的对象不一定是“人”，所以，“屠学”的强大早就超越了对付正常人的范围！问题来了，谁在害我们？！谁在保护我们？！谁在篡改历史？！谁混在我们其中？！

《太古清目》是《史记》的前篇，可惜，神秘被毁，上面记载的大概是上古神录，意思是说笼统的记载了“神战”的简记，只写事件的发生，不记载过程和起因，更不记载起源。可惜的是《太古清目》通篇失传，只有民间的口口相传了，未入正史，传久了逐渐形成神话传说，你知道每一个神话传说都是曾发生过的事，只是传说的描述过于简单，只有现象而已。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真的有个外星人炸了一座山，古代人看到了就记载下来，作为正史，正史被神秘的推手篡改销毁后就只剩下见过的人口传，传久了就有些变动和他们的叙述特点，最后形成的神话可能是这样，天上的雷神追捕一只千年乌龟精，乌龟精躲到了山里不见了，雷神盛气之下，用天雷劈开了大山……这就是形成神话了！所以说，神话是有现象的，却没有起源，而人们要找的却正是要找起源，正史只能算是周代后推崇的纯“现人史”，野史是高人的思考和诟病历史的缺点，神话直指起源，正史，野史，神话，结合一起才是真正的历史，这很重要。《孔子闭房记》是古代奇书，其实并不是孔子所写，也非儒家所作，只是托名而已，筑书的高人连名字都不愿意留下，是因为即使是高人也未能写全，也只是写了部分，可以说是知道多少就写了多少，所以就托名传书。《孔

子闭房记》写的大都是商末和西周时期的贵族间所用的祭祀，唤灵，还有占卜和部分“屠学”的精要，这种书毫无疑问要被禁止的，最后真本彻底失传，实在可惜。

《易经》起源于第一代炎帝（我们口中说的炎帝通常是第九代，也是最后一代炎帝，即炎黄的炎帝，炎帝隶属神农氏，第一炎帝就是伏羲），用爻的衍生变化记载起源各种命里和规律，结合河图洛书形成。后，部分失传，到了西周，有西伯侯昌按照他的意思做了注解衍生了有名的文王六十四卦（但是它并不是用来算卦的），后又经周公旦修形成（周易），可是，“周易”的含金量远不及（易经）的原图，自西周后，人们看到的《周易》就等同《易经》了，真正的《易经》原图失传。《易经》下部是《连山》，上部是命里起源，下部才是古灵精怪 神魔妖仙的法门，可惜，在《易经》原图前就失传。（提要；西周的开国父子俩远不及商朝）

《赤伏符》又是一部神秘的预言书，兴起于东汉，是一部全是“谶言”的书（谶；chèn ），准确预言了汉世祖刘秀（即光武帝）后，被刘秀所禁。其实《赤伏符》是被忽然抛到民间的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历史背后的推手总是借尸还魂。

《推背图》流传最广，有关于推背图成书的经过，说是袁天罡和李淳风推算两千年的国运变迁，共六十图，我只能说这样的故事是哄小孩儿的，他俩没那么大本事，只是被推到前台的两个术士，是真正势力外围的外围。你懂什么意思吗？！例如，李嘉诚很有钱，这你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吗，李嘉诚只是“共济会”的外围会员，说的很不给面子却是事实，不信可以百度一下。

《山海经》最值得考究的先秦典籍，建议大家也去看看，看原著，那里面写的才是真的，只是太挑战你的观念。《九兵》直接关系到道术的起源，古代修道士更是服务于战争，而且并不是针对普通人的战争，都知道“妇好”吗？！因为死了一个妇好，商失了高灵的支持，又被另外一股势力怂恿，后来的商才亡，帝辛是不世之材，只是缺了高灵的支持，即使亡了商，高灵归隐修道士立九兵也不去扶持周朝，周天子大设“封神榜”以天下人的灵和精对神秘势力和九兵示好并表示敬畏和臣服，而帝辛曾与他们对抗，成汤立商六百年是人，神，鬼，最繁荣的时代，西周立国后大肆毁灭高度商文明，杜撰新历史，做假墓修假城，连遗迹都篡改，自周开始，中国的的超级文明第一次断代，保留的不到十分之一。

《春秋》《战国策》，不是深奥的著作，但是值得探究记载的现象和时间，《春秋》虽是孔子所筑但是记载用字极其简短，并未注入儒家思想，是能看的，唯一的孔子著作，反而倒是后来给《春秋》 做注解的“左丘明”编写的《左氏春秋》儒家思想严重，（孔子篡改《易经》腐化思想，千年蛮昧是罪魁祸首，孔子受了指使，他是“混在人们中的一个势力的使者”）孔子问理其实是和老子的一次交锋，并且无奈于老子，老子是上古高灵一种修道士，且不属于九兵。《战国策》真的值得研究，用的文字很犀利，理解起来复杂，不过价值高，还是那句话，看史要偷过现象看本质。东周的大批高灵意识觉醒，也造就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现象，可以说是上古文明和近古文明的觉醒。

《术黎通册》又一奇书！秦始皇先祖“秦襄公”是给周天子养马有劳后就救驾有功，封地西戎，过天水遇神鹚乘土兽受书，秦襄公才得《术黎通册》，天象定数，命理时运，也有“屠学”分支，还有玄学的解法（古代玄学不是算命，是解释应用天象定数，还有宇宙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秦传国之书传三十六代，到秦始皇，其实也是被安排和设定好的。秦始皇看透了一切玄机，并实施反抗，历史背后的多方推手和神秘势力都不允许秦始皇的继续发展，并多次警告。（东郡坠星落地为石，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又有使者送玉壁与镐池君，言；今年祖龙死……不细说了，史书上有）。顺便说一句，秦始皇陵是中国最大的秘密，五千年的秘密都在里面。

《太公兵法》，又是托名的书，黄石公在驿桥之上受书于张良，辅佐刘邦。范增七十了还要南征北战目的是辅佐项羽。

秦始皇说东南有天子之气，张良说合天下之力能溃项羽，范增说刘邦尽快杀，他也有天子之气。没什么好奇怪的，都是高人，都看到了对方的背后，秦始皇看到了天意，都是被安排和选定的，《太公兵法》没有内容，不过是“上面”下的任务单，黄石公说你我还有一次缘分，十一年后你在冀北城下看到有块黄石就是我，其实是说了任务的时间和复命的地点罢了。范增说“天下事大定已”也是提醒项羽该走了，项羽不是在和刘邦斗，是想拜托控制。刘邦登基后才意识到这点，吕后不简单，比你知道的还复杂的多。

说了这么多古代史，再穿越回来讲讲现在的事情，94年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天上下冻雨铺的满地冰珠，紧接着就是大雪飘洒而下，冰珠铺在下雪落在上面，能说一片都没有化，黄河附近的村子里有户人家生孩子，生下来就能开口说话，这条消息被人快速的传开，都视作那是不详的消息，那段时间农村除了门神还再门上贴了一对开口的黄狗辟邪，老话的解释就是防瘟神。（事后证明确有其事）

还是腊月底，雪又下的很大，有条消息传遍了几十里周围村庄，黄河水结冰了，在我们那，黄河水结冰从未听说过，在我们那黄河水结冰也是奇观。河中鳖驮山，县里出神仙。河上虫卷云，腊月响春雷。不知道是谁散布的话，一夜间又传遍了周围好几十公里，听说，下着雪的黄河上空，有团巨大的伞壮云，非常巨大，看起来象是独立的，好像不属于天空，云非常厚的样子，里面有巨大的黑影，在里面极速的游来游去，人们都说象电视里的快镜头，有人说是条黑龙，有人说是条大蛇，天很快就黑了，到了晚上雪下的更大了，出乎意料的是，在下着大雪的夜空中真的打雷了，声音特别大，闪电照着天空的瞬间看到的景象是从未见过的就像做梦一样。

下雪还打雷绝对是异象，有很多老人都说，过了年快出去打工，前半年大旱，后半年大涝，（事后也证实了这话，那年秋天黄河水淹没了全县的上百万亩庄稼）听说在河底作怪的就是几只巨大的鼋，他们是受虫祖的命去做的，（虫祖就指的是蛟）

网上不是有传在黄河里捉了比卡车还大的乌龟吗！ 其实不是乌龟，黄河里的龟类不发达，发达的是鳖类和鼋类，黄河鳖驮山就是大鳖在黄河上破冰，在岸上看就像驮着山，到底是多大的鳖没人特意描述过，不过县里到时真的出了仙（大人物）老人们传说鳖个鼋类都特别长寿，至今未见过自然死亡的鳖和鼋，有些有点灵力的鳖和鼋伏在黄河底，一个甲子上来一次吃阳灵，（一个甲子60年），就能快速生长，六十天后再伏水底六十年不动，有些再黄河底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更甚至几百年的大鳖巨鼋动一动黄河就有可怕的大旋涡，浊沙就从底部到河面，水面浑浊不堪，鳖和鼋到了某种境界蛟也很难奈何，黄河经常改道，在黄河底也有不少巨大的前人事物，很多就是它们给弄上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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