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依附论为视角来探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

　　摘要：依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兴起的用来诠释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后来被中国运用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中。本文借助依附理论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全面剖析，并得出结论：在全球化的激流中，中国高等教育既要借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更要保持和发扬我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粹，走出一条“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高等教育道路。
　　关键词：依附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本土化
　　一、依附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依附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用来诠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经济欠发达的一种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现代化学派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方面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以安德烈·弗兰克和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依附论学派彻底批判了现代化学派的主张。依附论学派抨击现代化学派主张的现代与传统的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太过笼统、模糊而无法诠释现实的世界。因为当下备受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而非现代化学派研究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依附论学派认为依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处于被西方国家剥削、控制的地位。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统治地位。依附论学派初期提出的观点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铁铮铮的事实冲击了他们的观点：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很快跻身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依附论以拉美为倚重研究对象确实给当时的理论界带来独特的价值，但他们忽视了对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实证考察和研究，这种理论与实际偏离的研究方法注定让依附论学派陷入自圆其说的境地。
　　早期的依附论学派用普遍归纳的方法去研究外界力量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却不分析落后国家的内部结构。就在古典依附理论招致四面夹击的时候，以社会学家卡多佐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要重点研究落后国家具体的历史发展特点，与“经典依附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依附和发展可以同时进行。新观点倡导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历史特点、民族特色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但依附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时候依附派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依附论那模糊、笼统的概念，松散的论证过程，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总之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高等教育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依附与自主的斗争之路
　　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附论被广泛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我国学者展开了对中国高等教育依附问题的激烈讨论。回顾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正视那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史，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下，我国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作为“后来者”國家，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一度模仿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比如清末以来的“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等。其中，中国在50年代对苏联的模仿给我国高等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依附的消极方面来看，引进苏联模式加剧了我国教育的中央集权，比如在学科设置方面强调单一性，以致理工分离；在人才培养上一味追求对专业精英的栽培而忽视了通才教育；教育的职能目标太窄等。然而，当时中国的“依附之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依附”和“自主”之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理清概念。所谓“借鉴”，是指积极地、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学习，即我们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与发达国家沟通、交流；“依附”则是完全被动地照搬别国经验，这样的“依附”最终只会形成畸形的教育体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美、日等国竞相借鉴它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它们是在适应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借鉴，最终它们的大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比如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州立大学，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意义的借鉴是可以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
　　重新审视中国近百年来的高等教育之路，我们可以发现无奈“依附”背后的创新与变革。比如“壬寅-癸卯”学制，乍一看确实模仿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但依附论者没有看到的是，它也结合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需要，在开设的八科里面经科是最大的一科，这在日本学制里是看不到的；“壬戌学制”从构思到颁布经历了八年的准备阶段，在这期间，学术界、教育界的学者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陶行知先生评价说：“颇有独到之处。”廖世承先生说：“不是好学时髦，或盲从美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入了WTO，国际地位日益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在获得新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重新审视大学与政府的依附关系
　　政府、社会、大学三者始终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最备受争议的，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主与控制这个话题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政府的依附，同时大学又渴望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以便实现学术与科研的自由。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高等院校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包括教育决策的制定、教育经费的划拨、行政管理人员的选聘、专业教师的任用以及高考制度改革事务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全权管辖。实践证明，大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同样政府也期望大学的发展能带来可观的回报，二者就是这样处在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大学要想脱离政府而获得完全的学术、文化独立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依附，将被动依附转向主动依附，将无限依附转向有限依附。大学要积极地投身到国家高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努力创建自己的高校特色品牌以打造核心竞争力。笔者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也能推进大学的自主化，不同于宪法和法律的是，大学章程的效力仅限于大学的组织者和相关主体，不具备普遍约束力。大学章程允许学校的举办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地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规范法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政府，而社会捐赠的数目相比于发达国家则是微乎其微，总之，我国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及捐赠意识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发动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海内外人士对高等教育进行捐助，鼓励政府创办社会型的慈善机构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强大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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