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云经验”的由来]北顶娘娘庙事件蛇图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中国从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成长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这是国家生命力充分迸发的30年，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各种选择和利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
　　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新的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30年，是祖国大地山河面貌巨变的30年，也是中国人民改写历史、谱写新篇章的30年。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经济总量已名列前茅，人均收入也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奋进。在庆祝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之际，重温一下我国改革开放是怎样起步、怎样逐步展开的这段伟大的历史进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为此，从本期起本刊将陆续推出“回望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欢迎广大读者垂注。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到安顺地区所属的关岭县工作，而且一干就是23年，直到1984年才离开关岭。
　　今年是“顶云经验”出台30周年。重回首，怀揣一份责任和牵挂，我还是想回顾一下“顶云经验”产生的由来。
　　
　　想方设法闯新路
　　
　　1976年金秋，关岭县委正式明文任命我为县委政研调查组组长。1978年春，有一次我随县委书记李清泉下顶云公社调查。在车上他对我讲：前些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要解放思想，想方设法闯新路，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你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现在你又专门负责政策调研，应该闯出点经验来。当时，我在车上就愉快表态，决心下去试一试。
　　顶云公社离县城近，是我们常下区社的必经之路，算是全县22个公社中自然条件较好的公社之一，而且规模小，田多地少，全社总共才2个大队，28个生产队，便于掌握情况。在逐步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三基本”、“五定”小包工等经营管理办法后，粮食已有所回升。1975年增了产，但仍未达到过去年产270万斤的最高水平。我们到公社住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选好点。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才确定把这次试点定在常家寨生产队。这不光是看上了这个队山青水秀，田土集中，上下队集中住在一个偏坡上,主要是看上了这个队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好领导班子。老队长罗文昌个头不高，性格开朗、为人坦诚。他不仅对全队社员情况，田土好坏、远近了如指掌，而且在经营管理上很有见地，在群众中威信高。
　　提到要改进管理，把粮食搞上去，社员人人高兴。但一开始就受到了阻力，队里个别老户竟然提出：要想搞好生产，干脆按当年土改政策，各家改到哪里就种到哪里。我坚决反对这个想法，理由一是当年参加了常家寨土改的老户，现在户与户之间人口增减已有大的变化；二是土改后这些年迁入常家寨的新户不少，他们自然在常家寨无田无地，叫他们这些人种什么，吃什么？三是把田地分光了，队也散了，队里的五保、四属、困难户谁来照顾？所以这是一条绝对行不通的路子。大多数群众是明事理的，只要我们耐心地把政策、把实际情况给大家讲清讲透，他们自然再无人提这事了。
　　经过反复同群众合计，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不能动。但如果仍按原来老样子，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收工快如风，同工不同酬的老路走，确实难以把生产搞上去。老队长罗文昌说得好：大家如能像现在关心自家自留地、菜园子那样来关心集体生产，只消能出70%的精力,队里生产就一定能搞上去。
　　当时政策不允许分田单干，我们也不能再走回头路。我建议把上下队分成作业组试试，把劳力、田地远近、好坏合理搭配好，把耕作质量要求、工分、产量都定到丘块，定到人头上，增产有奖，蚀产照罚，秋收分组收割记量，由队上统一分配。最后社员开了多次会，才把劳力、男女、强弱分组搭配好，把田地分组合理搭配好，定质定产到丘块，责任、报酬定到人，队长、会计同各组社员反复协商，精细的搞出了具体方案，分组后大家都心明眼亮，人人心头都有了一本账，干起活路来的劲头就大不一样了。
　　
　　只要依靠和相信群众，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常家寨生产队分组定产的实施方案落实后，我才和公社党委和县委工作队通气，首先就遭到了工作队长的反对，幸好还有副队长刘伯渊和社党委成员、人武部长杨志礼支持我试试看，社长卢胜益请事假回家去了，最后社党委书记卢泽江表态：这么搞我不反对，只是今后万一上边追究起责任来，我可负不起。我当时就明确表态，自然是功在社队，失误由我承担一切责任，绝不会推给公社党委和工作队。虽然李清泉同志早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但我绝对不能把底牌向他们亮明，反正我是横下一条心，不到黄河不死心。
　　事情定下来后，按当地农村俗话“捅出来才叫黄鳝”。不到秋粮入仓一见分晓之后，我心头总感到不太巴实。当年常家寨分组后的春耕生产真是人心齐、泰山移。田头地里到处搞得热气腾腾，社员们不仅精耕细作，后期田间管理也抓得又细又好，我们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老队长罗文昌就是点子多，当有的社员提出：一个组的田在几个田坝里，一股水头下有几个组的田，最好由队里来统管。他立即就采纳了社员合理的好建议。当即决定由队里抽出三个劳力，按田坝统一分片负责，由队里的机动工分付给报酬，正如他所说：只要我们真的相信群众，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金秋季节，开锄收割。面对大丰收，罗文昌队长笑了，社员们乐了，我们调查组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常家寨生产队由于试行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粮食生产打了个前所未有的翻身仗，总产比上年翻了一番。罗文昌队长开心地说：我做了50多年的活路，没见过这样好的收成。家家的箩筐都装得满满的，个个心头都热乎乎的，大家都说，这个法子，早几年搞就好了。
　　其实，当年这样搞，开始我心里还是有点七上八下，在队里再三交待，不要分组就分心，一定要坚持“五统一”。一些老社员就批评我不相信群众，大家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吃过地主剥削的苦头，也尝过小农经济单干的苦头，合作化那阵子，顶着办“黑社”的帽子，也要一心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想走回头路的人毕竟是少数。从互助组到现在20多年了，要相信大多数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是高的，分组后，群众积极支持队里工作，为了防止私收私分，当年秋收就由各组交叉验收，还规定了谁私分100斤，不仅要如数扣还，还要加罚10斤。所以做到了无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大宗的水稻、包谷，小宗的杂豆、高粱，就连300斤葵花，也由队里纳入统收统分。有一个组连卖剩秧收的10元钱也交给了队里。有这么好的社员，我们还担心什么？
　　
　　“顶云经验”的产生
　　
　　常家寨生产队增产增收后，在公社左侧顶云大队的仓库里，社党委支持召开了全社大小队班子会，由我在会上介绍常家寨的做法和体会。“媳妇做鞋，婆婆有样”，从而大大打消了下边的顾虑，随后全社又有15个生产队先后暴露了他们早就瞒着上边，也悄悄搞了分组定产。会后，我向县委书记李清泉作了详细汇报，他听后自然非常高兴，表扬我们抓得好。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们开心之际，从河北调来贵州任省委书记的马力同志，在安顺地委副书记田友光陪同下来关岭调研。当天下午在县委常委会议室，马力书记听了常家寨生产队试行分组定产已获增产增收的情况汇报后，并未明确表态支持，只是叫县委尽快整理材料上报省委常委研究。对此我们毫不气馁，因为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马书记个人不便表态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天会后李清泉同志就立马交待，要我明天一早赶回顶云，第二天一早带调查组就回公社把上报材料赶写出来，为了慎重起见，李书记还派分管农业的黄副书记赶来顶云为我们的材料作了审定，然后回县委打印出来及时向省、地委上报。材料报上去后并未听到反响。
　　就在这时，政治嗅觉敏锐的新闻媒体闻风而至，贵州日报驻安顺记者站的陈朝禄和地委宣传部的冯先受二人，风风火火地赶来县委，他们的到来使我备受鼓舞，并详细向他们如实介绍了情况，提供了我所掌握的全部资料。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到顶云深入采访，他们在掌握情况后立即写了初稿。我依稀记得初稿的标题是“往年囤箩空，今年囤箩满――顶云公社常家生产队分组定产纪实”，后来他们又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县委工作队座谈会，进一步全面地了解到全社又有15个队也试行了分组定产，只是效果不大，最好的队也只增产三成，但他们的方向是对头的。应予肯定鼓励。没多久，贵州日报就在1978年11月11日当天头版头条加上《编者按》，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通栏大号黑体为主题，发表了此稿，旗帜鲜明的肯定、介绍了顶云分组定产成功的经验，这就是所谓‘顶云经验’产生的真实由来。它的产生，迅速在全省广大农村引起强烈反响，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给各级领导，各族社员吃了定心丸，有力地促进了我省农村体制改革向前推进。
　　弹指一挥间。虽然“顶云经验”当时只是带了个好头，但人们不会忘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它的产生几经波折，既有县、社党委的鼎力支持，又有各族社员的辛勤汗水和创造性劳动，还有报道此事的新闻媒体功不可没。
　　但更令我感动和深深敬佩的是贵州日报当年以陈建吾为总编辑的领导班子，他们是在当时省委并未表态，更无红头文件的处境下，冒着丢官卸职的巨大风险，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支持了广大群众的创新和改革。没有他们的巨大支持，就绝不可能有“顶云经验”的产生。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勇气，值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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