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物的小镜头:伟大的愿望中国版

　　1959年的元月初，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贵州检查工作。他们一行人由黔东南进入贵州，经凯里、黄平等县到了遵义。当时共青团贵州省委正在筹备召开二届六次委员扩大会议，准备进一步动员全省青年投入“大跃进”。由于要去遵义向全程陪同耀邦同志的汪行远(团省委书记)汇报和请示有关会议的筹备问题，我有幸见到了耀邦同志。
　　我听一位全程陪同的同志说，耀邦同志遇事必问，每问必寻根究底的作风，沿途经常发生。比如每到一个县，他往往会问前来迎接的县官们：“为什么叫XX县？有什么出处？”往往弄得县官们瞠目结舌，十分狼狈，于是便找县志来看。看县志自然不仅仅是寻找县名的来历，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个县的历史。这位同志说，既了解现实又了解历史，将二者结合起来看问题和研究问题，是耀邦同志工作作风上的一大特点，给他的印象很深，启迪很大。他还谈到一件有趣的事，耀邦同志在遵义的日程中有一项是向地、市机关干部作报告。报告的地点是遵义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凤凰山脚，离红军山不远。前面是体育场，从体育场到文化宫要上若干级台阶。除了修建者，大概不会有人去数一数台阶到底有多少级。耀邦边上台阶边默默地数了记在心里，上台作报告时先问全场的人，有谁知道门外的台阶有多少级？所有人都被蒙住了，然后他自问自答，说出了准确数据。
　　完成了遵义的调研之后，耀邦同志一行来到贵阳，住花溪宾馆的碧云窝。那时团省委的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已开始举行，会址选在花溪的贵州大学内。
　　那时正是学校放寒假，留校的学生不多。我们住的都是学生宿舍，和学生们一起在大食堂内进餐。一天中午正吃中饭，耀邦忽然来了。一行人静悄悄地走进食堂，没有任何声张和造势，随意地分散开来，在就近的几桌拿起碗筷和大家一起吃饭。正在这时，汪行远同志走到我身边，悄声对我说：“你赶快写一条耀邦正同大家就餐的消息送到播音室去。”我离开食堂迅速草就了一条消息送到播音室，大意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来贵州检查工作，经黔东南、遵义来到贵阳，出席指导团省委扩大会议，现在耀邦同志一行正在食堂和会议代表们一起就餐。我将稿子送到播音室后，还没有回到食堂便听见广播了，而且一连播送了两次。播音员使用的是那种报告特大喜讯的口气，感情成分和鼓动性都很强烈。当我回到食堂时，里面已经沸腾开了。只见耀邦被“包围”在人群之中，大概是在回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或者主动地向青年们问这问那吧，不停地传来热烈的笑声、掌声和欢呼声。这种事前没有刻意安排和布置的会见，才是领导与群众真情流露的表现，是最可贵和最有价值的事件。
　　1983年底，耀邦同志由四川泸州经贵州毕节来到贵阳。这时他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是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那朴实无华的作风和生龙活虎般的性格却依然如故。关于他的这次行程，除媒体公开报道的活动外，背后还有许多的小镜头。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1984年的元月4日，在贵州省政府礼堂举行了有省级机关部、办、厅、局一把手和贵阳市主要领导参加的见面会和报告会。这次见面会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安排的，首先是不上主席台，只在第一排的前面摆了几张长桌面对会场，耀邦及主要随员倪志福、张帼英、刘延东等少数几个人面对会场入座，陪同入座的只有以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为首的四位省委书记，其余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和人大、政协的领导和厅局长们坐在一起。礼堂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修建的，三十多年来不知在这里举行过多少次各种各样的盛大集会，而不设主席台绝对是第一次。还有一些细节更不容易引人注意或者被忽略。礼堂的贵宾休息室有两个，一个设于主席台右侧与前台相连，实则是主席团休息室，便于各种会议的主席团成员或需要上台的人就近上台。临近开会时本来就不多的几个陪同人员，都先后下台入座，只剩池必卿陪耀邦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幕后缓步下台入座，这就避免了前呼后拥的“壮观”。耀邦一直站着讲了几个钟头的话，会场上不时地响起阵阵掌声，听几个钟头而不觉得乏味。
　　我最后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是在198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次会议上安排他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但没有因为职务的变动而影响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他几乎是以百分之百的高票当选中央委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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