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叶片

　　分田到户第一年，我家的稻谷堆得像山。那年的年饭丰盛，七碟八碗，鸡鸭盘中立，鱼肉碗里堆，但这样的好日子很快成为过去。第二年，农业税陡涨：公粮，口粮，余粮，上交大队。收到碾场的稻谷依然堆得像山，都一担一担地挑到镇上交公了。剩下的，需要用钱，就卖粮食，或用粮食抵账。我家的谷仓，记忆中，再也没丰盈过。
　　这年初秋，父亲瘸着脚，挑一担谷，到石桥镇送公粮。石桥镇离我家十里地，父亲一天挑了两趟。我一直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说，这后一担谷子，有一箩筐不是上交公粮，是自己卖的，虽然也是交给镇粮店，但能得到一些钱。父亲说，这钱，给我交学费。
　　父亲挑着一担谷，走到下河湾。父亲并没走公路，那样要远出几里地。父亲抄近路，走的是乡村小道，田埂、塘坝。父亲经过多年的磨砺，虽然膝盖有伤，也能挑起百斤重担。父亲走得缓慢。父亲走到下河湾塘埂时，突然一声惊叫，随即丝丝吸着冷气。他的身体晃动着。他努力地平衡自己，让那担谷在他的肩头停止摇摆，极力不让自己摔倒。他要是摔倒，那一担谷子，就会像水一样，泼进水塘。
　　怎么啦？我问父亲，他没回应。我低头察看。他的整个鞋湿了，不是汗水的颜色，暗红，是血。一块木板粘在父亲的鞋底。那木板上有一颗钉子，父亲踩中了它。
　　父亲咬着嘴唇，慢慢地将箩筐搁在塘埂上，这才无力地坐下去。他弯腰，双手上伸，陡地使劲上抬，拔下木板。
　　更汹涌的血喷涌而出。
　　我問：父，痛吗？父亲摇头说：不痛。
　　父亲的膝盖有毛病，现在脚掌又受了伤，我知道他痛。我说，父，算了，不去了。父亲说，要去，你明天就上学了，耽误不得。
　　我说，父，我看着谷，你到鱼鹰家去。鱼鹰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父亲不去，他说，没多大的事。我说，要不你等着，你去把他找来。父亲说，他总在外面跑，你晓得他在哪个垸子。莫去，没得多大个事。
　　父亲按压着伤口，直到它不再往外渗血。父亲起身，从一旁的稻田里，挖一小块泥，敷在伤口上。父亲说，好了，没得事了。我说，行吗？父亲说，行，泥里有稻草灰，消炎。我不知道父亲是诓我，还是果真如此。
　　父亲的腿疾，并非先天。父亲是那个年代的师范生。那年红安县扩办乡村小学，亟需老师，父亲他们提前一年，奔赴教学岗位，成为公职教师，吃国家饭。三年后，需要知识分子支援农村建设，父亲回到乡村。一介书生，父亲干不了重活，说话偶尔夹杂普通话，遭人排斥，被人讥笑，说他是“陕西的骡子做马叫”。父亲努力表现自己。一天夜里，生产队去偷外村的树，父亲奉命参与其中。冲锋在前，仿佛集体偷盗，就不是偷盗。结果，父亲挨了铳，膝盖受了伤。因为是偷盗，不敢声张，没得到彻底治疗，留下后遗症，自此，父亲一只膝盖不能弯曲。记忆中，父亲走路总是很慢，他极力掩饰自己的腿疾。
　　我的母亲不识字，把父亲下放农村的证明信，当废纸卷烟抽了，加之父亲腿疾，父亲再也没能回学校，成了一个彻底的农民。
　　那年秋，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后，决定干一番大事。他觉得日子太苦了，他要搞养殖，打个翻身仗。
　　父亲想养猪，没本钱，就想到养母猪。母猪下小猪，一窝生八九个，每年都下，代代相传。父亲说，我家很快就会有一个养猪场。母亲不让父亲养母猪，说闹烦人，不挣钱。母亲说，你养吧，保准栽跟头。
　　父亲不信这个邪，赊了一头母猪。母猪长大了，生了小猪崽，我们都高兴，看着一头头可爱的小猪。可是，几天之后，那些小猪都死了。一分钱未挣，还搭上了买母猪的钱，母亲数落父亲，说家运不好，养个么猪。父亲服了，说，不养了，再也不养了。但父亲不认为是家运不好，他说是我们家人多，母亲嗓门又大，小猪崽受了惊吓。
　　父亲不死心，他想富起来。父亲听说山里有人烤烟叶赚了钱，第二年开春，就把自家的黄土地，全种了烟叶。父亲摸索着烤烟。我们帮着父亲，把葱绿的烟叶绑在竹竿上，送到烟炕里去烤。烟炕是一间像碉堡似的土夯屋，有两层楼那么高。烟炕下面通着耐火管，两墙之间，连着长木杆。那些绑在竹竿上的烟叶，就这么一层层搁在长木杆上，从上到下摆放。最后，父亲往炕炉里点火，烧到一定时间，就封了火炉，让里面的热气烤着烟。父亲有文化，按烤烟技术指南，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间小火，什么时候封炉，父亲弄得很明白。他烤出的烟叶金黄金黄的，像深秋的树叶。
　　父亲上到烟炕里，把那些烟叶小心地撤出来，搁在旁边的空地上。我们小心地把烟叶解下，按金黄色，深黄色，浅黄色分类，扎成小捆，卖到烟叶收购站。
　　暑假里，我跟着父亲，到收购站卖过一次烟叶。收购站在石桥镇。收购站在烟叶的斤两上，不敢克扣我们，我们家有秤，来之前，父亲把烟叶称了，哪堆多少斤多少两，父亲熟记于心。收购站只能在烟叶的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压等级。他们将烟分成上上黄，上中黄，上黄，中黄，下中黄，下下黄，下下黄已不是黄色，是黑色的焦煳的。乡村人讲禁忌，不愿说出那个“黑”字。
　　各等级烟叶的价格从高到低排列下来。
　　那天，我家的烟叶黄灿灿，像纯金打制。
　　这么好的烟叶，一定是上上黄，最次也是上中黄，父亲竖起大拇指说。
　　父亲挑着满满的一担烟叶，往石桥镇走去。父亲怕把烟叶揉碎了，不用箩筐装烟叶，而是小心地用绳子捆起来。他怕一路上风吹起的沙尘，会弄脏了烟叶，最后定要用大块软塑料布，将烟叶轻轻包裹。我平日不太喜欢同父亲一起到镇上，我怕同学们看见我有一个跛腿的父亲。这天不一样，我愿意同父亲一起去，父亲说要给我买一双凉鞋。从出生到现在，春末到初秋，我一直是光着脚丫。这将是我人生夏日里，第一次有鞋穿。
　　出乎我们的意料，烟叶收购站的人把我家的烟叶，一半定为上黄，其余的都是中黄。这就是说，我家的烟叶，被他们依次压了一个等级，本是上上黄的，他们定为上黄，本是上黄的，他们定为中黄。各等级间的价格相差不少。我看见父亲的脸，在炎热的夏日里，却是冻僵了一般，没有一丝表情。他只是默默地将那些已经过秤的烟叶，往收购站那堆烟叶里放。这其实不是父亲该干的，烟叶过秤，就已经被他们收购了，往哪堆烟叶里放，是他们的事。但父亲很执拗地自己一束一束地，把我家那几捆烟叶，往那些成堆的烟叶里放。我当时只当是父亲舍不得它们，要多送它们一程。可是不是这样，父亲把那些他们定为上黄的烟叶，直接送到上上黄的烟叶堆里。而我家的烟叶，放在上上黄那堆烟叶之中，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金黄可人。一束烟叶，上面扎成团，下面散开，像一个个戴着皇冠，身穿金丝纱裙的公主。烟叶收购站的人看着父亲，没有做声。他们不理父亲，继续他们的收购。父亲也没有吱声，没有同他们辩解，似乎他在乎他的烟叶是上上黄这个名分，胜过烟叶到底卖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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