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清初贵州战乱的祸殃:冲冠一怒为红颜下一句

　　清朝统治的267年是贵州历史上变革剧烈的时期。变革从行政管理制度的兴废、省际疆域的调整、生产方式的革新、社会生活的进步,一直到人的视野与思维方式的变化,几乎涵盖了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两个多世纪,贵州似乎在启动和完成着一次历史性跨越,这种跨越,正是由清初平定“三藩”之乱揭开的帷幕。
　　
　　对吴三桂这个人,贵州人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这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末辽东总兵官,从抗清、降清到反清,走了一段与众不同的迂回人生路,说来说去无非是围着“权”和“利”二字打转。
　　李自成的农民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曾飞檄令吴三桂入卫京师,他迁延不行。农民军攻陷北京后,李自成多次招他归降,他同样犹豫再三,但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掠,其父被拘押的消息后却勃然大怒投向清军,上书多尔衮,请求清兵入关灭“贼”。其实,吴三桂的“为红颜而降清”,不过是蒙骗世人的一个借口。
　　降清之后的吴三桂,与清军联手在一片石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受封为平西王。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吴正式挂上平西大将军印进军陕川,扫荡李自成农民军的余部,围剿张献忠的农民政权。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会同清军多尼等向云贵地区的南明永历政权发起进攻。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吴三桂由重庆出兵攻占遵义,次年正月进入云南昆明,将南明永历帝赶到了缅甸。
　　云贵地区纳入清廷统治之后,清王朝面临的是一种政治上动荡不宁、经济上闭塞落后,各种社会矛盾尖锐交织的残破局面。为了安定西南边疆,清初的统治者不得不认真考虑一套有别于内地的治理方略,推行一系列相应的治黔措施。但要治理云贵就必须有人来负责,在这件事上当年的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却办了件错事。他们没有从朝中另择熟悉西南地区情况的能员到云贵掌控局势,而是就近让吴三桂统率全局,终至酿成大患。
　　《清实录》中有一段记载清廷决定重用吴三桂的文字,是顺治皇帝下给吏兵二部的谕旨。该旨称:“当滋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云南)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这道谕旨将云贵两省无所不包的大权授予了吴三桂,到康熙元年(1662年)更增加了一道“贵州接壤云南,皆系岩疆要地,苗蛮杂居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的委任,给吴三桂来了个锦上添花,让他的权力翻了一倍。
　　让挟平西战争胜利之威、手握重兵的吴三桂“移镇云南”,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再授之以总管“一切事务”的大权,这无异给野心勃勃的吴三桂提供了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机会,以至酿成了后来延时8年,祸及10省的战争。就这一点说来,清初的“三藩之乱”,实际上是顺治时期对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一批明朝降将处理失误埋下的祸患。
　　虎踞云贵的吴三桂视清廷如无物。虽然身居平西亲王位,统辖着云贵两省,他仍觉得不满足,进而要求云贵两省的总督、巡抚统统“听王节制”。他的专横跋扈发展到“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吴三桂大肆扩充军力,安插亲信,每年除了向清廷索取数以千万计的军费外,还不断向云贵土司勒收金银财货。贵州的水西地区因为紧邻云南第一个遭了殃,成为吴三桂劫掠的主要对象。
　　在清初的贵州土司中,水西宣慰使安坤不仅是归降清廷最早的土司之一,在清军进军云贵时,还立下不小功劳。可以说,如果没有安坤的全力协助,清军在云贵地区的军事行动不可能那么顺利。安坤不仅忠诚于中央政府,多次抵制了残明势力的诱惑,始终保持与清廷的良好关系,在维护贵州政局稳定上,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而,吴三桂为遂一己之欲,竟于康熙三年(1664年)统领10镇大军由毕节七星关进入水西地区,向安坤所部发起进攻。在吴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水西兵连败于归集、米裸。
　　但安坤的聪明在于充分利用熟悉地利的优势,不与兵多将广的吴三桂军进行主力交锋,率领部下不断奔走佯败,将吴军一步步诱入陷阱。吴三桂果然中计,在果勇底城落入10万水西军的包围,3万人马成了笼中困兽。不幸的是水西内部出了奸细,安坤的抵抗最终遭到失败。安坤本人不幸被俘,惨遭杀害,水西宣慰司亦被撤废。
　　曾有人撰文为吴三桂大鸣不平,认为古今论者很少有人对吴三桂作出公允的评价,“致使他潜心开发云南、贵州的历史功绩,也被淹没在一片咒骂声中。”这种根据历史表象做出来的结论,显然离事实甚远。
　　吴三桂统治贵州达20年之久。其间,贵州境内战乱连年,各族人民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平静的日子。吴三桂的割据称雄,不仅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延缓了贵州社会变革的步伐,更制造了清初贵州的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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